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全球公共视域的清帝国：欧洲文献里的中国邸报》（比）钟铭旦 上海人民出版社

邸报，是中国古代一种从中央向地方传递官方信息的纸质媒介。关于邸报的起源，学界存在一定争议，但可以确定的是，到了宋代，中原王朝已经建立起较为成熟系统的邸报管理制度，经由邸报传递到地方社会的信息也更加权威可信。随着明清时期中国的大一统秩序达到历史的巅峰，浸润统治意志的邸报迎来了迅猛发展，不仅成为从官方到民间社会都比较依赖的信息来源，还经由来华传教士之手广泛传播到欧洲大陆，使得中国邸报被置于全球史的舞台之上，从而成为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

比利时学者钟鸣旦教授的《进入全球公共视域的清帝国》一书，便是基于对欧洲文献里所记载的中国邸报信息的搜集整理，从而为我们展现了清代康雍乾三朝邸报的生产、传播与多维影响。

18世纪既是中国的康乾盛世，也是东西方交往进一步密切的历史时期。根据作者的研究，这一阶段邸报的生成与传播尤为频繁。来华传教士们一开始关注中国的邸报，仅仅是想获取清廷官方对于天主教传播的态度以及哪些官僚可以成为他们传教的潜在支持者，但随着邸报呈现信息的多样化，传教士了解到的内容已经不仅仅是清廷的宗教政策，还有皇帝个人的事迹与法令、官员任免情况以及地方社会突发自然灾害等各种动态。这些信息传播回欧洲，逐渐丰富了欧洲人对于“康乾盛世”的认识。因为在中国的邸报经由传教士之手散播到西欧以前，欧洲人对于中国的了解大多仍基于马可·波罗口述的游记或丝绸、瓷器等奢侈品，这种信息来源渠道的滞后和有限，使得欧洲人渴望获得更多信息来了解神秘的东方，来自中国的邸报恰逢其时。

欧洲人发现，欧洲的邸报记载不同性质的报道，内容质量参差不齐，极容易影响到个人对具体事务的判断，这与当时邸报发行权掌握在民间私人手中等相关，许多人为此苦不堪言，而由于中国自宋代便已对邸报传播过程严格把关，使得邸报上所载内容不一定都有价值，但具有即时性，且真实可靠。

例如清廷对耶稣会传教活动态度的变化，正是传教士们通过邸报最早知晓的。传教士整理辑录来自中国的邸报所编成的“中华帝国的日志录”，被伏尔泰在其著作《风俗论》中称为“最真实、最有用的报纸”。雍正帝在位时期，传教士发现录在邸报上的上谕和批文只有经过皇帝本人批准，才能交由军机大臣去对外传达。这种信息的生产和传播方式虽然带有浓厚的人治色彩，但却反映出中西邸报定位上的巨大差异。前者是统治者对维持巩固大一统秩序的锱铢必较，后者则是西欧封建社会尚未完全退场背景下的“政出多门”。东西方对待邸报的态度，也折射出当时双方社会性质的差别。

不过，欧洲人对于中国邸报所载内容的关注，也难免会滑向对“康乾盛世”的美化或简单否定的两种极端。例如对教会特权持批判态度的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通过传教士译介来的中国邸报，得知雍正帝继位后便禁止天主教传播，随即便轻易得出中国统治者思想更开明的结论，而对于耶稣会士卷入康熙晚年储位之争、引发雍正帝猜忌的具体内情，却并未作更深入的挖掘。

雍正帝在位时期整顿吏治，发展社会经济，这一时期官方信息发布趋于频繁，邸报数量直线上升，包括伏尔泰在内的不少欧洲人也了解到了雍正帝勤于政务的特点，将其赞誉为“最正直、最礼貌、最聪明的皇帝”，这便又遮蔽了雍正帝刚愎雄猜，轻易发动西北战事而招致失败的另面。但对于伏尔泰来说，赞颂雍正帝并非其主要目的，借夸耀东方文明来隐晦批判法国波旁王朝的衰朽统治，恐怕才符合其深意。

与伏尔泰对清代中国饱含“温情与敬意”所不同，法国另一位思想巨匠孟德斯鸠则通过阅读中国邸报，感受到了专制权力冷酷的一面。当他读到两位清朝官员仅仅因为对皇帝的宴会掺入不实的报道就要被处决的信息后，他对于专制权力的随意性深恶痛绝，并将其转化为自己对“法的精神”的高度推崇。不过虚假信息传播可能引发的严重后果，却被其忽视。例如发生于乾隆朝中后期的“江南叫魂案”中，地方官为了辨别各种信息的真伪可以说精疲力竭，但最后仍未能达到平息谣言的目的，只能任由其发酵，搞得江南民间人心惶惶，由此可见清代社会内部信息传播与管控的难度之大。而孟氏自恃深谙人类制度演进的本质，但仅因为官员遭受处罚重，就将其作为“专制之恶”的例证，未免有一叶障目之嫌。

虽然18世纪的欧洲人对于中国邸报记录的信息反应不一，但来自中国的邸报毕竟极大拓展了欧洲人对于清代中国的认识，也让马可·波罗笔下的那个东方不再神秘。即使当时东西方贸易网络并未完全连成一体，即使雍正帝对于来自欧洲的物质文化采取了抵制的态度，即使日后马戛尔尼使团的试探也以失败收场，但文化交流这滔滔江水永不会因个别人的意志而断流。过去如此，当下亦如此。邸报及其研究的历久弥新，便是最好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