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陵控扼长江，北通襄樊，是汉末群雄争夺的战略要地。东吴政权为应对北方的曹魏、西晋，采取“临江塞要”的方式，构建起了长达五千七百里的江防体系，江陵遂成为其荆州防务的重中之重。东吴大将朱然、施绩父子接续担任江陵、乐乡都督长达50年，期间不仅两度逼退了曹魏的南侵，还六度北上对曹魏、西晋实施袭扰。朱然、施绩对于东吴荆州地区的军事建设和政治稳固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

一、江陵在东汉末年的军事地位与争夺

江陵县（今湖北荆州），此地曾为楚国都城郢都所在。两汉以来，其地缘优势更为凸显。首先，江陵拥有优越的自然环境，其地北有荆山、大洪山，南倚长江，东临云梦泽，又有沮、漳、夏等诸水流经，气候温润，雨水充足，土地肥沃、物产丰饶。其次，江陵拥有较为发达的农业、手工业、商业水平。第三，江陵北与襄阳陆路相接，渡过汉水则可直通南阳、洛阳，处于当时中国最重要的南北通衢“南襄道”的延长线上。同时，江陵南倚长江，控扼长江中游，西可溯江上巫峡而至巴蜀，东可顺江而下吴越之地，是当时中南地区最大的水陆会要与物资集散地。

东汉末年，天下崩裂，群雄并起。荆州治所原本在武陵郡汉寿县，即今湖南常德东北，偏居南隅，不利于对江北发达地区的统治。在王叡出任荆州刺史后，就将治所北迁至江陵。

初平元年（190），王叡为长沙太守孙坚所杀，朝廷任命汉室宗亲刘表继任荆州刺史。刘表将治所北迁至襄阳。据王朗与许靖书信所言“是时侍宿武皇帝于江陵刘景升听事之上，共道足下于通夜”，可知刘表在江陵曾设有“听事”，即州郡官署。

建安十三年（208），曹操亲统大军南下荆州，时刘表病亡，刘琮拱手而降，刘备由樊城南撤，以江陵有军实，欲取之。曹操将精骑五千急追之，于当阳长坂追上刘备，大溃其众，迫使刘备由汉津乘船走水路投奔江夏刘琦。

曹操占据江陵后，即引兵东下，试图乘胜消灭刘备，渐规吴越，不意在赤壁为周瑜所败，由华容道步归江陵，径自北归。周瑜、程普等趁势进军围攻江陵。最终，孤立无援的曹仁不得不主动撤出江陵，江陵遂为孙权所有。周瑜领南郡太守，屯江陵。

周瑜在江陵的时间仅一年，此期间，周瑜向孙权献策，由江陵溯江而上，规定巴蜀。但还未及实施，周瑜即病卒于巴丘。周瑜死后，刘备向孙权求借江北之地，孙权于是令鲁肃撤出江陵，下屯陆口，江陵遂为刘备所得。

刘备以关羽为襄阳太守、荡寇将军、驻江陵。刘备入蜀后，关羽受命董督荆州事。这一时期，关羽一面保持着与曹魏的拉锯作战，一面对江陵城墙进行了增筑，提升了江陵的防御能力。1997年10月至1998年3月，荆州市考古工作者对荆州南城墙与东城墙相交处的一段因暴雨坍塌的城墙进行考古发掘，在五代城垣之下发现了三国至两晋时期的土城墙，土垣顶部宽达10余米，现已埋入现城墙之下3米多深，学者推测这可能是关羽增筑城墙的遗存。

建安二十四年（219）十月，孙权使左护军、虎威将军吕蒙阴袭荆州，麋芳大开江陵城门出降，江陵再度归于东吴。

二、朱然“镇江陵”后江陵防区的攻守战略

吕蒙袭取荆州后不久即病发身死。临终前，吕蒙向孙权举荐朱然以自代：“朱然胆守有馀，愚以为可任。”于是孙权授予朱然假节，使镇江陵。

朱然，丹阳故鄣（今浙江安吉）人，本姓施，十三岁过继给舅父朱治为子，改朱姓。朱治是东吴政权的元从之臣，早年随孙坚征伐南北，功勋卓著，后又辅翼孙策，克定江东，在东吴恩威隆盛，莫可相比。朱然与孙权同年，少与孙权同窗共读，“结恩爱”，是孙权的腹心之臣。孙权统事，将朱然累迁余姚长、山阴令、临川太守，又授予其兵权将职，使讨山越、御魏蜀。朱然在濡须“备大坞及三关屯”，以退曹之功封偏将军，又随吕蒙讨关羽，擒关羽于临沮，迁昭武将军，封西安乡侯。

