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作者通过梳理北京市档案馆中保存的，1937年至1949年间地方法院的司法审判档案，把一个个底层妇女所经历的人生苦难以案例的形式展现在读者面前。她们每个人都真实存在过，绝非虚构。她们的经历与她们所依靠的男性截然不同，也迥异于同时代那些精英女性。如果没有这些档案记载，对她们的生存环境、人生遭遇、内心世界以及自我救赎的方法几乎无从探究。读罢这一份份档案，人们对旧传统下女性的刻板印象或将改变。

《弃夫潜逃》（美）马钊 著 孔祥文 译上海教育出版社

在客店和当铺旁进行缝补的妇女

戴虎头帽的婴儿和保姆

婚礼马车

近年来，对于1937年至1949年间，北平城市空间与市民的关系研究出版了不少专著。如史谦德的《北京的人力车夫》、程为坤的《劳作的女人》等。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对公共空间与人之间的关系进行解读。史谦德通过人力车夫这个底层男性群体进行观察，程为坤则是把整个北平城的底层女性作为一个类别进行审视。而本书的作者马钊把目光聚焦在弃夫潜逃的底层女性身上，以这些极度贫困的已婚女性为切入点去探究她们与城市公共空间的关系。

本书最有价值的地方在于，把今天我们习以为常的职业的定义、已婚女性对丈夫的顺从、铁路和公路运输、户籍登记管理和身份证制度、结婚登记注册制度、警察机关以及消失的妓院和鸦片贩卖、女性在公共场所的出现等历史片段，通过一个个弃夫潜逃妇女的案例展现在读者的面前，作者把历史的延续性诠释得妥帖到位。

彼时，女性困于没有自主权和经济上的贫困

本书以李杨氏与姘夫刘福来私奔案为开端，把战时北平政治、社会的重要特征以及中国城市史、妇女史等一系列重要主题胪列出来，并提炼出“生存手段”这一概念，用以概括妇女们对这些问题的应对，同时说明妇女们是如何“逃离但不离开”这个男性统治力量主导的体系。那些年，北平处于政治不稳定的历史时期。这种变化在某些方面是具有变革性的，李杨氏一案正是战时苦难生活的代表。粮食短缺、物价上涨所带来的困境，迫使女性尝试各种办法克服这场巨大的生存危机。而她们的选择与有形的城市环境密切相关。

对于妇女而言，城市空间也是性别定义之所在。当时的北平男女性别比例失调，女性成为底层社会贫困人口的主要群体。相对于北平的剧烈变化，底层女性的生活却是受到限制、静止不动的。传统习俗对于性别的规范使得这些女性被限制在远离公共活动的家庭空间之内，而这种限制使得妇女变得无知和贫困。生活在这种环境下的女性不得不把她们家庭生活扩展到院子和胡同等公共空间之中，为了应对贫困她们会想尽办法获得生存机会，这些办法甚至包括犯罪。

例如通过李杨氏一案，读者可以观察到当时的政府如何分配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维持街头秩序和管理交通运输工具、监控人口变化趋势、登记注册人口出生到死亡等生命周期事件，以及执行法律来裁决社会冲突和家庭纠纷。

20世纪初北平的城市变革在空间改造之后，开始了对妇女身体的改造，如要求妇女放足、培养卫生习惯等。这种改造运动既是一场大众教育，也是一次集体意愿的表达。通过作者对生活在大杂院中底层妇女的研究，读者能够了解到，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下，在婚姻和家庭的不平等中，这些女性是如何突破自我，进行自我救赎的。当时司法档案中的庭审记录和个人证词如实体现了她们四处游走的经历，她们与司法系统打交道的过程，帮助当下的读者理解彼时底层妇女生活的那个世界。

