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写家风|王立君:回忆父亲
北京日报客户端 | 作者 王立君

2025-06-02 17:01


我非常怀念父亲,虽然他离开我们已经三十多年了,可他的音容笑貌和所作所为却依然在我脑海里浮现。

新中国成立前,家里虽然很穷,父亲却坚持读了四年私塾和小学。由于他非常聪明用功,每次考试成绩在班里都是第一名。经常受到老师和校领导的表扬。后来,父亲成了村里小有名气的文化人,日常村里谁家要写个信、签个合同或写个对联,也都找他。

1948年12月5日,密云县城解放。在人们欢庆胜利的日子里,父亲告别了父母妻儿,毅然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跟随部队辗转作战。

1950年底,父亲南下当兵回来。几年的军旅生涯,使父亲变得更加成熟和富有主见。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被推举为村里的教育委员,他忠于职守,非常关心学校的教育和老师的生活,他不顾自家生活困难,时常请老师到家里吃饭。他说:“当老师不容易,为了让他们安心工作,好好教村里的学生,我付出点儿有啥不应该呢。”

1956年刚成立高级社,父亲就当选第一任生产队长,在这个岗位上,他一直干了将近20年。父亲很有心计,为了让社员们过上好日子,每到年初,他就早早地做好了生产计划。哪块地种谷子,哪块地种玉米,栽多少白薯,种多少高粱,每块地耕耠锄耪,收割打场需要多少人工,能腾出多少劳动力去搞副业,他都算得头头是道,由于没有浪费和窝工现象,我们生产队的工分值总要高于邻近的生产队。

父亲办事特别公道,即使是那个特殊的年代,他也同样坚持真理,一视同仁,公平公正地对待那些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本着任人唯贤的原则,各取所长,把他们安排到适当的岗位上。比如他曾经安排两名社员担任村里的小学教师。有人说,怎么能让出身不好的人去当教师?父亲回答:“目前上级派不下来教师,村里只有两个能胜任这项工作。解放了,我们村里的孩子不能没有学上!”父亲一席话,说得人心服口服。

“文革”时期,我们生产队有个青年中专毕业,头脑聪明,才华横溢。但由于受“唯成分论”的影响,学校没有分配工作,只能回生产队参加劳动。在生产队苦苦干了两年农活。

当时父亲担任生产队长,看到了他的能力和水平,对他非常同情和惋惜,就安排他去学木匠。这是当时技术含量很高的农活儿。但这对这名青年来说太简单了,他不仅很快学会了使用斧锯锛凿,还能帮助师傅看图纸。1968年,父亲又安排他去了北京建筑队。为时不久,那里的负责人又发现了他的才能并给予重用。让他制作翻砂模具。他既懂技术又会操作,很快就顺利完成了任务。因此,人们对他更加敬重了。

从北京东郊回来之后,密云二中得知他懂技术,会管理,学校领导慕名而来,和担任生产队长的父亲商量,准备请他去学校筹建一个校办工厂并担任厂长。父亲听了感到非常高兴,毫不犹豫地一口答应下来。就这样,使他的才华在那里得到了充分发挥,不仅创造了全国一流的A级企业,还把百分之七十的产品打入了国际市场,同时还担任了密云二中副校长。这对于他的人生来说,是一个多么大的变化呀!客观地说,父亲这样做,不仅改变了一些人的命运,也为社会提供了不少有用之才。

“文革”后期,生产队粮食非常紧张,许多户粮食不够吃,就只好去生产队借粮。粮食定量已从每天八两减少到半斤,还需要生产队长开条子才能借到。而对于一些尚有存粮的户,是不能借给的。

在一次只有贫下中农参加的社员大会上,有人给父亲提意见,说他批条子借玉米不照顾贫下中农,点名提出一个富农分子,他家白薯一棵秧都没刨,就借给他玉米;而自家的白薯都刨完了,吃完了却不批给我。父亲听到这些话却什么都没说。回到家里,母亲对父亲说:“人家说你就知道照顾地主富农,是不是那么回事儿?你怎么一言不发,人家说啥是啥?”父亲说:“让他随便说去吧,我才不跟他争辩呢!人家老项家白薯没刨,因为那是白薯母子,我能让他刨白薯母子吃吗?我在会上跟他争什么?事实胜于雄辩,俗话说,跟明白人打顿架,不跟混人说句话。我跟这号人无话可说!”

说起白薯母子,是为来年预留的种薯。父亲之所以不让人吃白薯母子,原来是为了保证明年的再生产,是为了保住明年的种苗呀!

