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云居寺石经山第六洞前，矗立着一块见证千年刻经史的重要石碑——辽代《四大部经成就碑记》。这块碑刻诞生于辽代清宁四年（1058年），为殿试进士赵遵仁所刻，它犹如一把解读云居寺刻经文化的关键钥匙，凭借详实的记载和独特的价值闪耀着光芒。

石碑形制：凝固历史的实物见证

《四大部经成就碑记》原碑

此石碑为青石质，呈现“方首抹角，首身一体”的形制，整体庄重大气。其通高286厘米，宽度103厘米，厚度26厘米，碑额上以正书镌刻着“四大部经成就碑记”，碑文正书1400余字，详细记录了云居寺自隋至辽的刻经历史，是研究房山石经刊刻极为重要的实物依据。

刻经起源：静琬大师的石经宏愿

《四大部经成就碑记》拓片

碑文中“燕都之有五郡，民最饶者涿郡首焉。涿郡之有七寺，境最胜者云居占焉。寺自隋朝所建，号自唐代所赐”。云居寺始建于隋朝，因唐代御赐名号而闻名，其文化核心源于创始人静琬大师的刻经壮举。据碑载“幽州沙门释净琬，精有学识，于隋大业中，发心造石经一藏，以备法灭……”。静琬在佛法兴衰无常的忧虑中，选择以石刻经的方式传承信仰，耗时约三十年凿石刻经，虽未完成全部愿景便圆寂，却为刻经事业奠定根基。

静琬画像

五代传承：弟子的接力坚守

静琬弟子玄导续刻石经

静琬圆寂后，刻经事业代代传承。据碑载“其后虽成其志，未满其愿，以唐贞观十三年奄化归真，门人导公继焉。导公没，有仪公继焉。仪公没，有暹公继焉……自琬至法，凡五代焉，不绝其志”。琬公、导公、仪公、暹公、法公五代僧人在隋唐交替的岁月中守护刻经事业，使刻经传统穿越时空，为后世留存下珍贵的文献资料。

部分房山石经

辽代复兴：皇室推动的文化工程

《四大部经成就碑记》拓片

唐末五代战乱致使刻经中断，直至辽圣宗太平七年（1027年）续刻。

韩绍芳游览白带山画像

据碑载“自我朝太平七年，会故枢密直学士韩公讳绍芳知牧是州，因从政之暇，命从者游是山，诣是寺，陟是峰。暨观游间，及见石室内经碑且多，依然藏佇，遂召当寺耆秀，询以初迹，代去时移，细无知者”。涿州刺史韩绍芳在游览白带山发现尘封的经碑，他上奏朝廷，辽圣宗赐普度坛利钱作为刻经经费，委派可玄大师主持续刻，由此开启了辽代刻经的序幕。

辽圣宗御赐画像

到兴宗时期，据碑载：“重熙七年，于是出御府钱，委官吏佇之，岁析轻利，俾供书经镌碑之价”。将皇帝私库设为刻经基金，以利息保障长期投入，由官员督办，使刻经事业升为国家工程。至道宗清宁三年（1057年），完成《大宝积经》《大华严经》《大涅槃经》《大般若经》四大部经，累计刻经碑2730条，成就了刻经史上的里程碑。

碑刻价值：石质的历史见证者

这块石碑作为云居寺刻经史的“承上启下”之作，以实物填补了史料空白。其内容不仅梳理刻经脉络，更揭示信仰传承与政治、经济的深层关联。从静琬个人发愿，到后世弟子世代坚守，再到辽代皇室推动，折射出不同时代的文化取向。碑中记载的刻经流程、资金管理等细节，为研究辽代社会结构、时代政策提供一手资料，堪称“刻在石头上的辽史”。

如今，当我们立于碑前，可见其承载的不仅是经卷刻石，更是文化信仰的传承印记。从隋代静琬的开创，到辽代君臣的支持，石碑以客观记录见证中华文明的延续性。它是云居寺的文化瑰宝，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生生不息的实物象征，以石为纸、刀为笔，将信仰与智慧刻入历史，让文明火种跨越千年，至今闪耀于云居山水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