归根到底，女性的境遇在于没有自主权和经济上的贫困。源于现代经济的“职业”一词直到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中才得到广泛应用。“职业”一词使妇女与城市政治经济学之间的关系更加明确。当时实施的《户口查记实施办法》界定了职业的具体内容，女性所能从事的工作在这一界定下，皆被定义为“无业”。为了帮助妇女就业，当时的政府创建了中华职业教育社，希望通过职业教育运动，把妇女培养成能够自食其力，获得经济独立并能不依附男人的劳动者。工厂女工是妇女就业大军中的一个典型代表。但是工业未能为众多女性创造就业机会，妇女们只能在手工艺作坊打工，工作岗位的稀缺使得北平的女性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妇女无法在工业创造的岗位就业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妇女结婚后会回归家庭，这使得女性不得不依靠男性生存。

工业无法解决妇女生存问题，服务业却为女性提供了一条活路——得不到丈夫赡养费的妇女会当女佣。当女佣可以解决一部分妇女的生计，女招待的出现也为女性提供了另一种生存手段。当男性无法提供赡养费时，妇女会寻夫另嫁。如果丧夫，为了维持生计，妇女甚至可能会从事犯罪活动。

刑事案件档案所展示的内容说明，大量涉案妇女没有正式或稳定的工作。没有收入的妇女是如何养活自己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对妇女而言，一些非正式工作的收入不足以支撑她们独立生活。毋庸讳言，那时的北平，有牌照的舞厅等特殊场所也为女性提供了新的工作机会。

战时北平持续的经济危机引发了婚姻家庭危机，打破了基于供养的传统婚姻家庭关系。曾经，作为供养者的丈夫提供经济保障，妇女通过接受他在家庭事务上的领导地位以换取经济福祉的保证。20世纪20年代新的婚姻家庭观念出现，男女双方被放在平等地位。而经济危机加剧了传统家庭结构的松动，妇女们为了生存选择弃夫潜逃，她们这样做不是为了挑战家庭权威的等级制度，而是抗议丈夫未能履行其经济义务。所以当外部环境削弱了男性的财务能力时，也使得他们的婚姻关系处于危险之中，男性同样成为失败关系的受害者。

政治动荡加剧了底层妇女的贫困。战争使得粮食供给出现困难，日伪政权开始实行粮食配给制，这使得妇女更加难以生存，在得不到救济的情况下，逃离和再婚成为一种生存手段。

弃夫潜逃这种行为在清代属于一种犯罪。但在20世纪早期，司法已不再如此看待，弃夫潜逃的妇女不会受惩罚。新的解决这种婚姻危机的办法是把妻子提升到平等的地位，培养妇女的独立意识，要她们在社会和经济上自我负责。

生活在大杂院的妇女展现了如何创造、操纵、抛弃或重组关系网的过程。在这个关系网中，没有政治动机，也不会为任何有组织的行动提供基础，却能为妇女提供从国家控制和经济混乱之中逃脱出来的可能。生活在大杂院的底层妇女会在其中建立起自己的关系网络。大批北平周边农村地区妇女来到城里不是因为城市本身提供了机会，而是迫于生计不得不离开农村。

寻夫另嫁的过程挑战了传统的婚姻制度。民国时期的婚礼仪式复杂而花费高。一系列的传统仪式确立了妻子在社区之中的地位，这种由众多亲友邻里参加的仪式替代了国家和法律定义之下的已婚身份。从婚礼的仪式可以了解一个家庭的财务状况，它会使一个家庭陷入贫困。国民党政府曾实行多项措施解决婚礼费用过高的问题，但实际的效果欠佳。

女性成为构建城市公共空间新关系的驱动力

对于再婚的妇女而言，传统的婚礼仪式有助于肯定妇女在社区中的地位。在法律和传统习俗之间，婚姻关系如何达成共识这是一个社会问题。20世纪早期的立法改革者开始重新定义构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婚姻条件，最终定义为在民政部门完成登记为婚姻的正式成立。没有登记的婚姻如何去界定为有效？这只能依靠司法官员的调查，传统婚礼的仪式就会成为一个要件。当然，这个与传统习俗进行斗争的过程不断地被政权更迭所打断。