父亲很爱喝酒。他常跟母亲说,酒是粮食精,喝了二两酒,浑身都有劲儿,干活儿不打怵。但是,那时候太穷了,根本没钱打酒喝。

记得有一年,家里养的一头老母猪下了十几个猪仔。小猪断奶后,父亲在小推车两边各挂上一个筐,把小猪装在筐里,推到县城集市上去卖。车把上挂着一个书包,书包里装着一个空酒瓶子,准备用卖猪的钱打点酒喝。没想到,到了市场一看,卖猪的人很多,而买猪的人却特别少,贱卖都没人要。父亲只得将小猪又推了回来。不但酒没打成,还白跑了十几里路。

父亲如此疼爱我们、我是长子,底下还有四个妹妹。父亲对待我们五个儿女,就好像一只手上的五个手指,指指连心。掐掐哪个都疼。和父亲在一起的日子,简直太幸福了,我们几个平时有什么话都愿意和父亲说。没事儿时大的和他耍赖,小的和他撒娇,为了满足一时的心理需要,明知他没钱,还经常让他给我们许愿买这买那。父亲总是说:“等我有了钱,一定给你们买。”父亲确实是这样,用母亲的话说:“你爹一有钱,就开始大抡儿,钱到手没有捂热,就全都抡出去了。”我们知道,父亲并不是好花钱,也不是不会过日子,而是他想给予我们的太多了。

每年秋季,几乎家家户户割一些成熟的青草,晾干、收藏起来,老百姓俗称“羊草”。到了冬季,生产队收购,作为生产队冬季用于喂牲畜的饲料。

记得那年,我和大妹妹二妹妹割了些羊草,生产队收购时,换了十几元钱。父亲建议给二妹妹买一双运动回力鞋。这是很长时间,父亲给儿女许下的愿。当时,妹妹在密云一中读高中,成绩很优秀,是班里的干部,还是校篮球队的队长。父亲对二女儿尤为欣赏,说“将来没准我二女儿从这方面出成果呢”。

父亲就像一棵大树,时刻在为我们遮风挡雨。记得家里盖房时,我正在北京上大学,等到学校放假时,家里的房子已经盖好了,父亲并没有给我打过一个电话。我看着新建起来的四间大瓦房,看着父亲那疲惫的身体和头上新添的白发,心疼得只想流泪……秋天到了,生产队分玉米秸。让各家自己到地里去领。玉米地一般都很远,有的离家五六里路,最远的有十多里路。母亲让我去推。我推上小推车刚要出门,这时父亲回来了。他一把拦住我,自己出去把玉米秸一趟趟运回来,累得满头是汗……

虽然生在农村,父母亲却从来都没有重男轻女的思想。经常对我们说:“你们兄妹五个只要好好学习,无论家里有什么困难,你们考到哪儿,家里就供到哪儿”。在父亲的鼓励下,我考上了首都医科大学,三个妹妹都上了高中,只有大妹妹因“文革”没上成高中,她初中毕业后一直在大队当干部。我们五兄妹发展的都很好。看到那些没上学的同龄人,我们从心里感激父母的开明与通达。

父亲心灵手巧,无师自通。年轻时就学会了编茓子这门手艺。1977年冬天,县城里的张师傅几次来找父亲,约他到十几里外的前栗园村去给生产队编茓子。那时天寒地冻,父亲连续干了十天,手都冻裂了。回到家一看,妹妹的棉鞋破得开了花,父亲心疼地对妹妹说:“等我挣了钱,一定给你买双新棉鞋!”谁也没想到,父亲走了三天后,在前栗园加班,干到夜里十一点多钟了,突然高血压脑出血,一头栽倒在地上起不来了。大家七手八脚把他抬到手扶拖拉机上。路上都是大沙坑,司机又迷了路,十几里的路颠颠簸簸走了大半夜才到家,连颠带冻,一路上父亲不知道受了多少罪。

我首医大毕业后分到冯家峪卫生院还不到八个月,父亲患了脑出血,半身不遂,而且还是大脑的优势半球,失语。从此,再也不能与我们进行语言交流。我参加了工作,还没有正式向父亲交一分钱,还没容向父亲诉说自己的委屈和苦处,他就跟我无话可说了。

父亲在炕上整整瘫了六年,最终还是离开了我们。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心情,痛哭不止。父亲好喝酒,也好吃。我挣了钱之后,在父亲未病之前,为什么不先给父亲买一瓶酒,买些他爱吃的东西呢?如今,说什么也晚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父亲离去,空留遗恨在心里。

父亲,正直、善良、慈爱,这辈子没有来得及孝敬您,下辈子我一定还做您的儿女……

家风征文活动

编辑:周唯立

打开APP阅读全文
APP内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