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一场瘟疫骤然降临在浙江衢州。11月22日，当地警察局经过调查得出结论：居住在罗汉井五号的黄廖氏等八人感染了鼠疫。

一时间，恐慌的气氛笼罩了衢州。

造成这场鼠疫的，正是不久前日军的一次空投行动。

浙江省衢州市档案馆 副馆长 宁晓明：

“大概是1940年10月4日上午9点，日本一架飞机从杭州过来，投下了大量麦麸、黄豆、宣传单等，这些都带有鼠疫。10月10日，城西一带发现了很多死鼠，就开始有人发病。”

随着这样的侵扰在浙江各地不时发生，瘟疫大规模暴发，影响到衢州、宁波、金华、杭州、绍兴、丽水和温州等地区。

为遏制疫情蔓延，宁波被迫采取了极端手段。1940年11月底，一个寒冷的冬日，伴随着冲天火光，疫区内115户137间民宅被尽数焚毁，500余名百姓流离失所。

也就在这一年，关东军向日本陆军中央机构提交了关于731部队编制调整及扩编的详细报告。这份报告在当时被日本陆军列为最高机密。

哈尔滨市侵华日军细菌与毒气战史研究会副秘书长 金士成：

“改编后的731部队由军医、药剂（人员）、卫生（人员）、工程师、技师和雇佣人员组成，部队管理层军官编制人数由1936年的70人增加到455人。这次编制的修改是731部队膨胀犯罪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节点。”

731部队的规模和体量从此开始逐步变大，真正成为了一支进行细菌武器研制、生产以及实施细菌战的特种部队。

1941年11月4日，日军将魔爪伸向湖南常德，鼠疫暴发造成了常德至少7643人死亡。

1942年5月至9月，日军在浙赣作战期间，疯狂散布鼠疫菌、霍乱菌、伤寒菌等。

时为侵华日军第731部队 卫生兵 古都良雄：

“那时，当地有两个中国战俘收容所，据说约有3000名战俘。我参与了馒头制作，等馒头凉了以后，用注射器把细菌注入馒头里，发给俘虏们，然后释放他们。”

在日军撤离后，一些偏僻山村出现了大量烂脚病人。

侵华日军细菌战衢州展览馆 馆长 吴建平：

“就在1942年的9月，有个战损统计，说大陈乡日军撤离后，有2000多人开始烂脚、烂手、烂脸、全身烂，有死尸腐烂的味道。人家老远看到他走过来，都绕开他走。”

从1938年到1945年，在731部队的直接参与和指导下，日军建立了一系列“防疫给水”机构，包括长春的100部队、北京的1855部队、南京的1644部队、广州的8604部队以及位于新加坡的9420部队。

它们以“防疫给水”为名，秘密从事人体实验和细菌战活动，形成了规模庞大的细菌战网络。

1945年8月9日，一场隐秘而疯狂的行动在731部队本部展开。此时，日军战败的丧钟已经敲响。

为了掩盖残忍的人体实验和大规模细菌战的罪证，731部队开始了系统性的证据销毁工作。他们按照命令，焚毁档案资料、炸毁设备和建筑、屠杀被实验者。由于尸体数量激增，焚尸炉来不及处理，大量遇难者遗体被露天焚烧后草草掩埋或投入松花江。

8月14日，石井四郎站在731部队的废墟上下达了最后的命令。这是三条禁令：不准暴露731部队成员的身份；成员之间不得互相联络；不准从事与731部队相同性质的职业。

为了将秘密掩盖到底，731部队的成员们还收到了一条特殊指令。

时任侵华日军第731部队部长 孙吴支队支队长 西俊英：

“在离开部队时，给所有人分配了氰化钾，告诉他们万一被俘获，喝这个药自杀。”

731部队的成员大多逃离了中国，只有一些转调到其他部队的人后来被苏联军队俘获。

1949年12月25日至30日，苏联在伯力对12名日本战犯进行公开审判，重点审理了他们在侵华战争期间准备与实施细菌战的罪行。这是人类历史上首个专门追究细菌战罪行的审判。

1997年至2007年，180名来自浙江、湖南的细菌战受害者及遗属在日本发起了一场迟来半个世纪的诉讼。

东京地方法院认定了731部队等侵华日军在中国发动细菌战杀害中国人民这一事实，而在这些诉讼之外，还有许多逝去的生命仍旧躺在侵华日军罪行的阴影中，还有许多真相有待揭露。

倘若暴行被轻易遗忘，罪恶必将在空白处重生。今天，731遗址的断壁残垣还在无声诉说着：铭记历史，警钟长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