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退休教师，现年七十七岁。谈到家风，我脑海中立即浮现出一张张熟悉而亲切的面孔，他们是我的长辈，是我魂牵梦绕长相思念的亲人。与他们分别已经很久了，可又时时感到他们仍在我的身边，从未远去。他们的居所天各一方，平时难得相见，他们的人生道路千差万别，大相径庭，但每个人的故事都精彩、感人。从中我能感受到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给我鼓舞，给我智慧，让我能够从容淡定地面对工作、生活。

一、历经艰辛终无悔，位卑未敢忘忧国

我的祖父邢善亭，1893年生于河北无极。1914年他怀着教育救国的志向，考入北京高师（今北京师范大学前身）学习，毕业时学校推荐他与另几名同学一起，赴甘肃兰州参与兰州师范学校的筹建工作，随后祖父担任了该校第一任校长，从此开始了他与中师教育一辈子的缘分。当时的兰州师资匮乏，教育落后，他们的到来自然大受欢迎。祖父曾回忆那时的生活：每天坐着黄包车去不同的学校上课，就像明星赶场般异常繁忙。十年间学校已有了长足发展，此时他接到河北省教育厅发来的返冀任职的邀请，遂于1927年告别兰州，携家小回到河北，先后在保定师范、滦县师范、正定师范学校任教。

1950年，他被派往通州女子师范学校任副校长，主管教学工作，同年被选为通州市（通州彼时隶属河北为一专区市）政协副主席。那年他57岁。祖父从教生涯的最后十五年是在通州女师以及后来的通州师范学校度过的。他把全部心血都倾注在了他所热爱并毕生为之奋斗的教育事业中，在他六十岁生日之际，北师大校长陈垣先生带着亲手书写的条幅登门道贺，条幅上“桃李满天下”五个大字熠熠生辉。1965年，祖父以72岁高龄退休。

1955年，我7岁，从天津来到通州上小学。与祖父母一起生活了整整十年。祖父一生光明磊落，深明大义，初心如磐，无愧师表，他认为正确的事，纵有千难万险，都会坚持到底，绝不退缩。下面的事例便是对祖父品格、风范的最好诠释。

其一，抗战期间，祖父对共产党的政治纲领和抗日主张深表赞同，他的行动是，1940年带着刚刚高中毕业的二伯父，亲赴延安实地考察。伯父进入延安自然科学院（今北京理工大学前身）学习，祖父也留下为到访延安的外国友人充当英文翻译。一段时间后，对共产党八路军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才安心地返回。

其二，1948年，解放战争已进入尾声，党组织建立了华北大学，为接管大城市培训干部，祖父被选调入华大学习。就在此时，一个意想不到的事件发生了：进驻老家的土改工作组，根据早年分家时祖父名下分得过一些房屋土地，将祖父定为了地主分子，并责令其回乡接受批斗。经上级同意，祖父回到家乡向工作组说明情况，据理力争，事态却未能有所改变，这让一家人陷入彷徨迷茫之中。这天，祖父把全家人召集到一起，给他们讲解了当前的形势和党的政策，最后说道：“我们失去了一点财产，这没什么，不久之后我们将得到一个新中国！”这话掷地有声，振聋发聩！小姑姑今已百岁，是这一事件的亲历者，多年后讲述起这段经历仍激动不已。

其三，新中国成立之初，教育事业的发展急需补充师资，中央大力号召青年人报考师范学校。当时我的一位堂兄——大伯父的儿子邢启圣正在祖父身边读初中，他天赋异禀，勤奋好学，立志要当一名历史学家。初中毕业时，祖父半说服半强迫，硬是让他报考了通州男子师范学校。1955年他毕业时，祖父所在的女师恰好需要一名教师，祖父亲自到男师考察，选中了一位品学优、能力强的学生到女师任教，他就是后来在体育教学和国家体育裁判事业中取得了突出成就的张涌老师。与张涌老师同班的我的堂兄则被分配到了河北省邯郸市峰峰矿务局子弟学校，当了一名小学教师，并在那里落户扎了根。几十年后堂兄凭借自己的努力和聪明才智，创造了不俗的工作业绩，成就了一番事业，让祖父深感欣慰。这就是我的祖父，胸怀大爱，一生奋斗，历经艰辛终不悔，位卑未敢忘忧国。他是我心中的丰碑，我永远景仰、怀念他。

