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0日上午，一场意义非凡的盛会在中国香港隆重举行，香港会展中心迎来又一“高光时刻”。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与全球85个国家、联合国等约20个国际组织的高级别代表一道，共同出席《关于建立国际调解院的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签署仪式，标志着国际调解院总部正式落户香港。

5月30日，《公约》签署仪式在香港隆重举行。

这是中国积极推动国际多边协商发展的又一件大事，不仅意味着全球争端解决机制进入崭新时代，更标志着香港这颗东方之珠在“一国两制”的璀璨光芒下，正式加冕“全球调解之都” 。

筹备多年，终于落地。

从《联合声明》破冰伊始，到42轮马拉松式谈判反复拉锯，再到如今《公约》签署尘埃落定，国际调解院的成立历经三年，可谓是民心所向、众望所归。

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一众欧美国家深陷战争泥潭，传统国际调解机制集体失灵掉线，国际社会陷入新的动荡混乱期。

同年，在调停苏丹、埃及、埃塞俄比亚三国围绕尼罗河水资源的争端时，中国率先迈出第一步，开始探索“以对话协商代替对抗冲突”的全新路径。

2022年，中国会同巴基斯坦、塞尔维亚、白俄罗斯等20余国共同签署《关于建立国际调解院的联合声明》，首次提出建立全球首个专司调解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妥善解决国际争端。

同年10月，在中国外交部与香港特区政府共同推动下，双方一致同意将旧湾仔警署改造为国际调解院筹备办公室，并赋予其外交特权与豁免权，标志着国际调解院总部选址香港的初步落地。

此后，历经2年多的42轮次马拉松式多边谈判，在2024年10月召开的第五届谈判会议上，创始成员国在机构定位、调解程序、执行机制等核心议题上最终达成共识，一致同意总部永久设于香港。

5月30日，随着《公约》成功签署，世界上首个专门以调解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政府间国际法律组织正式挂牌成立，成为在《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基础上，对现有机构和争端解决方式的又一有效补充。

国际调解院的创立，是中国积极倡导、全球各国踊跃响应、国际组织普遍支持共同作用的结果，契合了“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彰显了“以和为贵”的价值导向，体现了集体主义、多边主义的智慧与光芒。

全新模式，东方智慧。

作为对标国际诉讼、国际仲裁的国际争端解决“第三支柱”，中国直击当今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的三大痛点，向国际调解贡献了“以和为贵”“以和促治”“和合双全”的古老东方智慧，为解决争端开辟了全新道路。

柔性力量，制约霸权。

长期以来，国际争端解决机制高度倚重诉讼与仲裁，这一体系虽在维持国际秩序方面发挥了历史性作用，但结构性缺陷也日益凸显。

过去几十年里，美西方国家通过席位操控、法律操弄、政治操纵等一系列“结构性霸权”手段，使众多国际机构被迫沦为恃强凌弱、打压他国的强权工具，丧失了原有功能、背弃了建立初衷。

从国际刑事法院到联合国安理会，从WTO争端解决机制到所谓“仲裁庭裁决”，美西方长期主导的国际争端解决机制日渐暴露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的结构性弊病，逐渐沦为大国博弈的战场和棋盘。

而国际调解院在制度设计上则体现了相当程度的包容性。

一方面，调解院不设常任理事国，实行席位分配去等级化、调解员遴选多元平衡化，明确排除地缘政治、国家财力、法律背景等外部因素干预。

另一方面，国际调解院充分尊重各国主权，不谋求强制管辖、不介入主权敏感议题，首创性提出“协商一致”原则，明确规定调解员要尊重当事国习俗，运作完全基于当事国自愿，调解结果需经各方共同认可，充分体现了“相互尊重、平等协商”的国际关系准则。

机制创新，惠及全球。

长期以来，《联合国宪章》第33条明确规定的“和平解决争端方式”缺乏专门机构的有效支撑。

传统国际法院、国际仲裁院等司法机构虽具有权威性，但程序冗长、费用高昂、执行困难、规则复杂等一系列难题，让很多发展中国家望而却步，甚至一些国家在漫长的诉讼裁决中耗尽财力，最终却可能仅仅收获一纸空文。

在此背景下，以调解为核心的国际调解院应运而生。它以全球南方国家为代表、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石、以“友好、灵活、经济、便捷”为原则、以灵活协商为手段、以降低政治对立为目标，为争议双方提供了非对抗性的解决方案，契合了国际社会对和平解决争端的迫切需求。