为了解决这些存在的问题，当时开发了一套婚姻登记和证书的制度，也就是婚姻证书化，其目的在于赋予政府监督、管理甚至操控个人的权力。与传统的婚书不同，结婚证书是政府通过官方登记的目的产生书面记录，并跟踪一个人的婚姻生活变化。当时结婚证书的法律约束并不是婚姻的强制性要求，也不是有效婚姻关系唯一合法证明。在传统习俗的顽固性和现实法律之间妥协，是政府能够找到的最佳办法。

弃夫潜逃的妇女会跨区移动，这种地域性流动归功于铁路的修建。交通运输的发展为妇女们弃夫潜逃提供了便利的条件。道路状况的改善为旅行者提供了以合理价格得到更便捷交通服务的可能。妇女的流动性提高了，这为她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便利，同时也扩大弃夫潜逃妻子和贩卖妇女者的行动半径。当时这种交通运输的费用并不低，但是当这些费用成为犯罪投资时，就会有回报。从事各种非法活动的人，会把这些投资挣回来。

对于女性而言，生产劳动能力、生育能力和性能力这三种在家庭和婚姻制度中体现出的传统要素，在当时成了可以商业化的商品，而且在战前和战时的北平拥有巨大的市场需求。市场使再婚、妾嫁、重婚、私奔、同居等成为可能，这些都是日常生活艰难所带来的特殊选择。而诱拐妇女是对女性的觊觎，把女性当成商品进行贩卖获利，使犯罪者铤而走险。

战时，政府垄断了一切物资。妇女们为了生存会参与走私商品的活动，也会从事贩卖人口和跨区域的毒品贸易。那些参与非法交易的男女认为自己只是想在艰难的政治危机和经济动荡的特殊时期保住性命。这些黑市是活跃于官方渠道之外的一种“平行经济”模式，而走私仅仅是另一种求生之道。妇女沿用了战前的市场体系来确定供给和需求，以此度过不断加深的经济危机。

20世纪以前一直存在着以性别划分的空间，弃夫潜逃的妇女会破坏这种以家庭空间和公共空间为划分基础的道德秩序。20世纪早期的妇女解放运动极大地打破了曾经禁止妇女进入公共生活的观念障碍，并使她们在各种城市空间中的出现拥有了正当性。但对妇女不当行为的担忧仍然存在，更有人认为其对城市社会和道德秩序构成威胁。为了应对这些挑战，当时的市政府努力建立起一个复杂的控制系统，最初的警察机构也是此时建立起来的。在北平，警察的角色是社会调解人而不是仲裁者。妇女的流动性和迁移，她们挑战道德传统的行为，她们通过合法或非法交易赚钱的方式，乃至仅仅是她们在固定住所或迁移中过自己的生活的选择，都促使当时的国家制定出与之相对抗的管理策略。这种反应深刻地改变了普通城市居民理解国家并与之互动的方式。

民国初期的城市管理者接受了女性在公共场合的存在，但只是在一定程度上，从未放弃限制男女之间的社会交往，也就是妇女可以参与公共活动，同时应免于与男性有身体的接触。如在戏院看戏，必须分区而坐。但是，随着女性独立自主新观念的兴起，妇女在北平的公共场合存在终于合法化。女性在公共场所的公开亮相，体现了席卷当时中国城市的渐进且深刻的社会改革运动。女性成为构建城市公共空间新关系的驱动力。

在有关妇女解放的女性主义话语中，弃夫潜逃是一种激进的行为。但是大多数妇女是迫于经济压力逃离家庭。在她们用尽自己的有限资源后，还是会找一个有经济能力的丈夫回到家庭生活里依附关系的角色中。

在新中国成立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女性的生活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她们得到了公平的受教育和工作机会，她们拥有人格的独立和可以自由支配的财产。一切变得欣欣向荣，一切变得生机盎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