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1910年出生于山东冠县农民家庭，因从小受兄嫂虐待，便立志刻苦自学，尽早独立于社会。他后来考上了县里不收学费的师范学校，毕业后做了好几年小学老师。抗战前，他在赵健民、许梦侠等中共党员引导下，参加了反对国民党的斗争；七七事变后，父亲辞职投身革命。1949年2月，他从聊城解放区来到北平，长期在政法系统工作，直到离休。

父亲性情躁烈多虑，加上年轻时又干过小学教员，后多年工作在法院、检察院，所以我自1954年来到世上，就长期生活在他那严厉的道德教育中。我上初中时偷着吸烟，他气得浑身发抖，把桌上的暖瓶、茶具全砸了，一遍遍叹气：“从你爷爷起就不学吸烟呀！”

1970年6月，我们北京许多初中生分配到工厂上班。从这时起，父亲便常叮嘱我“不贪污、不乱搞男女关系”。我当时才16岁，认为“两不”之事与己无关，颇觉可笑。他却不厌其烦，讲了一辈子，因此使我对个中道理铭诸肺腑。父亲认为，当一个人有迫切需要而一时缺乏监督时，做到“两不”很难，而一旦破戒，会成积习，早晚付出惨痛代价。

父亲对我的“道德圈养”在亲友中名噪一时。他的一位从事统战工作的多年好友同情我的窘况，向他打趣：“我每天都在相信95%的好人，你每天都在查找5%的坏人。孩子的教育可不属于你办案的范围呀！”父亲笑答的，是他偏爱的鲁迅的两句诗：“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

1974年我在部队入党后，父亲很兴奋——我做好了充分思想准备，听他从此训导我怎样争优创先别松劲儿，没想到他只找我谈过两回，且话题出人意料：一次是我入党的当月，他让我永远感念两位入党介绍人。第二次是上世纪80年代末，他语重心长地说：“做人必须知恩图报。我们吃的大米白面全是共产党给的，没有毛主席，咱家住不进北京城！今后环境再复杂，无论别人说啥干啥，你都不要做对不起党的事。”

父亲狠抓我道德教养的同时，还一丝不苟地教我明白锲而不舍、学以修身的道理。在这方面，他耐心温和、循循善诱，像变了一个人，使我如坐春风，愉快温馨。例如，我上幼儿园大班时，就开始听他讲悬梁刺股、凿壁偷光的故事。1961年，我上小学前的一天下午，他带我从西单商场买了书包和文具后，对我说：“你一定要认真学习，读到大学毕业。爸爸供得起你。”我上小学四年级时，他为我开辟第二课堂，教我学会了使用四角号码字典、下象棋、打扑克牌和游泳。“文革”十年，我们这批只受过小学五年级正规教育的“70届初中生”没有自主报考大学资格。父亲便尽量帮我提高文化，比如和他一起背诵毛主席诗词、阅读《鲁迅全集》等我半懂不懂的图书、看完电影后命我写出观后感，还有见我羡慕同学拉小提琴，他陪我买琴，并托人找教琴老师……

1977年恢复了高考制度，父亲马上找到老师来家，每周为我恶补数学。我永远记得：两次高考失败后，我心灰意冷。一天晚上，我陪父亲到北京站送亲戚上火车。走在出站的坡行路上，他突然指着地面凸起的一条条防滑棱问：“它们为什么快被磨平了？”我答：“多年被人踩的。”他说：“只要反复走，困难的路就会越走越平。”那段时期，他怕我消沉得一蹶不振，专门讲过山东老家一位远房表叔的事：我幼时记得这位亲戚几次来京请父亲安排工作，最终未果。父亲说：表叔能力才干远胜于他，当年跟他参加革命后，业绩突出，坚持下来，大有可为。但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相持阶段”，他熬不住就回家种地了。这种前功尽弃的妥协者，老家不止一两位。当新中国成立时，他们后悔莫及。父亲强调：“选准目标，硬熬下去，舍得牺牲，绝不功亏一篑！”

我娶妻生子后，曾与父母多年同住。父亲见我工作生活较为踏实稳定，很少再耳提面命地对我训导。有一年，我因工作有些起色在家略显得意。他倚在床上，当着我老婆孩子的面突然问：“为什么不能贪污、乱搞男女关系呀？”我脱口而出：“得不偿失呗。”没想到他腾地站起来吼出6个字：“哪有得，只有失！”

父亲离世30多年了。他瘫痪后、失语前，最后一次对我的告诫是：“一生做到富不骄奢，穷不贪财，色不淫乱，喜不忘形，悲不自禁。”我觉着，这些话对自己的意义，就像支撑着荒漠中前行着的骆驼驼峰，里边储藏着父亲常年提供的精神营养，一旦发现我的灵魂陷入困顿，便条件反射般释放能量，在老人凝视下，滋养我继续走好71岁之后的人生余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