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抗战老兵的牛皮挎包

在建川博物馆聚落中流砥柱馆展出的文物中，有一个反映新四军抗战的物证—牛皮挎包。挎包高40厘米，宽25厘米，厚10厘米，带暗扣翻盖，有些磨损和陈旧。2006年底，由抗战老兵董绍祺的儿子捐赠。

为了弄清牛皮挎包的来源和背后的故事，老兵的儿子四处查找资料，走访父亲生前的战友，使这段历史逐渐清晰起来。原来，它与老兵有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和眷念。董绍祺生于1921年，安徽凤阳人。1937年9月，参加中国共产党在淮南地区组建的抗日救亡工作第三十一团，这是一支担负收集情报、宣传抗日、锄奸等任务的抗日工作队，1938年编入新四军第四支队，董绍祺曾担任苏皖边区政府半城直属区委区长。

1941年1月，新四军军部在江苏盐城重建。新四军第四师是统一编成的七个主力师之一，前身则是在豫皖苏边区和淮北大地上由一支数百人的游击队逐渐成长壮大起来的一支抗日劲旅，彭雪枫将军任该师师长兼政治委员。彭雪枫率领第四师，在苏、皖、豫、鲁四省交界的广大地区创建了淮北抗日根据地。从1941年2月正式组建至1945年8月，在津浦路东淮北地区共战斗了四年零六个月。其中，1942年11月，粉碎了日伪军6000余人的大“扫荡”，歼日伪军700余人，拔除了青阳、马公店等据点。在八年全国抗战中，新四军第四师取得了光辉战绩。

淮北抗日根据地盛产牛皮，又因地处江淮要冲，自古商贸发达。淮北边区政府积极发展商业贸易，建立淮北皮革厂，与苏中根据地以及其他抗日根据地互通有无，甚至与国统区进行商贸活动，用优质的牛皮产品换回边区紧缺的弹药、医药品、食盐等。同时，生产了一批供新四军指战员使用的公文挎包，主要配备给连以上干部。在战斗中，拥有此类皮包的人往往是敌人火力射击的重点对象，很多战友因此而牺牲，皮挎包又传递给下一任。

这个皮挎包的第一位主人是抗日救亡工作第三十一团的一位营长，1941年在张圩子战斗中牺牲。第二位主人是一名营指导员，1943年在反“扫荡”战争中牺牲。皮挎包随后到了第三位主人手中，他叫毕逸，是董绍祺的同事。1944年8月15日，为恢复被国民党顽军汤恩伯部强占的豫皖苏边区，新四军第四师五个主力团集结半城，奉命西征。在即将随大部队开拔路西（津浦路西）时，毕逸以挎包相赠董绍祺。董绍祺带着挎包随部队越过津浦路西，首战萧县小朱庄，这次战斗歼敌1500余人。不久，部队进击河南夏邑八里庄国民党顽军，歼敌1000余人，师长彭雪枫却在此次战斗中壮烈牺牲。此后，董绍祺转战各地，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转业地方工作。

董绍祺对这个皮挎包有着特殊的感情，一直将它带在身边，从不轻易让子女动用，自己平时用它装老花镜、笔等用品。就是生病住院，许多东西可以不带，唯独这件物品必须带上，他说这样心里才感到踏实。他经常给几个子女讲述自己在抗战中的经历，每一次战斗都意味着要经受生与死的考验，经常感叹那些身边牺牲的战友，觉得自己是幸运的。

老兵儿子在获知建川博物馆征集抗战“老兵手印”后，于2006年9月16日，在医院病床上采集了董绍祺的“手印”。9月18日，在这个特殊的日子，董绍祺安详离世。挎包再现了一段烽火硝烟的岁月，见证了新四军将士英勇杀敌以及老兵之间的友情，让观众加深了对抗战历史的了解和认识。

本文摘自《中国纪念馆珍贵文物故事》

作者：唐兵（建川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