国际调解院不同于传统国际法院的“刚性审判”，而是强调“以和为贵”，尊重当事方自主协商，致力于化解国家间矛盾及国际投资商事纠纷，用“柔性调解”替代“刚性对抗”，恰似中医“望闻问切”后的精准施治。

这种不站队、非对抗性的纠纷解决方式，与 “零和博弈” 形成鲜明对比，既避免了与联合国体系的竞争冲突，又通过机制创新，切实回应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对公平性、代表性、效率性的强烈诉求，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贡献了独特力量。

落地香港，打破垄断。

一直以来，美国始终牢牢把持着海牙国际法院等国际司法机构，将自身意志包装成 “国际规则”，借机打压异己、滥加干预。

在美国的暗中唆使下，欧美法学家长期操控国际法律规则体系，在处理涉及西方国家的案件时，具有明显的政治妥协和价值偏向，对发展中国家的正当诉求往往不予理会。

国际调解院落地中国香港，打破了美国对国际司法体系的长期垄断，推动了国际调解机制的世界性演进，不仅是对“一国两制”制度优势的现实运用，更是一次极具象征意义的全球发声。

一方面，香港特别行政区不仅地处亚太核心区位，更是贯通全球的重要交通枢纽。在“一国两制”保障下，香港既背靠祖国的庞大资源，又能以高度的开放联通世界。

香港国安法实施后，香港社会秩序显著改善、金融市场长期稳定、国际资本信心持续回升，香港的国际竞争力和吸引力进一步增强，充分彰显了“一国两制”强大的生命力。而香港的文化多元性与国际公信力，也更有利于争议双方构筑信任桥梁、妥善化解争端，共寻破局之道。

另一方面，香港长期沿用普通法体系，与国际通行的英美法系在法律结构、程序设计、争端解决等方面天然接轨。而“全球三大仲裁中心之一”和“全球第三大法律人才池”的称号，也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才保障。

作为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国际都市，香港既传承有中华文化“息讼止争”的千年智慧，又恪守现代法治理念。深受这种理念浸润的香港，凭借对多元法系与文明的理解包容，在国际争端调解中更擅共情与协调。

此外，作为首个总部设址香港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国际调解院还将进一步“虹吸”全球法律机构和人才汇聚，让香港继国际金融中心和航运中心之后，未来国际地位再上一层楼。

止戈促和，大国担当。

当今世界进入新一轮动荡变革期，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上升，俄乌战火经久未熄、巴以冲突硝烟再起，国际秩序遭受严重破坏。

当全球多边主义遭遇逆风、国际公道正义遭受践踏、争端解决机制沦为看客的危难之际，中国悄然伸出了援助之手，在国际调解领域的参与度显著提升，成为促进全球和平的重要力量。

近年来，中国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积极践行全球安全倡议，以“主权平等和不干涉内政”为核心原则，为促进世界和平、解决地区冲突做出重要贡献，展现了大国应有的担当。

从推动沙特与伊朗这对宿敌握手言和，到斡旋调停、推动巴勒斯坦14个派别共同签署《北京宣言》，中国始终致力于积极推动中东地区冲突走向和平解决。（另见本号文章《这件大事，只有某东方大国能干得出来！》）

在中国斡旋下，沙特阿拉伯和伊朗正式恢复外交关系。

而在俄乌冲突问题上，中方也一直秉持客观公正立场，主张战场不外溢、战事不升级、各方不拱火，推动政治解决危机，得到国际社会的一致好评和广泛认同。（另见本号文章《斡旋调停，还得看东方大国！》）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美国越来越“内顾”的政策取向和日渐“收缩”的全球战略。

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打着“本国优先”旗号，将自身利益凌驾于他人之上，大搞双重标准、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单方面撕毁多边国际条约、系统性退出国际组织，严重冲击国际多边治理秩序，威胁世界和平与发展。

最近，美国还频繁与所谓“志同道合”的国家私下接触，密谋要在世界卫生组织之外“另起炉灶”，建立一个美国及其盟友主导的全球卫生合作网络，深刻暴露了其霸权护持、规则重塑与零和博弈的战略思维。

流水无形，终能穿石；圆桌无声，可载千秋。

从“金融中心”到“调解之都”，从“东方之珠”到“和合之塔”，当85国代表在《公约》上签字，香港不再只是资本的狂欢场，还将成为化解矛盾的“公义裁定所”。

这场“静悄悄的革命”或许无法立刻平息战火，但它为这个撕裂的世界提供了一剂东方药方：真正的强大，不是用拳头让人屈服，而是用智慧让对手坐下谈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