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我们的全家福

父亲张继成（原名张方金）是湖北省大悟县人，1929年参加红军。他跟随红四方面军长征，时任红九军27师81团二营政委，到达陕北后是红军大学第一期学员，抗日军政大学第二期学员。抗大毕业后，父亲被选派到八路军总部特务团，跟随朱总司令到达山西抗日前线，认识了母亲。母亲梁静是山西省介休县人，是16岁入党的老八路，父亲母亲都在13、14岁时就加入了革命队伍。

父亲从大别山到陕北延安，再东渡黄河到太岳抗日前线，他带领母亲走出山区到达延安，在抗日烽火中得到历练。父亲当时在延安中央党校四部学习，母亲在延安中学学习，他们又跟随延安干部团到达东北，父亲时任黑河军分区参谋长，参加了黑河地区的建党、建军、建政及剿匪斗争。新中国成立后，父亲更是一心扑在党和国家的建设上，废寝忘食，努力工作，在1952年、1959年二次被组织选派到北京，参加天安门的国庆观礼。

母亲一生节俭，家中一直保留着他们解放战争时期用过的物品，还有他们补丁摞补丁的衣服。她不仅自己如此，更是教育我们子女，要在任何时候养成勤俭节约、艰苦朴素的好习惯。我们家姐妹六人，大姐1946年出生，我是1963年出生，尽管相差17岁，也经常是大姐的衣服二姐穿，二姐的衣服三姐穿……一直给到最小的我——老六。每当全家聚在一起时，我们总喜欢翻看家里的老照片，那些老照片不仅记载着我们的成长印记，更多承载的是父母抚育我们所倾注的心血和关爱。

1964年，父母亲把三姐、四姐送到了天津红光寄宿制学校，每到寒暑假时，母亲总是独自一人到学校接她们，她要把姐姐们住校时的被褥拿回家清洗。当时很多同学的家长都从单位要车把孩子的行李拉回家，可是母亲却总是独自把姐姐们的行李背在肩上，带她们坐公交车回家。姐姐们当时看到别人开车回家便问母亲：“为什么我们不能在单位要辆车呢，单位又不是没车，这么多东西怎么拿呀？”母亲对她们说：“那是单位的车，是公家的，我不管别人家用谁的车，但咱们不能用！”母亲就是这样用自己的行动教育我们。

父亲在天津工作了几年，河北省委就由天津迁至保定，父亲时任国家物资储备局河北局副局长，因此也一同前往。父亲是农民出身，文化水平有限，但这并不妨碍他对学习的热爱。父亲去保定工作时，没有带走太多的个人用品，除了几件换洗的衣服，他的箱子里装满了书籍，并且父亲还把他的珍爱之物——国家1955年颁发给他的三枚荣誉勋章及一些荣誉证书收藏在箱子中。

“文革”开始后，父亲作为领导干部受到了冲击，姐姐们对一些事情很不理解，父亲母亲告诉她们，一定要相信党、相信组织，有错误就要改正，没有问题总会澄清的。父亲被送到河北宣化五七干校参加劳动，单位的人把父亲的行李箱从保定运往石家庄，就是在这次搬运中，据说父亲的箱子被打翻了，等到父亲再次拿到箱子时，他的那些勋章及荣誉证书早已不知去向。父亲找寻了许久也没有找到，他的心里非常难过，那是他最宝贵最珍爱的物品。

1966年，六姐妹在天津

父亲到五七干校后，只有母亲一个人在家里带着我们六姐妹。当时母亲在单位主管人事工作，许多职工不管是单位事还是家事，特别是他们生活遇到困难时，都愿意找母亲寻求帮助。母亲经常把钱和粮票借给他人，有些人借了钱和粮票不记着还，母亲从来不催促他们。那时我才5岁，每天晚上都盼望着母亲能早点回家，直等到很晚实在睁不开眼睛睡着了，第二天醒来母亲已经去单位上班了。1973年，父亲从五七干校恢复工作，他很快又投入到忘我的工作中。父亲被选为河北省政协委员，1975年担任河北省革命委员会顾问，被推选为河北省政协常委。

父亲母亲文化程度不高，但他们十分注重学习，也时常给我们讲述他们参加革命后的学习经历，以及学习文化在工作中的重要性。父亲在红军大学学习期间，都是一边打仗一边学习，他们没有本没有笔，就在地上写字认字，学习研究作战方案。后来发了笔记本和铅笔也舍不得用，本子上都是密密麻麻地写着很小的字，铅笔就是剩下小笔头也舍不得丢掉，新中国成立后仍然保持着如此习惯。母亲跟随父亲到延安后，看到大家都积极地投入到工作学习中，也不甘落后，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终于考进了延安中学，延安中学的李星华老师（李大钊先生的女儿）为她起了现在的名字——梁静。

父母亲对我们姐妹的学习也很重视，1966年大姐高中毕业时，学校已经保送她去上大学，可惜“文化大革命”开始未能成行。其他姐姐们也在后面的工作中，由于表现良好，先后被推荐上了技校、当上了工农兵学员或是通过自学考试拿到了大学文凭。国家改革开放后恢复了高考制度，姐姐们都没有机会再去参加高考，只有我刚上初中，父亲母亲就鼓励我好好学习，争取考上大学。我没有辜负父母的期望，高中毕业顺利考上了大学，当上了一名外科医生。父亲母亲非常开心，特意和我去照相馆拍了一张照片留念。

1981年，父亲母亲和本文作者

2008年5月12日，四川省汶川县发生了大地震，父亲看到电视里受灾的场面，流着眼泪说“灾区老百姓受苦了！”父亲、母亲分别向党组织交了2000元特殊党费，又向红十字会捐了3000元，那时，父亲已身患重病，每况愈下，但心里想的还是老百姓。

父亲卒于94岁，母亲卒于96岁，他们先后离开了我们。他们为党的事业奋斗了80载，用毕生践行了“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的入党誓词。他们有着崇高的信仰，艰苦朴素，两袖清风，淡泊名利。他们留给我们的遗产，是褪色军装上的党徽光芒，是泛黄日记里的铮铮誓言，更是镌刻在我们骨血里的红色基因。父亲母亲一直用他们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对祖国建设无私奉献的精神激励着我们，他们是我们心中永远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