孙权重夺荆州后，考虑到这里地接魏、蜀，很可能会面对两方面的进攻，因此一面将治所迁到荆州的鄂县（后改名武昌），一面将当时东吴众多高级将领调入荆州驻防，分遣诸将屯戍。具体而言：1.分宜都巫、秭归二县为固陵郡，以潘璋为固陵太守，扼守吴蜀边境的最前线；2.以陆逊为宜都太守，清除荆州蜀汉余部；3.以朱然镇江陵，防备曹魏；4.以诸葛瑾为南郡太守，屯公安，作为江陵防区的后援；5.使步骘从交州率军北上，出长沙，以稳定荆州南部诸郡。

可见，朱然虽然接替吕蒙镇江陵，实际上并没有全部承袭吕蒙的军事权力。吕蒙所担任的南郡太守一职被诸葛瑾所接替，江陵也被分割成一个独立的防区，与固陵、宜都、公安等防区互不隶属。

黄武元年（222）秋九月，魏主曹丕因孙权不肯送质子入朝，大起三路大军伐吴，其中西路以曹真、夏侯尚、张郃、徐晃为将，兵锋直指南郡，而朱然所镇守的江陵由于战略位置突出，且孤悬于江北，成为曹魏攻击的重点目标。

朱然困守江陵，被魏军团团围住，这场围城战持续长达半年之久。这期间，朱然的处境非常不利，一来城中兵力不足，“城中兵多肿病，堪战者裁五千人”；二来曹真、夏侯尚、张郃、徐晃皆魏之名将，曹真等“等起土山，凿池道，立楼橹”，张郃击破吴将孙盛，占据中洲，使朱然“中外断绝”，形势岌岌可危；三来东吴虽有援兵却迟迟无法解围，潘璋、杨粲出师无功，近在咫尺的诸葛瑾缺乏统兵之才，被夏侯尚击败。在种种不利的情况下，朱然仍能够以非凡的胆识和将略指挥若定，筹划有方，“晏如而无恐意”，甚至还能够利用魏军的疏忽进行反击，攻破其两屯。守备北门的江陵令姚泰欲叛变投敌，为敌内应，也为朱然及时发觉，戮之。最终，魏军中大疫蔓延，曹丕只能撤军北返。

此一战也让魏吴对峙的荆州战区攻守形势发生了逆转。战后，曹魏在荆州转攻为守，长达27年间没有向东吴发动大规模攻势。东吴则在荆州多次发动主动攻势，仅朱然参与的就有五次：1.黄武五年（226），朱然随孙权征江夏，围石阳；2.嘉禾三年（234），朱然过荆城，会吏士疾病，未攻而退。3.嘉禾六年（237），朱然将二万人围江夏，为胡质所退；4.赤乌四年（241），朱然与诸葛瑾、步骘、孙伦等征柤中、围樊城；5.赤乌九年（246），朱然征柤中，破魏将李兴等，斩获数千。

朱然于黄龙元年（229）拜车骑将军、右护军，领兖州牧（旋撤），赤乌九年（246）拜左大司马、右军师。至赤乌十二年（249）三月去世，朱然一直镇守江陵，为东吴守卫荆州的北大门，前后近30年。直到去世前一年，朱然还在江陵增筑城墙，完善防御设施。

三、朱（施）绩“袭业”后江陵防区的攻守战略

朱然死后，其子朱绩“袭业”，拜平魏将军、乐乡督。

朱绩，字公绪，后还复施姓。施绩少以父任为郎，拜建忠都尉。朱治之子朱才卒，施绩即袭领其兵，随太常潘濬讨五溪蛮有功，迁偏将军、营下督。二宫之争时，鲁王孙霸曾亲至施绩官廨，欲与之交好，将他笼络到自己阵营，却为施绩当面回绝。因此，施绩得以在孙权晚期险恶的政治斗争中幸免于难。

施绩袭父业之时，东吴荆州防区的诸城督将均已传至第二代，如赤乌四年大将军、左都护诸葛瑾卒，其子诸葛融袭爵、摄兵业，驻公安。又赤乌十一年，丞相步骘卒，其子步协、步阐相继统领其部，为西陵督。与魏蜀两国不同，东吴政权长期存在世袭领兵制度。学者唐长孺指出，东吴将领所领的兵可以世袭，又有奉邑，奉邑的长官由封君自行署置，有时连太守之职也可世袭。学者高敏进一步提出，东吴不仅有世袭领兵制，还结合了世袭领郡制，步氏父子“累世在西陵”正是突出的体现。他认为：“这种将领身份、地位、军事指挥权以及所统兵士归属权的世袭制同地方官吏的世袭制的结合，无疑会使得世将与世官合流，使兵权与政权集于一身而迅速向高门世族地主阶层转化。因此，这两种世袭制的结合执行，是最大限度满足孙氏集团及江南豪族地主利益的手段。”

