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源于空气的流动无处不在。家风，是一个家庭多年形成延续下来的风尚习气。说起风气，大有国风民族风，小有作风和家风，家风就是一个家庭或家族的传统风尚。《太子少傅箴》中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说的是客观环境会对人产生很大的影响。

习近平总书记曾说过：“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风不仅仅是维系社会道德的一条纽带，而且还与党风政风和民风有着密切的关系，良好的民风是以千万个家庭良好的家风为基础的。我学了习近平总书记家风建设的重要讲话，倍感道理深刻，这也让我常常回忆起我们家从父辈起传承了大半个世纪的家风往事。

全家福，1984年1月摄于北京平谷

我的老家祖上都是农民。父母过去不识字也没有多少文化，但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思想文化观念已经浸透在他们的骨髓里、流淌在血液中并一辈辈传承了下来。

我父亲刚记事时，日军就占领了我国东北、华北大部分地区。在目睹日本侵略军的暴行后，父亲和母亲都秘密加入了党组织。白天父亲被日本鬼子逼着去埋电线杆，晚上党员就带着抗日骨干把电线杆给锯掉。一次不幸被日军抓住严刑拷打，由于大家都死不承认，日军没办法只好都给放了。父亲后来从军31年，他任营职干部时，按连职转业被安排到县交通局下属的汽车队当副队长。当我们子女问起他工作分配的问题时，他说：“那么多一起参军的都没能活着回来，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呢？”

父亲原部队的一台新解放车在北京郊区因事故报废了。部队联系我父亲协助处理，部队说车辆报废了，但崭新的车厢板都是上好的红松木，可以拿回家来打套家具。我父亲认为协助处理事故是车队公对公的事儿，个人不能拿这些板材。他把板材运回车队改成了用于工人休息的长椅。都说父母是子女的第一个老师，我父亲在许多问题上始终都把工作放在第一位，他的“不义之事不做，不义之财不沾”的理念渐渐地被我们接受并传承了下来。

我的母亲是在旧社会出生的，身体一直不好，随军后也没有参加工作，但是她从没忘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生活中总是默默无闻地做着力所能及的事儿。1969年父亲所在的部队换防，接替的部队从浙江嘉兴来到处于东北寒区的四平市。母亲知道南方人不会使用北方的火炉子，便从自己家拿来引火的刨花、木柴和块儿煤，看到谁家搬来了，就去教他们如何生火、添煤和晚上怎样封火能够保证到天亮不灭。

我们全家跟父亲转业回到老家，进了父亲单位分配的住宅楼。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相互间接触的面广了，可是邻里间的相处却疏远了。而我们家与单元其他住户相处得却和过去的邻里一样。我们家搬来后，母亲就挨家登门拜访，说“我们住到一起就是邻居了，我没工作天天在家，你们谁要是需要帮忙就尽管言语一声”。一层的住户生了孩子，大人上班但孩子没人照看，于是就找到我母亲说看看能不能帮帮忙，至于工钱都好说。母亲一听给工钱就不高兴了，说“邻居之间帮个忙都是应该的，只要你放心把孩子交给我，你要给钱我就不给你看了”。就这样，母亲无偿地帮她照看孩子一年多。

我姐姐在公主岭空军462医院幼儿园工作。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伤员都分到各地医院救治。吉林省公主岭空军462医院住满了转来的伤员，此时护理人员十分缺乏，我姐姐说“我是党员，我报名当护理员”。她一个人负责一个大房间27个伤员的生活起居，洗脸洗脚、收拾床位、清除垃圾，有的还需要喂饭、接排大小便。一直坚持到多数伤员都出院了，此时怀孕的姐姐快要生了才去住院生产。她坚持几个月为伤员服务，不仅受到了伤员的好评，还被部队给她这个唯一的非在编军人记了三等功。

小学时我家离学校不到30米远，我把班里早晨生取暖炉子的活儿承担了下来。我发现学校的炉钩子、煤铲都不好使，母亲就让我把家里的拿到学校用。高中毕业后我到农村插队当知青，当看到村民要耽误半天工去公社（现在的乡镇）花两角钱理发时，就想为他们义务理发。我和母亲谈了想法后，母亲非常支持我，说你先把咱家的理发工具拿去用吧。有的知青说：这些农民那么脏，你为他们理发图个什么呀？而我则觉着帮他们把原来蓬头垢面的形象变得更精神了，从中享受到的是满满的快乐。

在部队当营教导的第三年，有一天我去锦州看望我的老指导员，他拿出了一个大信封递给了我，我一看里面是一张《锦州日报》。老指导员说“建国行啊，上日报的头版头条了”，原来头版登的是长篇通讯，标题是《中校军官和他的三个孤儿士兵》，而上报纸的事儿我一点儿都不知道。原来是新闻干事在锦州日报社实习，报社发现了部队这件感人事情的线索，就通过其他人对我的工作进行采访后登出了这篇通讯。我认为，一名军官关心士兵的成长是职责所系，没什么可值得炫耀的，我所在的营有三个孤儿士兵，我们各级干部都会格外关心帮助的。后来其中一人还考上了军校成了一名军官。

多少年过去了，我的父母已经先后离世，但是他们培育出的良好家风始终被我们子女和下一代人传递着。我们会不忘祖先留传下来的诸多古训，始终坚持踏踏实实做事，清清白白做人，因为我们都是华夏儿女优秀品德和家风的传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