二、家国情深似海，好家风代代传

祖父母育有三子二女，前面提到的我的二伯父，在延安自然科学院毕业后，经受了战争的洗礼，成长为一名优秀的青年干部，被保送去苏联学习造船工业。学成归来，作为新中国第一代船舶制造业专家被安排在交通部工作。然而伯父却不甘心于优越的工作生活环境，认为待在机关里难以发挥自己的专长。经再三请求，他如愿调往天津，担任了新河造船厂厂长。

这是一家早年由法国人建立的老厂，技术和设备都已落伍。伯父到厂后立即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造，引进新技术、新设备，加强骨干队伍建设，短期内便收到明显效果，老厂旧貌换了新颜。几年后伯父再次奉调去了位于南京的交通部第一航务工程局。“文革”中我曾到伯父家看望他。当时伯母在五七干校，伯父被停止工作，整日写检查。见到我他喜出望外，拉着我的手问寒问暖，带我去饭店吃了一顿丰盛美味的午餐。伯父急切地向我询问在京亲友们的情况，而对自己当下的困境只字不提。在兄弟姐妹中他最健谈，有他在场，一定笑声不断。眼前的他依然神采飞扬，豁达乐观，我的心里充满浓浓的暖意。

父亲邢兰生是五姐弟中的老小，1947年他高中毕业，只身前往北京考大学，因遭遇战事受阻。此时他做出一个重大决定：参加解放军，投身人民解放事业。参军后立即加入到激烈的战斗中。他曾说起一个寒冬之夜，部队急行军几十里执行战斗任务，途中遇到一条大河，部队刚过去一半冰面就断裂了，后面的战士只能蹚水过河，上岸后衣服立马冻了冰，再继续跑路，有人的棉裤竟然从膝盖处断为两截，就这样坚持到指定阵地。全国解放了，父亲所在部队随即开赴朝鲜战场，三年作战，三年搞建设，1956年才回国。接下来的几年，他随部队在北京西山修建大型地下军事工程，仍旧过着枕戈待旦、铁马冰河的日子。工程结束后，父亲被派往西安军事工程学院工作。1964年国家重点工程天津拖拉机厂开始建设，父亲又与一大批部队指战员集体奔赴了新战场。父亲和二伯父都是那个年代的热血青年，他们经历过枪林弹雨的考验，也经受了艰苦创业的磨炼，在他们身上我读出了古先贤的豪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大伯父邢焕章是祖父最钟爱并寄予厚望的儿子，其人生道路与两个弟弟完全不同。他早年毕业于黄埔军校，接受委派去宁夏当了一名县长。赴任路上他专程与父母作别，祖父与他有过一次长谈，大意是为国尽忠，勿念其他，造福一方，青史留名。伯父任职的宁夏固原县干旱缺水，环境恶劣，他制定的应对之策是调动各界力量，植树造林，兴修水利。各项大小工程很快上马，但费尽周折始终难以持续推进，主要原因是得不到上面支持，资金没有保障。几年后，处处坎坷，连连碰壁的遭遇，让伯父觉得这条路走不通，决定另辟蹊径，遂转行去了银川工商界。怎料，这段经历带给他的竟是层层加码的苦难。从失去工作到全家被遣返到固原县劳改，厄运接踵而来。“文革”之后伯父得到彻底平反，结束了苦难的日子，并被授予银川工商联名誉主席的头衔。我印象中的大伯父温文尔雅，伯母聪慧贤淑，他们走过了曲折坎坷的人生路，也忠实践行了“服务社会，造福大众”的誓言。

我的两位姑姑在北京一所教会学校完成了高中学业，小姑姑几十年保持着记日记的习惯，直到九十多岁手不灵活了才停下，很多家中往事就是从她那里得知的。大姑父张晓楼一生从医，眼科专家，同仁医院副院长，他与童第周先生合作的科研成果曾荣获国际大奖，他也曾带领医疗小组进驻中南海为毛泽东主席医治眼疾。他倡导建立了同仁眼库，并在身后将眼角膜捐献给了一工一农两位患者，使他们重获光明。小姑父刘士鉴毕业于燕京大学历史系，一生从教。“文革”后他七十多岁了，为传帮带青年教师，仍奋战在教学一线，最后倒在了三尺讲台上，正所谓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以上祖辈、父辈的故事看似并无关联，但我清晰地感觉到有一根红线把他们紧紧联系在一起了，它就是这个家的根基，是镌刻心中的无形的家训，是融入血液代代传承的家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