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家风作为社会文明的细胞基因，承载着中华民族千年的精神密码。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家风绝非一家一户之私事，而是关乎民族复兴伟业的时代课题。优良家风如同涓涓细流，浸润着个人的成长土壤，滋养着社会的和谐生态，更汇聚成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

家风正，则个人立于世。家庭是个人成长的摇篮，家风是贯穿一生的精神底色。“圣人教从家始，家正则天下化之。”古往今来，众多仁人志士的成长历程，无不彰显着优良家风的深远影响。苏洵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与高尚的品德，精心教导苏轼、苏辙兄弟，成就了文坛双璧的千古佳话。江苏泰州何氏宗祠悬挂的《何氏家范》十条家规，将传统道德准则具象化，悄然促使一代代家族成员养成良好的价值观与行为习惯，为何氏家族培育出众多杰出人才。梁启超的言传身教，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的子女们，可谓是满门皆俊秀。这些跨越时空的家族传奇无不印证着：优良家风不仅塑造个体的道德品格，更赋予其抵御风雨的精神力量。在崇德向善的家庭氛围中成长的个体，往往具备明辨是非的定力与行稳致远的韧性，在面对困难与挫折时，他们能够坚守正道，奋勇前行；在追逐梦想的道路上，他们能够勤奋努力，拼搏进取。反之，倘若家风不正，子女在成长过程中便容易沾染不良习性，甚至误入歧途，给个人与家庭带来难以挽回的伤痛。

家风纯，则社会安其序。作为社会文明的微观镜像，家风的优劣直接影响着社会风气的走向。唯有家风纯正，才能促成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进而推动社会的和谐稳定，为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提供坚实支撑。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重视家庭、重视亲情、重视伦理，家风文化源远流长。从诸葛亮《诫子书》的“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到颜之推《颜氏家训》的“积财千万，不如薄伎在身”；从朱柏庐《朱子家训》的“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到曾国藩《家书》的“勤俭自持，习劳习苦”，这些流传千年的家训名篇，将个人修养、家庭伦理与社会责任有机融合，成为社会公序良俗的重要基石。“孟母三迁”的择邻而居，“岳母刺字”的精忠报国，“木兰从军”的忠孝两全，这些家喻户晓的历史典故，生动展现了家风建设对社会治理的基础性作用。家庭和睦，社会才能和谐；家庭幸福，社会才会祥和；家庭文明，社会才会进步。当每个家庭都成为弘扬传统美德的“微型文明基地”，整个社会就会形成尊老爱幼、邻里互助、诚实守信、敬业奉献的良好风尚，社会秩序将更加稳定，人际关系将更加融洽，经济社会发展环境将更加良好。

家风好，则国家兴其运。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家风始终与国家命运休戚相关。家庭是国家的基石，千千万万个家庭的和谐稳定，是国家繁荣昌盛的根基所在。古时，范仲淹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家训，设立义庄周济族人，同时对自家子弟严格要求，倡导勤俭持家。这种不谋私利、心系天下的家风，培育出众多心怀天下、为国为民的范氏子孙。近代，林则徐在虎门销烟时，明知前路艰难险阻重重，却毫无惧色，勇往直前。他在家书中写下“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豪言壮语，这种为国为民的担当精神，正源于其父林宾日对他勤恳谨慎、大公无私，不可辜负朝廷期望与百姓信任的谆谆教诲。新中国成立后，钱学森放弃美国的优厚待遇，毅然决然地回到祖国，投身于科技事业，一句“我的归宿在中国”，尽显其拳拳爱国之心。他的这一选择，源自其父钱均夫“读书不是为了做官发财，而是为了报效祖国”的教导。钱氏家族人才辈出，但始终将国家需求置于首位，从不将家族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

老一辈革命家更是重视家庭家风建设的楷模。毛泽东同志治家严谨，送子女下农村、上战场，让他们在最艰苦、最危险的地方经受锻炼，要求子女与普通百姓一视同仁，不许搞任何特殊化，至今仍为世人所敬仰。周恩来同志制定“十条家规”，对亲属在读书、就业、生活等方面都提出了严格要求 。陈毅同志在《示儿女》中叮嘱子女：“应知重理想，更为世界谋。我要为众人，营私以为羞。”这些红色家风穿越时空，诠释着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为新时代家风建设提供了宝贵精神财富。

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新时代，家风建设被赋予了更为深刻的时代内涵。面对社会转型期多元价值观的碰撞，家风始终如同一条坚韧而无形的精神纽带，紧密地连接着个人、家庭与国家，传承和弘扬优良家风，既是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传统智慧的创造性转化，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需要。每一个家庭都应成为优良家风的践行者、传承者，让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的文明新风，成为新时代中国最温暖的精神底色，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凝聚起亿万家庭的磅礴力量。当千万个家庭的“小气候”汇聚成社会的“大气候”，中华民族必将在文明传承中书写新的辉煌篇章。

作者简介：

杨艳超，男，兰州大学教师，内蒙古赤峰市喀喇沁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