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妈妈于2005年5月离世，到现在恰好20周年。回忆起妈妈给我的教诲，点点滴滴都使我受益良多。

我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他们自入读大学就不再常住家里。毕业后，大姐为了理想和爱情，放弃了在京的工作，先到东北，后到福建，数十年投身军工生产第一线。二姐先在北京农林局搞科研，后与姐夫到重庆任教。哥哥长期在门头沟山里的中学当老师。我成为陪在父母身边最久的那件“小棉袄（中国北方对女儿的爱称）”。

妈妈终其一生，极少责备我。稀有的几次，让我记忆犹新。

记得1971年我刚刚参加工作，第一次领到半个月的学徒工资8元钱后，满怀欣喜，到西单食品商店，为爸爸买了大中华香烟，为妈妈买了菠萝罐头。我兴冲冲地把这些带回家，原以为会得到妈妈的赞许，没想到却引起了妈妈的担忧和痛心。她指责我大手大脚消费，一点也不懂得量入为出，将来可怎么当家过日子。我小声咕哝说：“这不是第一次拿到自己的收入吗，想让你们高兴高兴……”妈妈并没有因为我的辩解转忧为喜，我的心绪，也由开始的委屈渐变为深深的自责。打那以后，每到消费的时候，我都会不由自主地先想到妈妈给我的教训，力避虚荣铺排。这习惯一直延续至今。

妈妈给我更多的教益，是在潜移默化中。妈妈关心时事、爱好广泛，她喜欢读书报、听广播（电视机普及后又增添了看电视）、欣赏戏剧（京剧、昆曲、越剧、话剧），也喜欢看电影。我年幼时，她不仅培养了我收听广播和读书的习惯，还带着我观看影剧，并将自己观赏过的戏剧、电影讲给我听。

她看过梅兰芳演的《霸王别姬》。梅兰芳精妙绝伦的舞剑，与霸王惜别时的感人哭腔，经过妈妈绘声绘色的描述，令我无限向往。她还看过新凤霞演的《花为媒》，说这个演员真是非比寻常的美，一登台即满场生辉……

我随妈妈看的影剧虽然不多，戏里蕴含的以身报国、义薄云天、忠贞不二、惜老怜贫的思想却不知不觉在我的头脑里埋下了种子。妈妈对影剧、演员的品评赞叹，对我也是一种熏陶。

打我不识字的时候起，妈妈就开始买儿童读物给我看。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能读的书越来越多。课外阅读丰富、弥补了我从课堂里学到的知识。在“十年动乱”时期，学校停课，图书馆关门，家里的藏书被尽数收缴，书店里能买到的书则品种比较单一。那时我经常从同学、朋友处借书读以疗饥渴。或许，这正是恢复高考后，我能够抓住机会，以同等学力考入大学的原因之一。

妈妈青少年时期在学校接触到不少新思维，因此她的思想比同龄人更为开明。在我很小的时候，就从家人的谈话、家庭的氛围以及收听、阅读的广播、书报，看过的影剧中判定：男尊女卑、重男轻女是旧社会腐朽、陈旧的观念。在社会主义新中国，男女在各方面理所当然是平等的。以后长大了，才知道还有许多家庭，甚至社会上许多方面尚未摆脱这些陋习，吃惊之余，是由衷地庆幸。

妈妈乐于聆听我的倾诉。不论是在学校、工作单位的经历，还是我的感受、看法乃至少女最隐秘的心声。可以说，我最贴心的闺蜜就是我妈妈。在听我说完之后，她多以平等的语气帮助我分析，提出疑问或建议。当我讲到有趣的事情，她会和我一起欢笑。讲述到我的些小成绩、进步，乃至与同学、同事之间发展的友谊，她会发自内心地欣喜。

妈妈生我的时候就已经40岁了。她体弱多病，常担心见不到我成家立业。我自懂事起，就尽量不让妈妈担心、生气，无论是上学、上班、出游、逛街，都会提前告诉妈妈大概什么时候回来。有一次在工厂刚下了班，临近的单位正在放当时在电影院都不容易看到的老电影《李双双》，车间的同事热心拉我去蹭看。我本想看一眼就走或在观看期间抽身出来打个电话，没想到那剧情吸引住了我，直到看完才匆匆忙忙赶回家。这可把妈妈急坏了，见到我就含泪狠狠埋怨了我一通。我自觉理亏，从此长了记性，只要临时有事不能按时回家，一定想方设法告诉妈妈。与别人约会，也特别注意守时，一旦有变，必提前告知。那时一般家庭都没有电话，如果需要传递信息，就只能借助公用电话的传呼功能。所幸看电话的人非常负责，每次都能及时把消息传递到位。

我50岁那年，妈妈年满90岁。考虑到来日无多，担心我不能接受死别的残酷，她多次对我说：其实死亡并不可怕。我们每日都要迎接新的一天，那过去一天的你和我，就是死了，不可能复活。既然我们每天都要送别昨天的自己，也应该坦然接受亲人的永别。她还多次关照我和哥哥姐姐：她死后不留骨灰，要向先贤学习，将骨灰撒入大海。

在北京常青园墓地，有一面壮观的纪念墙，上面有自1994年起历年将骨灰撒海的人名。妈妈的名字也留在了上面。每逢妈妈的忌日，我就会到那里送上祭奠，感谢妈妈给我的爱和养育之恩，以开朗、健康的身心告慰远去的亲人。

以上是我和妈妈的故事和一点心得，今应征文要求诉诸文字，愿与各位师友交流分享。

作者简介：张虹，北京日报退休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