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皇权旁落，地方豪强势力崛起，逐渐占据大量的地方政治、经济乃至军事资源，形成了与官府抗衡的力量。随着汉王朝对全国统治秩序的崩溃，这些家族集团或者割据一方，形成独立的政治势力，或者凭借自己对本地域强大的影响力成为割据军阀争相笼络的对象。
徐州是东汉所置十三刺史部之一，其地处于东海、泰山、淮水之间。《尚书·禹贡》称“海、岱及淮惟徐州”。徐州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楚汉之争时期，彭城（今江苏徐州的旧称）曾为西楚霸王项羽的都城，而汉朝建立者刘邦和汉初开国功臣萧何、曹参、周勃、樊哙等也多出身徐州之地的丰、沛一带。东汉徐州刺史部领郡国五：彭城国、琅琊国、东海郡、下邳国、广陵郡，范围北至今山东西南部，南奄至今江苏中北部，人口稠密，农业发达，商业繁荣，交通便利，是东汉重要的财税之地。汉末乱世中，曹操、刘备、吕布、袁术、孙策等政治集团围绕徐州展开了反复争夺，上演了一幕幕精彩纷呈的历史活剧，凸显了徐州在汉末三国独特的地缘政治地位。
因上述原因，徐州在汉末三国时期涌现出众多影响当时政治的家族集团，其中许多成员甚至跻身魏、蜀、吴三国的宰辅之臣，如琅琊诸葛氏家族的诸葛亮、东海王氏家族的王朗、彭城张氏家族的张昭等，但他们的仕途发迹和政治能量的提升都是在离开徐州之后，若论出身徐州、并且在汉末江淮一带拥有巨大政治影响力的家族，则首推淮浦陈氏家族。梳理其家族成员陈球、陈瑀、陈登等人的履历事迹，亦有助于我们理解家族政治在汉末三国历史背景之下的演变和发展。
一、陈球：两登三公，士林模楷
淮浦，为徐州刺史部下邳国辖县，治所在今江苏涟水西。淮浦陈氏家族显著于史册的第一位人物是陈球。
陈球，字伯真，范晔《后汉书》卷五十六有传，《东观汉记》、谢承《后汉书》、司马彪《续汉书》、张璠《汉记》等诸书均有载。陈球祖父陈屯“有令名”，父陈亹官至广汉太守。陈球“少涉儒学，善律令”，汉顺帝阳嘉（132—135）年间举孝廉，累迁至繁阳令。陈球在任上“清高不动”，魏郡太守曾试图向陈球索贿，陈球严词拒之。太守逼迫督邮逐陈球，督邮却说，“魏郡十五城，独繁阳有异政”，如果驱逐陈球，天下必定议论纷纷。太守乃止。
陈球凭借出众的政绩辟公府，举高第，拜侍御史。当时荆州南部盗贼横行，太尉杨秉举陈球为零陵太守。陈球到任后，帅吏民固守城池，抵御贼人进攻，采取多种守城策略以歼大量敌兵，相拒十余日，直至救兵抵达，攻破贼兵，迁魏郡太守。由此也可见陈球虽出身儒学世家，却也谙熟兵法韬略，后来陈登对此也多有承袭。
后陈球入朝担任将作大匠，负责汉桓帝陵园的修建，为朝廷节省大量经费开支。在南阳太守任上，陈球因执法严明，侵犯了当地豪强的利益，为仇人谤毁失官归家。不久，陈球复出担任廷尉。汉灵帝熹平元年（172年），窦太后崩，曹节、王甫等宦官因对她怀恨在心，欲以贵人之礼葬之。众官员慑于宦官之威不敢发声，陈球则不惧权势，认为应根据礼法将窦太后附葬于桓帝陵寝。最终，陈球的提议得到了汉灵帝的批准，曹节、王甫等宦官则遭灵帝训斥。
熹平六年（177年），陈球拜司空，身登三公之位，不久因地震而罢免。次年，迁太尉，不久又因日食而免职。光和二年（179年），陈球出任永乐少府，与司徒刘郃、卫尉阳球密谋诛宦官，不意事泄，陈球为下狱诛死，时年六十二岁。
