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旦传——新生的野力》邹汉明译 林出版社

1938年2月19日旅行团夜渡启航

1938年8月。穆旦（右）在云南蒙自西南联大文法学院男生宿舍前

那么，穆旦是谁呢？

1943年，随中国远征军赴印缅作战的穆旦因病退伍，百战归来一身疲惫的他几经蹉跎辗转，于一年后经友人介绍落脚于中航公司。在此工作期间，他结识了一位女性同事，或许是因为两人身上都有着浓厚的文艺青年特质，他们很快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女同事的名字叫曾淑昭。这一年，他26岁，她21岁。

后来，他们成了一对恋人，他们常常在一起谈诗论文，他为她写诗，她为他保管诗。再后来，他们劳燕分飞，她嫁给了胡适的儿子胡祖望。

光阴流转，时间来到六十余年后，其时穆旦早已作古。在大洋彼岸的她将自己珍藏了大半生的穆旦诗作、信件和照片郑重地交给穆旦的长子，使得穆旦这位中国现代诗歌史的长期缺席者，有了新的旧作。而这些新的旧作，补齐了他在现代诗歌史上的存在。

行文至此，估计大多数读者对于穆旦这个名字还是基本无感。所以，穆旦是谁？

穆旦是一个诗人的笔名，一个因诗而铮亮的名字，一个在诗中闪烁其词甚至扭扭捏捏的名字。为了快速地帮助您建立这个名字的坐标——干脆这么说吧，原名查良铮的他，有一个著名的堂弟查良镛。查良镛拆“镛”字为笔名，这就是金庸。查良铮则拆“查”姓为木旦，谐音为穆旦。这对堂兄弟虽同宗同辈，命运则大不相同：一个在现代诗的天空中孤独闪烁，长期被忽视；一个则在武侠的文学江湖里弄潮作浪。

作为文学史上一度的失踪者，穆旦的文学价值近年来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但因为自身性格以及历史的原因，关于穆旦的资料少之又少。他是现代诗歌史上的阔膛重炮，却在人们的认识里锈迹斑斑，轮廓模糊。邹汉明先生的《穆旦传——新生的野力》凝聚了十七年心血，对穆旦的生平和精神进行了双重的“考古”，使穆旦的形象在我们眼前清晰生动了起来。

这部书，可谓是诗人成长的痕迹。

天才，也起步于笨拙的模仿

穆旦开始写诗，大概起始于他的初中时代，也就是上世纪30年代初期。在此前的1928年，徐志摩已经写出了柔软迷离的《再别康桥》，首尾几句反复叠加的“轻轻的”吟唱，道出了徐氏的“生命不可承受之轻”和“甜蜜的忧愁”。而在更早的上世纪20年代，冰心已经写出了《春水》和《繁星》那些流行的诗。这些诗人在当时青少年文学爱好者中的影响是巨大的，很符合那个时代正值青春期的孩子们懵懂的“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抒情需求。

“啊，小溪，

你缓缓地流过我的身旁，

那么平静，

那么清澈，

那么纯真……”

这是穆旦在起初学诗阶段写的诗，完全看不出日后他会是搅动诗坛的一员大将。对这首诗，作者是这样感慨的：“一个汉语的天才也开始了他平庸的起步……任何一名天才诗人也都会有一个学徒期，穆旦也不例外。”

尽管人们普遍认为穆旦是一位早慧的诗人，但此时的他还是只绒毛乍生歪扭学步的丑小鸭。距离诗人的觉醒，距离那冲天一飞的碧霄诗境，还需要假以时日。

1935年，穆旦考入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其时，清华园内名师荟萃，汇集了朱自清、陈寅恪、赵元任、闻一多、钱玄同、张岱年、杨树达、冯友兰、潘光旦等大批精英。在这里，穆旦如溪流入海，被知识和思想的洪流裹挟着，也被学生运动的热情激荡着。在开阔眼界的同时，清华外文系“创造当今之文学的”授课目标也正合了他的胃口，在这里，他隐约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新诗的语言。

语言是诗的外衣，也是诗的身体本身。

新诗不是旧体诗的白话翻译，也不是旧体诗的通俗演义。它是语言、意象、思想乃至文体的革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闻一多、徐志摩等人的新诗，从语言到思维，还带有旧诗的惯性。当然，这也可以理解，毕竟新文化运动以来的短短十多年，白话文本身还在探索之中。白话文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接力磨拭，才能达到圆熟的境地。所幸的是，此时年轻的穆旦，虽然诗还显幼稚，但他的语言系统已经迭代升级了。

