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传承优良家风，是我们每个家庭努力的方向和为之奋斗的目标。我家原住北京朝外南下坡。居住在南下坡地区的人，绝大部分都是“吃了上顿愁下顿”的贫苦人，有一句话形容“家家穷，净光净，卖了桌子卖板凳”。

听老街坊讲：1942年，从河南逃荒要饭到北平的母子俩来到我家，奶奶和父亲给这娘俩熬粥充饥。为了5岁儿子能活命，那位母亲请求父亲收养小男孩，从此我有了哥哥马仲良。

家里省吃俭用供哥哥读书，由于他学习刻苦成绩优秀，被保送到北京回民学院，1955年毕业后投身大西北建设，在内蒙古包头617兵工厂工作，后来又转到山西绛县541三线厂直至退休。

哥哥比我大10岁，每年探亲回京总带着我出去玩。他带我去首都儿童剧场观看郭小川、董行佶、周正等名家朗诵会；也带我去看天安门，走到东单时我渴了，他给我买了一瓶北冰洋汽水，我喝了一口觉得特别辣，这是我第一次喝汽水。

哥哥喜好文学，他曾在617厂工人夜校当过语文老师，他写的诗歌在包头日报、541报纸等刊物刊登。我上初中时读《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等名著，都是哥哥在家的藏书。我喜欢读书和写作，与他的传帮带是分不开的。

我的父母没有什么文化，宽容大度，从来都是和蔼可亲，我们兄弟四人积极上进，从不给父母添麻烦。在南下坡地区，只要一提“马柱伯”（对我父亲的俗称），没有人说“不”字的。

新中国成立初期，谁家发生了夫妻吵架矛盾，父亲苦口婆心地予以化解，他公道正派，威信高，人缘好，街坊邻居都很信服他。不仅如此，谁家的老人去世了，父亲和母亲主动帮助料理后事，有近百个家庭得到过父亲的帮助，他不求一分钱报酬，无私地为街坊四邻排忧解难。

朝外街道派出所管片民警马治安生前跟我说：“我父亲去世了，马柱伯听说后就来我家帮助料理后事，不怕脏不怕累，让我特别感动。”今年八十多岁的杨玉山跟我说：“我小时候上树逮鸟，从树上掉下来胳膊摔折了，马柱伯带我去朝外大街元老胡同，找棺材铺的老板给我捏好了。”七十多岁的杨玉福小时候得病，也是我父亲带他到复兴门外儿童医院治疗，他说：“马柱伯比亲爹还亲，是我一辈子忘不了的恩人。”

在三年困难时期，母亲蒸窝头时自己总吃最小的那个，把较大些的让我们吃，父爱母爱都大如山啊！母亲还是热心人，今年八十多岁的马连和说：“马大婶人特别好，在胡同里瞧见我，老远就叫我：连和，还主动帮忙给我介绍女朋友”。父母亲的口碑这么好，难怪他们去世多年后，还有不少人念他们的好。

“恩德暖后代，音容伴我心”，哥哥写的十个字，代表了我们晚辈对父母感恩、怀念的心情。

优良的品德，优良的家风，要靠我们严于律己，脚踏实地的努力实践，才能把“读书写作，德才兼备，助人为乐，服务社会”的家风落到实处。

1964年，我在位于建国门外大北窑的北京综合仪器厂（代号：261厂，后更名为：核工业部北京核仪器厂）参加工作，从事研制生产核探测元件碘化钠（铊）闪烁体，每天在剧毒、高温的环境里工作，为核工业研制出更多高质量的产品。听党的话，埋头苦干，1968年我由进厂时的小学员成为班组长，并在1969年6月16日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成为马家第一个党员，随后哥哥、弟弟、弟妹、女儿、侄女、侄子等光荣入党。

在核仪器厂期间，我担任过第一研究室计划调度员、副主任、主任，厂离退休职工办公室主任、厂工会常委等职务，也获得过厂先进、二机部先进等荣誉。尤其是离休老干部陈一平、赵一行杨淑娥夫妇送我的“公道正派能办实事”和“永攀高峰”两幅字，既是对我工作的肯定，也是对我的鞭策，我当为做人做事的座右铭。

是核仪器厂培养了我，我感恩厂里老领导、老同志、各位同事对我的支持和帮助，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时，我编写了《工厂岁月》一本书，分发给老同志，获得好评。

2007年10月我退休以后，在社会文明建设中，发挥老党员的模范作用。我在担任市、区政府特邀建议人期间，提的建议获得过一等奖，也获得过市、区优秀建议人。2024年上半年，我提出“缓解姚家园路拥堵问题的建议”，经《北京日报》呼吁，多年的老大难问题解决了。

遇到街上打架的，我主动站出来化解矛盾；遇到老人摔倒的，我搀扶老人并联系救护车，2023年和2024年“朝阳老干部之家”分别报道过。

2010年10月至2024年9月，我自费出《朝外南下坡》系列书5本及《工厂岁月》，每次印500册，除了捐赠给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朝阳区图书馆和北京市档案馆、北京市方志馆、朝阳区档案馆外，分发给亲朋好友，获得广泛好评，我还被朝阳区档案馆聘为荣誉馆员。

多年来，我应邀在社区、街道、小学校讲身边的故事，真实生动，很受欢迎；2023年4月，北京广播电视台“晚晴”栏目以“朝阳的记录者”报道了采访我和老伴儿的录像；2024年5月，东城支行家风系列展播了女儿马雪冬“书香润家庭”的录音及文稿。

每天晚上，两个女儿与我们视频，“小棉袄”的关心，女婿、外孙女、外孙子孝顺，一家人团结向上，我们老两口很高兴很知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