陈球主要仕宦于桓、灵二朝，这也是东汉宦官乱政最为严重的时期。陈球两登三公，与宦官集团进行持续不懈的抗争，最终殒命。陈球因此成为当时清流士人中的领袖人物，他的不幸遇难也为淮浦陈氏家族赢得了巨大的政治声量，并将作为政治红利传递给其后人。
作为汉末大儒、经学大家，陈球门生众多。《太平御览》引《述征记》载，下相城西北有陈球墓，墓前有三碑，其一碑记载其弟子有卢植、郑玄、管宁、华歆等六十人，这些人均为汉末名流高士。又据《隶释》载《太尉陈球碑》碑文，后来总揽袁绍幕府的魏郡人审配亦是陈球故吏。
二、陈瑀：割据淮泗，阴图江东
据《后汉书·陈球传》，陈球的子侄辈中，知名的有三人。陈球之子陈瑀，官至吴郡太守，陈瑀之弟陈琮，官至汝阴太守。陈球之侄陈珪，官至沛国相。
陈瑀是东汉末年历史研究中容易被忽略的一个角色，他曾经一度割据淮泗，遥领江东，在陶谦、袁术、孙策等集团的争夺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陈瑀在《后汉书》《三国志》无传，其事迹散落在诸书之中，兹梳理如下：
陈瑀，字公玮。据谢承《后汉书》，陈瑀早年通过举孝廉、辟公府进入仕途，曾在国都洛阳任市长，后辟太尉府，未到。永汉元年（189），陈瑀拜议郎，迁吴郡太守。永汉是汉献帝所用的第一个年号，仅使用三个月，即在当年十二月被除。此时正值董卓篡政、关东诸侯筹备讨董之际，亦是汉室崩裂的开始。陈瑀于此时外放吴郡太守，应有避难之意。吴郡位于江外，距离洛阳遥远，又因战乱阻隔，陈瑀未能前往吴郡就任，而是屯驻在长江以北的广陵、下邳一带。
彼时，广陵太守张超响应关东州郡讨董，率部弃郡北上，而后又与其兄陈留太守张邈合兵一处，未返本郡，故而广陵一带暂时处于权力真空地带。陈瑀以吴郡太守之身份在广陵经营，又地近乡里，很快便发展成一股军事力量，成为汉末乱世中的一镇诸侯。
陈瑀在淮泗一带的发展引起了后将军袁术的注意。袁术出身汝南袁氏家族，是司空袁逢之子，司徒袁隗之侄。袁氏家族在汉末士人之中地位首屈一指，与陈氏家族关系密切。袁术与陈瑀从弟陈珪是“旧交”。因为这层关系，袁术意图拉拢陈瑀为盟友，并借助陈瑀在江淮一带的影响力将势力范围向这里拓展。
初平四年（193年），袁术引军进入兖州，与曹操、袁绍军大战于匡亭，袁军大败，而南阳又因刘表断粮而无食，于是袁术索性放弃南阳，东奔九江郡，杀扬州刺史陈温，由是割据淮南。此为《三国志·袁术传》的记载，但裴松之所引《英雄记》关于袁术奔淮南一事颇有不同。《英雄记》称，陈温因病去世，袁绍遣其从弟山阳太守袁遗为刺史，这意味着袁绍试图将势力范围侵入扬州。袁术时与袁绍为敌，于是发兵击破袁遗，袁遗败走沛国，为手下兵士所杀。此后，袁术以陈瑀为扬州刺史，袁术在兖州战败后选择东奔淮南，也是因为这一带已有陈瑀接应。但陈瑀并不甘心作为袁术的附庸，当袁术率兵南向寿春时，陈瑀“拒术不纳”。袁术退保阴陵（今安徽定远西北），纠合部众后攻打陈瑀，陈瑀“惧走归下邳”。
由上述史料可知：其一，陈瑀的核心领地在下邳一带；其二，陈瑀的势力范围曾一度从徐州南部的下邳、广陵延伸到扬州北部的九江郡（后改为淮南郡）；其三，陈瑀虽在淮泗经营多年，但军事力量较弱，即便面对袁术败兵仍不能敌，只能弃地而逃。