施绩早年袭领叔父朱才之兵，后又袭父朱然之兵及都督区，是东吴世袭领兵制与世袭领郡制的典型代表。有所不同的是，施绩的职位变成了“乐乡督”，即其屯驻地不再在江陵，而是迁到了乐乡。

乐乡，在今湖北松滋东北，位于长江南岸，与江陵隔江对望。施绩驻地迁到乐乡，江陵就降为单纯的军事据点，守将的职务也降为都督手下的督将（史籍所见有张咸、伍延等）。这样可以让吴军主力以长江天堑为屏障，不易再出现朱然被围困于江陵半年这种危险处境。

施绩袭业的次年，即赤乌十三年（250）十二月，曹魏兵发三路入侵荆州，以新城太守州泰攻巫、秭归、房陵，以荆州刺史王基攻夷陵，以征南将军王昶攻江陵。施绩从乐乡渡江，入江陵城固守。王昶围城不克，退还，施绩欲趁敌疲之际追击，并与公安督诸葛融约定合兵。然而诸葛融并未如期进军，致使施绩在江陵城北纪南城追击时为王昶伏兵所破，损将钟离茂、许旻及甲首旗鼓珍宝器仗。此役施绩虽败，但其据守江陵、迫敌退兵之功，仍受到了孙权的嘉奖，而诸葛融则被“盛责”。

孙权死后，东吴内部陷入长期内讧和动荡，施绩所在的乐乡、江陵防区受其影响，也出现了一些变化：

1.孙亮继位后，诸葛恪以太傅辅政，大权独揽。诸葛恪、融兄弟与施绩素来不和。建兴二年（公元253年）春，诸葛恪以协攻合肥新城为借口，将施绩调离乐乡，留置半州（今九江市柴桑区城子镇），乐乡、江陵防区为诸葛融所并。

2.同年十月，诸葛恪为孙峻所诛，诸葛融亦被迫自杀，施绩还复乐乡，被授予假节之权。

3.吴景帝孙休即位，诛权臣孙綝，东吴朝政动荡稍作平息。孙休迁施绩为上大将军、都护督，其节制范围“自巴丘上迄西陵”，即从乐乡、江陵扩大到西陵、公安、巴丘等长江中游诸镇戍。

4.仅一年之后，即永安二年（259），孙休拜陆逊之子陆抗为镇军将军，“都督西陵，自关羽至白帝”，“关羽”即衡阳郡益阳县之关羽濑，“白帝”即白帝城，时在蜀汉域内，此处当指蜀吴边境。陆抗都督的范围显然覆盖了此前施绩的防区，这显示孙休对施绩在荆州一人独大的担忧，使陆抗分其兵权。

5.孙皓即位后，施绩升任左大司马，与朱然生前职位相同。在东吴，父子先后出镇同一都督区且出任同一职位，仅朱然、施绩一例。

6.随着蜀、魏先后亡于司马氏，江陵、乐乡防区所面对的敌人变成了更为强大的西晋，但在施绩督镇期间，却呈现出晋守吴攻之势。吴宝鼎三年（268）十月，孙皓三路北伐，御驾出东关，使万彧攻襄阳、施绩入江夏。晋荆州刺史胡烈拒绩，绩等退还。

施绩于建衡二年（270）四月卒，督乐乡凡二十二年。自朱然至施绩，父子接续出镇东吴江陵防区长达五十年。

四、施绩卒后江陵防区的部署变化

施绩卒后，孙皓让陆抗承袭了施绩江陵、乐乡的都督任务，并且兼领西陵防务。凤凰三年（274），陆抗去世，孙皓重新将西陵、乐乡分为两个防区，以留宪为西陵督，孙歆为乐乡督。

东吴在荆州防御渐趋薄弱，让西晋看到有机可乘。吴天纪三年（279），晋武帝司马炎发兵六路伐吴，其中，龙骧将军王濬、巴东监军唐彬率水师由巴蜀顺江东下，镇南大将军杜预自襄阳取陆道南下江陵。东吴江陵防区两面受敌，形势危如累卵。乐乡都督孙歆面对晋军的渡江来袭，竟然被吓得“震恐”，与江陵督伍延书曰：“北来诸军，乃飞渡江也。”胆战心惊，毫无御敌斗志，终为晋将周旨、伍巢等生擒。不久，伍延亦为杜预所斩。江陵、乐乡均陷入晋军之手。

失去长江中游江陵、乐乡、西陵等要邑，东吴可谓门户洞开，其江防体系亦完全陷入崩溃。晋军顺流东下，便再无阻碍。仅一月有馀，吴即为晋所灭。

（作者成长，系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研究生）

来源：《文史知识》202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