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梁著《天坛志略》书名，按其原书内正文标题，应为《天坛公园志略》，尊从金梁题写篆籀体书名，书名依旧为《天坛志略》。这本书虽然只十余万言，但系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使用钢板、蜡纸、刻笔、蜡版油印机等，自刊印制的油印本。再加上金梁跌宕起伏、饱受争议的传奇人生，致使原油印本现存无几，而知道这部著作的人也日渐寥落。值此北京天坛建成六百年之际，北京市天坛公园管理处倾力整理本书，并附录民国二十一年内政部北平坛庙管理所编印的《天坛纪略》及民国二十四年单士元编《明清天坛史料》，列为内部文献资料，便于员工学习研读，难能可贵。
北京市天坛公园管理处高度重视天坛史料的挖掘整理工作。自二〇〇二年编纂出版《天坛公园志》，二〇〇六年《北京志·世界文化遗产卷·天坛志》付梓以来，二〇一八年编纂出版了《敬天尊祖 礼乐备和——天坛馆藏文物精品》大型图鍳。在公园文研经费十分有限情况下，鼎力标点本书，不仅保存了珍贵的天坛文献，而且为大家深入研究北京天坛文化提供了又一种十分难得的颇有时代特色的志书。
北京天坛文化渊源流长，深邃博大，奥秘无穷。它不仅与经学、史学关系密切，而且包含天文、算学、建筑、绘画、律吕、乐舞、织绣、医药、植物等诸多工程自然科学知识，以及诗词歌赋、金石砖铭等人文史迹文化方面的内容。自民国七年辟为公园，一百年来，在有关北京天坛的研究著述中，《天坛志略》占有极其重要的承上启下地位，发挥了弘扬华夏“敬天尊祖”经典文化的作用。
金梁，一八七八年生于浙江杭县(今属余杭)，字息侯，号小肃，晚号瓜圃老人，满洲正白旗瓜尔佳氏后裔。清光绪三十年（一九〇四）甲辰科进士。历任京师大学堂提调、内城警厅知事、民政部参议、奉天旗务处总办、奉天新民府知府、奉天清丈局副局长、奉天政务厅厅长、洮昌道尹、蒙古副都统等职。民国成立后，任清史馆校对总阅。后经张作霖保荐，任北洋政府农商部次长。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任奉天地方维持会委员、伪满奉天博物馆馆长、奉天通志馆总纂、奉天四库全书馆(文溯阁)坐办。旋即来津，与清朝遗老组织“俦社”“城南诗社”等各类团体。曾为《大公报》撰社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迁居北京，在国家文物部门任顾问等职。一九六二年逝世，终年八十四。工书法，擅篆籀。著有《四朝佚闻》《清帝后外传外纪》《黑龙江通志》《奉天通志》《瓜圃丛刊叙录》《满洲秘档》等。
金梁作为晚清的旗籍学者，身历清朝、民国、共和国三个历史时期，因此这部著作中，也带有着不同时期的历史印记。一方面，金梁出身于一个文化世家，祖上颇事举业，自身也于二十七岁时通过科举踏入仕途，对典故朝章、京朝旧事了解颇深，所以他写作《天坛志略》时，引用了许多明清两代的典籍文献，既有官修典章，也有私家著述，尽显旧学功底之深厚；另一方面，从清末到新中国，新的学术范式和学术方法——无论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不断通过各种渠道传入我国，因此，学界对北京天坛的研究也自然而然地引入了科学方法，并因此认识到北京天坛的建设颇有与科学规律暗合之处，这些通过科学研究得出的结论，也被金梁写入了《天坛志略》。古式与今法，旧术与新学，在这一册小书中达成了和谐的统一。
不仅如此，《天坛志略》本身也是从“旧”向“新”过渡的一部作品。从体例上说，这部章节体志书采用了民国以后才出现的新著述形式，自然是“新”的，但它将与北京天坛相关的内容分为一个个专题，每节专就一事一物详细铺叙讲解，这种写作方法，仍隐隐受到传统文人笔记的影响。从思想上说，本书受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思想潮流影响，使用了一些新的名词，但基本只起应景妆点的作用，作者的学术观点，以及思考问题的角度，总的来说仍是传统的。一言以概之，这是一位老人面对新时代到来，在用新方法讲旧事物方面的一次很有意义的睿智尝试。
《天坛志略》共九章三十五节，较全面记述了北京天坛的历史沿革、天坛建筑的艺术特色、天坛内的科学古迹、天坛传说中的古迹、天坛内的文物、天坛内帝国主义者侵略的遗迹、天坛内外的史料、天坛内的特产等。其异于其他有关天坛记述的特别之处，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对北京天坛圜丘坛、祈谷坛建筑尺度的记述，尤为详尽深刻，及对古尺——“鸳鸯尺”的解读可圈可点。