穆旦重要的诗歌之路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北平沦陷，清华南迁。作者用了一章的篇幅，详细写了清华师生自长沙至昆明三千里的艰难步行。这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卓绝苦难时刻，跋涉途中弦歌不辍，行旅间歇即是课堂。闻一多先生带领指导学生们一路采集民谣，将诗歌课开在了田野里、河流边、百姓家。穆旦则在徒步中背诵英文字典，背下一页，就撕去一页，抵达昆明时，一本厚厚的字典已经撕光。风雨如晦，口诵不止，枯燥的英文单词，脚底崎岖泥泞的路，与途中的每一场风雨、每一处风景，共同烙成了永远的记忆；这为他日后成为大翻译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我们走在热爱的祖先走过的道路上

多少年来都是一样的无际的原野

……

那曾在无数代祖先心中燃烧着的希望

这不可测知的希望是多么固执而悠久

中国的道路又是多么自由和辽远呵

——穆旦《原野上走路》（节选）

从长沙到昆明的三千里，也是穆旦重要的诗歌之路。为此，作者如此总结：“从城市走向原野，历史感和现实感出来了，穆旦的诗歌，至此境界始大，多了一种家国的情怀。”

这段时间，“河流、村庄、道路、泥土、祖先”等词汇蜂拥般地进入穆旦的诗句中，这也标志着穆旦的诗歌视野和趣味从单纯的书斋走向了大地，个人的悲喜更多地共情了时代的苦难和坚韧。

关于三千里步行之于穆旦的意义，邹汉明在书中作了如是总结：“对于一名诗人来说，要改变一个人的语言必须改变一个人的生活……身体的探险必然会经由语言的通道进入到更深一层的灵魂的探险。我们丝毫不怀疑，诗人的身体里，从此埋下了一支灵魂的探险队，探测汉语的矿脉深处。”

抗战时期，物力维艰。西南联大屋檐低小，教学区狭促，然而这里却聚集着一大批满腹经纶的一流学者教授，他们衣衫褴褛面有菜色却议论风生，大有孔子形容的“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的境界。一肚子古书的老派文人吴宓和英国现代派诗人燕卜荪整日泡在一起切之磋之，也成为联大一景。尽管兵荒马乱，常有敌机轰炸，但联大的图书馆里永远挤满了人。

在联大，穆旦阅读了大量现代派诗，在这些诗中他仿佛找到了精神的同行者和创作的出口。这一阶段他的诗有意打碎囫囵固化的、看似优美的语言化石，让词语重新回到最初的状态。为此，他甚至有意颠覆古典诗歌的音韵系统，支持诗的散文化，让充满工业化气味的现代词汇以一种违和甚至是暴力的方式进入诗中。这种“反诗意”、“非诗意”的写作，其实是力图将现代汉语从传统韵文的审美范式里解放出来的语言革命。

是书生也是战士

1940年7月，穆旦自联大毕业。而一个月前，学校已经聘他为外国语言文学系助教。

当时正值抗战最艰苦时期，国民政府号召青年学生应征入伍。任教不到两年的穆旦决定辞去教职，报名参军，报效国家。当时西南联大学生参军的总人数为八百余，但教师参军的几乎没有。据作者考证，热血的穆旦为了能够从军甚至托了家里的亲戚和老师吴宓多方联系昆明驻军长官。

1942年3月，穆旦如愿入伍，成为中国远征军第五军的一员，被授予少校军衔，担任翻译官。同月，中国远征军进入缅甸。在缅甸战场，穆旦亲历了远征军失利后惨绝人寰的那场大撤退。遮天的炮雨，堆积如山的战友尸首，如影随形的死亡恐惧，阴暗潮湿的森林，无处不在的蚊蛇，疟疾与高烧，从死人堆里爬出又陷于落单的孤独……这些地狱般的残酷战争情节，诗人穆旦一样不落地全遭遇了。

远征军的战争亲历者，是书生穆旦也是战士穆旦。历经战争苦难的穆旦，怀着报国之志的穆旦，在从战场上返回后，没有“百战归来再读书”的夸耀，没有“壮岁旌旗拥万夫”的豪迈回忆，有的只是对战争痛楚的反思和对战友的怀念，在《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一诗中他这样写道：

你们的身体还挣扎着想要回返，

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

……

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

留下了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

从缅印战场死亡线上活着走回来的穆旦，内心发生了巨变，他不再是那个忧郁少年，不再是那个浪漫诗人。战争和死亡，让他对世界、对生活、对人性有了新的理解和感知，单纯敏感的感伤少了，对人性和命运审视的目光深邃厚重了起来。有了这段经历，他在诗中完成了自己。

从文学史的角度来评价穆旦是困难的；一方面，他是新文化运动以来，特别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新诗历程的重要在场者，在那个时代就被视为与徐志摩、艾青等量级的诗人；另一方面，他又是文学史上的失踪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被人们所忽略。在他重新进入文学史视野后，又被很多研究者奉为“中国新诗第一人”。生前纠结，死后纠结，这也许就是穆旦的命运吧。

怎样看待自己的一生呢？穆旦在人生的最后阶段如是说：

“这才知道我的全部努力

不过完成了普通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