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多年前，父亲出生在房山区周口店龙骨山脚下的一个小山村里。家里是开药铺的，按理说可以自给自足、童年了无烦忧，可在那样一个战乱的年代，普通老百姓的日子连平安都谈不上，何来无忧与幸福。

父亲七岁那年，在周口店地区国共两党陷入拉锯战，白天国民党进村闹事，晚上八路军来开展工作。能用双手同时打算盘的爷爷，在当地算得上是个有识之士，被国民党胁迫当保长，他不愿顺从又无法拒绝，跑到涿县躲了起来，留下年幼的父亲跟着大字不识的小脚祖母，战战兢兢躲在家里。他们眼看着国民党兵满屋满院地抢东西，大气也不敢出。抱走了鸡鸭，赶走了猪羊，搬走了粮食，父亲都没有言声。可是当那个蛮横的小兵实在没的拿了，顺手抄起他的算盘时，他一下子挣脱了奶奶的拦阻，疯了一般冲上去，哭着喊着死死抱住。那是他唯一的最心爱的玩具，已经学会了用它算出加减法。小兵抬起枪，径直往他头上杵，他的大半边脸立时青肿起来，左眼球受伤，一个多月才恢复知觉，却从此弱视。

三年困难时期，家里多日揭不开锅，奶奶正在坐月子，却一滴奶水都没有，营养不良的小姑饿得哭声渐细。地里的白薯还没有长出来，父亲依旧决定铤而走险，趁天黑去割点白薯秧。刚割了几下，一声大力的咳嗽吓得他一下子扑到地上。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战战兢兢地抬起头来。明晃晃的月光下，看园子的大爷瞪着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他，四目相对，谁都没有说话。少顷，大爷一言不发地转身走了。父亲依旧趴在地上，浑身筛子般战栗，瘫软到没有知觉。不知过了多久，才慢慢有了点儿力气，白薯秧也没敢拿，落荒而逃。从此，他再没向任何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伸出过手。

而立之年的父亲已经是丰台区一所普通中学的教师，却因为家里负担太重，没有姑娘愿意嫁给他。但他没有向生活屈服，而是把全部的爱和精力，都献给了那些不谙世事又被世事裹挟的年轻人。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他沉默，却不随波逐流，每日独自学习，暗地里钻研业务，偷偷为那些懵懂的孩子带去希望。

七十年代初，父亲承担了学校里从初中到高中所有的政治课，最多时每周要上21节课，还要担任班主任。对别人来说分外辛劳的事，他却甘之如饴，课余时间几乎排满家访。家长们都夸他是个勤快负责任的帅小伙，学生们也喜欢这个开朗睿智的大哥哥。

我五岁时，每月初发了工资，父亲总会带上我，到邮局给老家的爷爷奶奶汇款。他会指导我在汇款单附言处一笔一划地写上：“亲爱的爷爷、奶奶，我们这里一切平安，请放心。”正如他很小就跟爷爷学会了打算盘一样，在他教导下，我很小就学会了写字。

我看到了卖糖豆的，口水都要流出来，他也心疼，但咬半天牙也没敢买。因为他每个月的工资46元钱，除去汇给老家的15元，剩下这数得过来的几张票子，是我们四口小家一个月的伙食费。

后来，丰台区教研组组织骨干教师在高考前给各学校优秀生补习功课，他在本校的课表本已排满，学校并没有安排他去，可他一听说利用周末时间，一天就能挣24元，立刻找到校领导请命。从大兴旧宫的家到丰台长辛店十中有40多公里，他要骑着咣当作响的破自行车，凌晨不到五点就出发，确保八点前能赶到，上完四节课，再紧着赶去下一站——永定门外的一所学校上下午的两节课。这一天，他骑着破车要走九十公里。

2000年，父亲走下了站了大半辈子的三尺讲台。他舍不掉教了一辈子的哲学课，放不下校园里琅琅的读书声，应聘为大兴区教工委的“五老”志愿者，走进校园，公益辅导本区青年教师，成为中小学生的校外指导员。

退休后的父亲还爱上了写文章。他没有学过拼音，一开始都是写在纸上，请我帮忙打出来发给报刊邮箱。写得多了，生怕给我添麻烦，就努力学习在微信上写字。他一只眼全盲，一只眼高度近视，在小小的屏幕上划拉，经常会出错，稍不小心就把前面写好的内容全删了，打一篇文章远比构思一篇费劲得多。但他从不放弃，总是把内容录入得几近完美，才发给我来帮忙投稿。从此报刊杂志、网络公众号，他的大名频频出现，那些带着他心温的文字，通过现代化的传播手段，暖了无数陌生人的心。他还出版了《说给家长的心语》等四本书籍，把他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关于教育的思考，传递给更多老师和家长。

八十岁的父亲生了重病，在ICU病房里，写下他人生最后一首诗：人生七十古来稀，我活八十赚十年。苦辣酸甜皆尝过，人生及格过得去。

父亲没有为我和弟弟立过规矩，但我们都乐观、善良，对生活充满了热爱。我们在面对困难的时候不会抱怨，而是积极想办法解决；在压力面前不会焦虑，坦然去面对一切；在利益面前不去奢求，能够时刻感受到幸福。当我在生活中遇到困惑的时候，就会想想父亲。因为他用自己的一生写就一本书，任何我需要时，随时可以翻开看。书中所及，皆为家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