记得小时候，一年四季总会看到爷爷手里拿着放大镜，坐在窗前翻看那宣纸线装书的情景。爷爷有七个儿子和一个姑娘，我的父亲排行老大。爷爷的儿女们都识文断字，父亲功课最好。父亲的爷爷是远近闻名的教书先生，曾在翰林院就职的张翰林家教书。父亲自幼跟着爷爷学习识字，饱读诗书、聪慧过人。家里的四书五经等书都读完后，就通读医书。

1948年秋，人民解放战争进入了夺取全国胜利的决战阶段，征兵开始了。父亲对爷爷说：我是老大，我去当兵。我的功课好，到部队上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就这样，1949年1月父亲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两年后入朝参战。这是大舅告诉我的，并且说：你爸是一个特别有担当的人，像个老大哥的样子！

父亲在部队7年。转业后，他潜心中医药研究，治愈了无数患者，也为家乡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赤脚医生”。经过不断进修和自我钻研，父亲成了远近闻名的中医，成为河北省沧州地区中医理事会理事。那时，父亲会经常收到全国各地患者的感谢信、表扬信和土特产。

父亲从未讲过抗美援朝的事情。但有一次，父亲特别开心地拿着一个包裹从单位回到家。他边开包裹边说：这是朝鲜战场上的战友寄来的，里面是白糖和黑芝麻。接着父亲又从包里拿出一张照片。我一眼就看出，照片上有四位英俊的志愿军战士，手里握枪的就是父亲。父亲兴奋地讲着战场上的故事，这些叔叔来自哪里，现在怎样。激动得神情无以言表。当时还教我们说了两句朝鲜语。母亲接着说，现在说起来很轻松，其实朝鲜战场特别残酷，有数不清的志愿军牺牲在异国他乡，他们是保家卫国的功臣，我们不能忘记啊！

从此，我常缠着母亲讲父亲的故事。1951年冬父亲赴朝参战，极寒天气冻烂了许多战士的手脚，父亲的腿肚子上也留下了一堆鸡蛋大小的疙瘩。因刚刚解放，家家穷得叮当响，有文化的人极少。所以父亲在部队里利用各种空闲时间帮战友识字、读写家书，战友们都亲切地叫他“大先生。”有一次，敌机扔下炸弹，和父亲一同执行任务的两名战友当场牺牲，父亲幸运地活了下来。

父亲一生身经百战没有倒在战场上，但他于1982年4月14日晚为抢救病人倒在了工作岗位上。那时我19岁，在父亲的悼词中，才知道他曾荣获“独胆战斗英雄”的称号。很久以后，我想起姑姑和奶奶曾经有这样一段对话：娘，要不是62年闹大水房倒屋塌，我大哥那一盒子军功章就还在。太可惜啦！奶奶用手摸着我的头说：“你爸呀是大功臣。”这是我第一次听说“军功章”“功臣”什么的。那时我还太小，虽然不懂得是什么意思，但我记住了。几年后，当医生的姐姐告诉我：父亲被评为“青县卫生系统名人”。

我一直想成为像父亲一样的军人。但天不遂人愿，我当了老师。值得庆幸的是我成为了军嫂。婚后分居八年，是母亲和两个姐姐用大爱陪伴我和女儿走过这最艰难的岁月。母亲是一位裹脚女人，没有上过学，但她知书达理。母亲说她小时候识字是从认火柴盒上的字和各家各户大门上的对联开始的。母亲就是我的启蒙老师，记得四五岁时，母亲用一块板子当黑板，拿一块从河边捡来的“小胶泥猴”当粉笔，教我和叔叔家的弟弟认字。“长犄角的念羊，背大枪的念猪”，这是母亲教我们识字的画面。

母亲不但爱读书，而且心灵手巧、勤俭持家、乐于助人。母亲会讲岳母刺字、孟母三迁等各种故事，会在衣服上绣漂亮的图案。我上学的书包，就是用旧裤子改的。夏天粮食生虫子，母亲就一粒一粒地拣，从不浪费。家里有稀罕东西，她总会分给左邻右舍。记得有一次做了年糕，她一边拿给小朋友，一边说歌谣：年年糕、糕糕粘，口口咬枣喜美甜。因为经历过缺吃少穿的岁月，至今我都舍不得扔东西。我家的锅碗瓢盆，有的都60多年了，也舍不得扔。这些都承载着美好的记忆。

母亲是44岁生的我。在母亲70岁时，我生了女儿。当时部队只有15天的假期，女儿却在预产期后12天才出生。女儿出生一天半后，丈夫归队。母亲承担起照顾我和女儿的重任。母亲安慰我说：军人，不得违背军令啊。我明白这是两代军嫂的担当与坚守。在父母的影响下，我的教书育人工作得到百姓的认可，当选青县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成为教育界最年轻的代表之一。女儿也在姥姥的陪伴下长大成人，继承了姥姥爱学习、向善向美的优良品质。

1996年我随军来到了北京昌平。女儿在父亲的熏陶和军营大环境的浸染下茁壮成长。她凭着坚强的毅力，三年取得国内外两个硕士学位，还成功通过国家司法考试。工作后，女儿的一头长发，赢得无数人的羡慕。然而有一天她对我讲，要把头发捐给因接受化疗而失去头发的人，这期间不能烫发、染发。女儿收到捐发证的那一天，全家人都特别高兴。因为女儿把她的头发赋予了爱的意义！女儿还加入了自愿献血的队伍。很欣慰，母亲虽然不在了，但她“与人方便，与己方便”的做人准则还在延续。

2017年退休后，我成为红色宣讲员。几年来，累计宣讲近400场。我走进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登上了“京津冀银发达人”的舞台，被评为昌平榜样。我深知：宣讲不仅是讲述红色家风，更是传递向上向善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