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老兵吴文辉。 本报记者 刘平摄

94岁的吴文辉，一直记得自己10岁时的那个冬日。那一天，日寇又到吴文辉家乡的村子里来“扫荡”，他的堂叔惨死在日军枪下。

丈夫矢志，为复国兴。“那时我就心怀富国强民的愿望，也想当兵。”吴文辉说。

吴文辉1931年1月23日生于江苏无锡，自幼便目睹日寇在家乡的土地上烧杀抢掠。有些文化的伯父常对他说：“只要贫穷、落后，就会受欺负、被侵略。”那时，老家常有新四军的游击队活动，加之两个哥哥都已在上海参军，少年吴文辉便也想为国效力。

1941年11月的一天，日寇又进了村，把村民集中到空场训话。日本兵把吴文辉的堂叔叫出来，带到村后的院子里，倒吊在树上拷问：“新四军在哪里？！枪藏在哪里？！”旁边，还有一些村民已经被打得看不出模样，有的被火烧、被灌辣椒水，一声声惨叫回荡在村子上空。

吴文辉的堂叔一开始紧咬牙关，但他很快就“招了”——为了救乡亲们，他谎称枪就在村前的河里，要带日军去找。日寇撑着船，捞了半天也不见枪械的踪影。吴文辉的堂叔趁敌人不备，跳上塘岸想逃跑，却被愤怒的鬼子一枪打穿了头颅。

“那一天，从早上九点折腾到太阳下山。我们在空场上，听着乡亲们的惨叫声，声声瘆人。后来又听见枪响，知道出事了。”日军走后，吴文辉的婶婶抚着丈夫的尸体，哭得死去活来。他的祖母因受到惊吓，加之悲伤过度，不久后也撒手人寰。“我们村里最好的房子，也被鬼子洒上汽油烧了三天，因为那里曾经接待过很多新四军居住。”吴文辉说，他心里恨透了日本侵略者。

1944年，年仅13岁的吴文辉怀着国仇家恨，毅然追随两个哥哥投身革命。他在堂哥的护送下走了整整一天，来到高邮邵伯镇，在苏中军区三分区司令部军工科成为一名勤务员。没有什么隆重的仪式和手续，干的也不是沙场浴血、奋勇擒敌的“大事”，但无论是出操、学习、做工、受教育，少年吴文辉都兢兢业业。他还曾在敌后武工队的指挥下，深夜突破封锁线传递情报，为抗日贡献着点滴力量。

“之前在老家，感觉头上是黑压压的，根本看不到光，心情很压抑。来到部队后，每天都很愉快。”回想身为“小鬼”的岁月，吴文辉总是被自强、自信的气氛所感染。他坚信抗战必将走向胜利，“中国是泱泱大国，一定会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赶走日寇。到最后，胜利必然是中国的，日本必败！”

1945年，抗战取得全面胜利，吴文辉盼来了好日子。小时候曾在上海读过两年小学的他，于1946年12月进入苏中军区卫生部第一期医务学校，“算是上了个正规学校”，继承了二哥的遗志。吴文辉的二哥曾作为医务员参战，因不忍看着受伤的战友久久得不到救治，便冒着危险白天爬向开阔地带抢救伤员，被敌人发现开枪杀害，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1947年春天，吴文辉从医务学校毕业，被分配至苏北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第十一纵队野战医院，从一名青涩的实习医生，逐渐成长为业务出众、有口皆碑的年轻大夫。年底，他参加了淮海外围战役——攻打新安镇的战斗，在战地救死扶伤，挽救了不少战士的生命，荣立四等功。

同时，吴文辉也完成了另一件“人生大事”——入党。“在野战医院时我就发现，每到周末，就有一帮人‘不见了’。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去开会了。他们都是共产党员，革命队伍的优秀分子，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要求进步的吴文辉主动接触党员，认真学习、勤奋工作，并经常向组织汇报思想。当年12月，他终于光荣地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从此人生翻开崭新的一页。

此后，吴文辉转战多处从事医务工作，并于1956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后转学中文。1965年，他进入北京市第二商业局工作，直至1992年离休，其间多次获得先进工作者、优秀党员干部等称号。

如今，老人每天下下棋、练练字，依旧特别关心国家大事。目睹中华国运兴盛、人民富强，吴文辉感到童年的梦想实现了。

“落后就要挨打，现在谁也不敢再欺负咱们！”吴文辉说。他认为自己走得最正确的一步人生路，便是参加新四军、跟着共产党。“现在日子好了，咱们中国人也要刻苦、自强，在党的领导下继续努力，把国家建设得更好，再也不受当年那份苦了。”这是老人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