建安二年（197），袁术在淮南僭号称帝，引起天下公愤，曹操控制的朝廷下诏，使吕布、陈瑀、孙策共同讨伐袁术。当时陈瑀屯兵海西（今江苏灌南），其地在广陵郡北端，毗邻陈氏乡里淮浦，可见陈瑀当时的势力范围仍在徐州南部的下邳国、广陵郡一带。同时，从诏书可见，陈瑀的身份除了仍然保留对吴郡太守的遥领之外，还加挂安东将军的将军位，这可能来源于曹操的笼络。
然而陈瑀无意伐袁术，却意图向江东发展，袭击在江东立足未稳的孙策。《江表传》载，陈瑀遣都尉万演等秘密渡江，联络丹阳、宣城、泾、陵阳、始安、黟、歙等县的山越豪帅祖郎、焦已及吴郡豪帅严白虎，发给他们三十余枚印绶，将他们发展成为内应。一旦孙策率军北上，就攻打江东诸郡。但陈瑀的这些密谋被孙策察觉，孙策先下手为强，遣吕范、徐逸率军北上进攻海西，大破陈瑀，获其吏士妻子四千人。《山阳公载记》载，陈瑀此战后全军覆没，也无法再在淮泗一带立足，只能单骑投奔冀州袁绍。袁绍任其为故安都尉，此后史料再无陈瑀的记载，大概是不久之后就去世了。
陈瑀割据淮泗一带的下邳、广陵两郡，自189年至197年，长达八年之久，是汉末群雄中不容忽视的一支力量。陶谦虽然担任徐州刺史，但其所能管辖的区域仅有徐州中部的下邳、彭城、郯县一带，徐州南部事实上处于陈瑀及其家族的控制之下。陈瑀也成为当时少数几位绕过汉朝的避籍制度、依托乡里宗族实现割据的军事政治集团。只可惜陈瑀周边强敌环伺，其军事力量又较弱，始终无法拓展自己的地盘。从他遥授江东山越印绶、策动其发动叛乱来看，陈瑀虽未能赴江东上任，但其吴郡太守身份仍能在江东一带施加一定的政治影响力。陈瑀为孙策所败，这让淮浦陈氏家族与孙氏集团结仇，导致后来陈登与孙策、孙权的交恶。
三、陈登：名重天下，威行广陵
陈瑀败走后，淮浦陈氏的主事者落在了陈登身上。
陈登，字元龙，陈瑀之侄，陈珪之子。陈登早年即博览群书，有匡扶天下之志，《先贤行状》称其“忠亮高爽，沈深有大略，少有扶世济民之志。博览载籍，雅有文艺，旧典文章，莫不贯综。”二十五岁时，陈登被举孝廉，出任东阳长。东阳县属广陵郡，在今江苏盱眙东，距离淮浦不远。陈登在此任职，也是其家族在徐州南部具备强大政治影响力的体现。陈登在县“养耆育孤，视民如伤”，为徐州刺史陶谦表为典农校尉，负责农田水利，以赈饥荒。
陶谦是丹阳人，外来仕宦，因此需要格外依赖徐州本土豪族。陶谦提拔陈登，意在笼络淮浦陈氏家族，以巩固其在徐州的统治。但陈登似乎对陶谦并不买账。陶谦去世后，陈登作为徐州本土豪族的代表，就积极拥戴刘备代领徐州牧。他甚至主动给袁绍致信，解释他们拥立刘备的原因，寻求袁绍的支持。
学者方诗铭从《三国志·先主传》中陈登劝说刘备之语“彼州殷富，户口百万”，认为“彼州”的使用可证明陈登及徐州的豪族势力“完全站在陶谦的对立面的”。陈登对刘备的支持，是刘备能够以平原相身份入主徐州、跻身一方诸侯的关键。这很大程度上与两人性情相投有关。刘备早年在涿郡合徒众，有侠义之风。而陈登作为公族子弟，却不同于儒生文士，而任侠好勇，被许汜讥讽为“湖海之士，豪气不除”。陈登曾评价刘备“雄姿杰出，有王霸之略，吾敬刘玄德”，刘备也在刘表面前盛赞陈登：“若元龙文武胆志，当求之于古耳，造次难得比也。”
刘备与陈登惺惺相惜，可谓汉末乱世的一段佳话。但遗憾的是，刘备兵力薄弱，接连被吕布、曹操攻破，无法在徐州立足，辗转南奔。陈登身负家族重任之荷，不可能抛弃乡里追随刘备，两人的渊源就此结束。随着曹操消灭吕布，陈登成为了曹操集团的一员。
