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子固是我的父亲，他是一位好父亲，一位好老师，一位坚定的共产党人。

父亲1901年出生在河南杞县一个中等富裕的农民家庭。当地盛产芝麻、花生。我祖父办了一个手工作业的油坊(这在那时，还算农村较先进的生产力吧)，因此他得以自幼上私塾，他读书很用功，过目成诵。

辛亥革命以后，兴起新学，父亲后来考取河南大学中文系。大学毕业后，他主要从事教书与写作。其中，开封女中(河南省立开封女子中学)是他工作时间较长的一所学校。他与我母亲结婚后，夫爱妻贤，感情很好。

抗日战争爆发后，开封沦陷，学校纷纷西迁，父亲携带全家逃难。其间，在登封陕县中学教书，同时踏访嵩山少林寺、中岳庙、嵩阳书院一带自然风光和风土民情，写出大量诗词，并有配画。

继登封之后，举家转移到洛阳。父亲被聘为私立明德中学的教务主任兼高中班语文教师。他以明德中学教师的身份，以自己的行动，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此后，河南大学聘请他到教务处工作，并在中文系教课。他讲的中文课很受欢迎。一边教书，一边继续写作，正式出版的有《未是草》，赠送有关学校图书馆。还为《中国时报》等报刊写文章，针砭时弊，报纸也为他的作品开辟过专栏。

解放战争期间，开封的学生运动蓬勃发展。父亲积极参加反饥饿、反内战、反独裁的斗争，深得师生称赞。1948年6月，开封第一次解放。他更坚定了革命的信心。女中同学黄佩璜等人说：“幸亏杨老伯提醒，让我们早日投入到革命的怀抱。”1948年10月，开封第二次解放。中共河南省委负责同志，亲自到家里来看望我父亲。这时，父亲除参加豫皖苏建国学院教学工作外，在开封女中全力开展工作，邀请老师复教、同学复课。同学们组织了腰鼓队、秧歌队、舞蹈队、合唱队、歌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不少同学参加了解放军。

此时，我姐姐、哥哥都在父亲的鼓励下参加了革命工作。哥哥杨振海1948年进入豫皖苏建国学院学习，接着随军南下，投身到解放全中国(包括进军西藏)的队伍中。开封解放了，父亲被人民政府任命为解放后新女中的第一位校长。

父亲是个认真负责的人，做事一丝不苟。他当校长以后，废寝忘食一心扑在工作上。而我，从初中到高中毕业都是女中的学生。现在回想起来，仍感到父亲真是太敬业了。有几条尤其让我印象深刻。

第一，尊师重教。他认为，办好女中，最重要的是要有好的老师。他以自己长期在教育界工作而人缘又好的优势，为女中招聘人才，请来不少学有专长的老师。

第二，爱护学生。开封女中清一色女学生，而且中学阶段，思想活跃，感情多变，父亲对学生非常爱护，从校规的制订，到学生的管理，都体现了女子中学的特点。他自己也以身作则地执行。从解放初期，直至他离开女中，开封女中的校风一直很好，学生之间、老师之间、师生之间以至校际之间都保持着良好的人际关系。

第三，教学创新。他当校长，始终以抓教学为主。他认定，学生阶段主要是学习，学功课、学做人，长身体。

八十年前，教孩子读唐诗的很少。父亲耐心教我们姐妹读唐诗，教育我们尊重劳动，爱惜粮食，这些都永远铭刻在我们的心中。在父亲、母亲言传身教下，我们姐妹努力学习，姐姐考上中国人民大学俄语系，我考上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研究生。

上世纪五十年代，父亲调到省文化局，分管戏曲改革工作。把河南豫剧中的一些剧目，进行改编创新，比如《不能走那条路》、豫剧《花木兰》等。在这段时间里，他很重视对青年作家的扶持，而自己甘作默默无闻的幕后工作。

在被下放到县文化馆工作时，他用自己家里的木材为县剧团制作道具，为小学校制作教具。见到更困难群众，倾家里所有，予以救助，助人为乐。我的女儿受到姥爷、姥姥的关照，他鼓励我女儿“不为良相，便为良医”。我儿子是二老带大的，15岁就考入中国科技大学数学系成年班。

父亲从未动摇过自己的信念。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改革开放的春风，更加激发他的创作热情。他到兰州，参观刘家峡大型水利工程，特别激动，随即写出《河上放歌》，盛赞毛主席、共产党领导得好。使黄河变害为利，造福人民。在成都，参观都江堰、李冰父子庙，仔细走访诸葛武侯祠和杜甫草堂。在北京看望老朋友冯友兰、穆青、杜占曾等，叙谈多年友谊，交流彼此心得。并到雍和宫首都图书馆查阅资料。他不惧八十岁高龄，游览了中南海、北海，登上八达岭长城烽火台。

慈父、良师、榜样，这是对我父亲的人品概括。

作者简介：

杨汝芬，女，北京师范大学退休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