早在吕布割据徐州之时，陈登即已倒向曹操。他曾受吕布之命与曹操结好，但他一进曹营，就出卖了吕布，劝曹操“宜早图之”，曹操则临别执着陈登之手，说：“东方之事，便以相付。”在曹操的授命下，陈登出任广陵太守，接替了陈瑀此前的势力范围，作为掎角之势与曹操合围吕布。陈登在广陵，“明审赏罚，威信宣布”。海贼薛州万余户向陈登归降，这让陈登的军事实力大大增强。曹操围吕布于下邳，陈登亲率郡兵作为前驱。吕布破灭，陈登以功加伏波将军。伏波将军虽为杂号将军之职，但地位十分尊贵，东汉开国名将马援就是伏波将军，而曹操最亲近的宗族将军夏侯惇直到六年之后才担任此职。
徐州平定后，陈登继续主政广陵，“甚得江、淮间欢心”。当时曹操的注意力集中对付北方强敌袁绍，于是与江东一江之隔的陈登负责起了防御孙策北上的任务。建安四年（199），孙策先后两次发兵北上，围攻陈登于匡琦城（一作匡奇，在射阳县附近，今江苏宝应一带）。陈登守城，一如当年陈球守城一样，面对十倍于己的兵力，毫不畏惧，从容应对。他采取了类似空城计的策略，先让士兵闭门自守，示弱不与战，然后登城瞭望，看到敌军没有警惕，便亲自擂鼓，突然将步骑兵放出，将敌军击溃。两次守城，均斩首万级，让孙策不敢再打从广陵北上的主意。
孙策来攻时，陈登曾派功曹陈矫往曹操处求援。陈矫有过这样一番话：
鄙郡虽小，形便之国也，若蒙救援，使为外藩，则吴人剉谋，徐方永安，武声远震，仁爱滂流，未从之国，望风景附，崇德养威，此王业也。
东汉末年，郡国本位化思想盛行，郡吏往往将本郡称作“本朝”，将郡守称作“郡朝”或“府君”。从陈矫措辞中出现的“形便之国”“外藩”等词可见陈登统治的广陵郡在曹操集团内享有高度自治的状态，与曹操所署的其他郡太守颇有不同。
史载，陈登在击败孙策之后，有了“吞灭江南之志”。在广陵，陈登兴修水利，重新打通了沟通长江与淮河之间的邗沟（又称中渎水）。郦道元的《水经注》援引蒋济所作的《三州论》，对陈登通邗沟是这样描述的：“淮湖纡远，水陆异路，山阳不通，陈敏（登）穿沟，更凿马濑，百里渡湖者也。”学者姜师立认为，陈登因为射阳以南邗沟的水路不通，射阳湖风浪大，损坏船只，于是重开邗沟，将河线向西移动，不再经过博芝湖，转而由樊良湖北口穿过白马湖，再转向射阳湖入淮。新的邗沟运道开凿了更多的人工运道，并以这些人工运道联系起马濑、津湖、白马湖等自然湖泊，最后连接起长江与淮河。“邗沟西道的开挖有其军事的原因，大大方便了曹魏军队南下与东吴的战争。”
陈登后被曹操调任东城太守。东城本为县，即今安徽定远东。可知曹操为陈登此次调动，特意将东城升格为郡。笔者以为，曹操将陈登调离广陵，或许也有防止陈氏家族在江淮尾大不掉的意图。临行前，“广陵吏民佩其恩德，共拔郡随登，老弱襁负而追之”，为陈登所劝回，这也足见陈登在广陵的恩威之重。
据《三国志·华佗传》载，陈登因长期食用生鱼脍，导致寄生虫在肠胃里形成内疽，年仅三十九岁即不治身亡。此后曹操每临大江而叹，恨不早用陈登之计，而使孙权在江东坐大。建安十八年（213），曹操深恐沿江郡县被孙权占领，决定实行坚壁清野之策，将江淮之间大批城池废弃，居民内迁，包括广陵在内的沿江十余万户居民渡江投奔东吴，陈登对广陵的经营至此付诸东流。
（作者成长，系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研究生）
注释从略，完整版请参考原文：《看历史·三国文化》2025年第2期
淮浦陈氏家族主要活动地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