尺度指计量长度的定制。《汉书·律历志》曰：“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长短也。本起黄锺之长。以子谷秬黍中者，一黍之广，度之九十分，黄锺之长。一为一分，十分为寸，十寸为尺，十尺为丈，十丈为引，而五度审矣。”《宋书·律历志》曰：“勖又以魏杜夔所制律吕，检校太乐、总章、鼓吹八音，与律乖错。始知后汉至魏，尺度渐长于古四分有余。”《宋史·律历志》曰：“宋既平定四方，凡新邦悉颁度量于其境，其伪俗尺度逾于法制者去之。乾德中，又禁民间造者。由是尺度之制尽复古焉。”明王鏊《震泽长语·音律》曰：“臣依周法，以秬黍校定尺度，长九寸，虚径三分，为黄锺之管。”杨宽著《中国历代尺度考》曰：“明尺固依唐宋之旧。武进袁氏藏有一明嘉靖牙尺，有款曰‘大明嘉靖年制’，长零点三一七公尺（米），合一营造尺微弱。”又曰：“清代工部营造尺即民国后通用之营造尺。……民国度量衡法，于民国四年一月六日公布，以营造库平制与米突制并用，仍采用一公尺合营造尺三尺一寸二分五厘，一营造尺合三十二厘之制。”
《天坛志略》第二章第六节“圜丘台是科学建筑”中详述：“丈量圜丘台的方法，是用古尺丈量三座台的圆径，用今尺（营造尺）丈量三座台的高矮，和四周栏杆的长宽高厚。第一成（第一层）台面的圆径，是古尺九丈，取义是阳数的‘九’数，这数目名叫‘一九’，台高营造尺五尺七寸；第二成（第二层）台面的圆径，是古尺十五丈，取义是阳数的‘五’数，这数目的名称叫‘三五’，台高营造尺五尺二寸；第三成（第三层）台面的圆径，是古尺二十一丈，取义是阳数的‘七’数，这数目的名称叫‘三七’，台高是五营造尺。这三成台面的圆径，九丈、十五丈、二十一丈三个数目合在一起，共为古尺四十五丈，取义是‘九五’这个阳数。”
《天坛志略》第二章第三节“丈量天坛内各建筑所用的尺”明确：“天坛内各建筑所用的尺是‘古尺’和‘今尺’混合使用。这在清代工部营缮司的工匠长（工部委派的大把儿头）们术语中，名叫‘鸳鸯尺’。但是这古尺今尺混合使用时有两个条件的限制。第一个条件，只限在圜丘台一处使用‘鸳鸯尺’。第二个条件是，只在上述各建筑物的平面的‘平面圆径’上和立体的高矮上使用‘鸳鸯尺’。其它各处则不准使用‘鸳鸯尺’，仍使营造尺。‘鸳鸯尺’中的‘今尺’就是营造尺。其‘古尺’，用根据清代《工部事例》书内说，乃是姬周时代的尺，名叫‘周尺’。周尺的长短，是每一周尺，合清代工部营造尺的八寸一分……”据此演算可知，金梁上述天坛圜丘坛径所用古尺，一古尺约为今零点二六米。
《天坛志略》上述圜丘坛坛径尺度与今《北京志·世界文化遗产卷·天坛志》记载的“圜丘为圆形汉白玉须弥座石坛，三层，通高五点七一米，……其上层坛高一点八七米，坛面直径二十三点六五米，……中层坛高一点六三米，坛面宽七点八三米，……下层坛高一点六七米，坛面宽七点八米，……”基本吻合。上层坛面径除以九丈，每尺约为零点二六二米；中层面径三十九点三一米，除以十五丈，每尺约为零点二六二米；第三层面径五十四点九一米除以二十一丈，每尺约为零点二六一米。这两者之微差，或许差在两者在坛面径的丈量是否包括栏版的厚度在内有关。
《天坛志略》第二章第五节“圜丘坛各建筑位置次序和沿革”中详述明嘉靖九年所建圜丘内外壝尺度：“壝外墙是正方形，……这壝外墙是明世宗朱厚熜嘉靖九年（一五三〇）创建的，明朝的厚墙周长营造尺一百八十二丈，高营造尺八尺五寸，厚二营造尺。……壝内墙是正圆形，……和外壝墙一样，这壝内墙也是明世宗朱厚熜嘉靖九年创建的。明朝的厚墙周长营造尺九十一丈五尺，高六营造尺，厚二营造尺。”……又记乾隆改扩建后的圜丘坛内外壝尺寸：“壝外墙是正方形，高营造尺八尺六寸（见《清会典》。而《清会典事例》则作九尺一寸），厚营造尺二尺七寸，周长营造尺二百一十丈一尺（见《清会典》。而《清会典事例》则作二百零四丈八尺五寸）。……壝内墙是正圆形，高营造尺五尺九寸（见《清会典》。而《清会典事例》则作八尺一寸），厚营造尺二尺七寸五分，周长营造尺一百零六丈四尺（见《清会典》。而《清会典事例》则作九十七丈七尺五寸）。”
《天坛志略》还详述皇穹宇：“四周的围墙，并不是方形的，乃是正圆形……围墙的圆周，共长营造尺五十六丈六尺八寸，高营造尺一丈零八寸。在远远的一望仿佛像一座蓝色大琉璃筒子。门内正北面是正殿，名称就叫‘皇穹宇’……皇穹宇的殿房，是建筑在一座圆形汉白玉石殿座上。这个殿座的圆周，长营造尺十三丈零七寸，高九营造尺（见《清会典事例》和《天坛纪略》）。殿座的圆径为营造尺五丈九尺九寸（见《清会典》）。”
金梁在《天坛志略》中不仅详尽记述北京天坛圜丘坛、祈谷坛、斋宫、神乐署、牺牲所等建筑的尺度，而且不厌其繁地记述天坛祭天时所用的十六种祭器、二十四种乐器的尺寸。有的甚至记述到几分几厘几毫几丝。这都得益于他是《清史稿》的总阅人。《清史稿》卷九十四至卷一百一为《乐志》，卷九十五《乐二》就有“十二律吕尺度”。
在《清史稿》编修和刊印过程中，金梁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一九二七年，金梁通过袁金铠的关系进入即将结束使命的清史馆。由于金梁年轻气盛，精力旺盛，好露锋芒，引起馆内诸多成员的不满。金梁在没有得到众人同意的情况下对《清史稿》予以增补，造成日后《清史稿》关外一次本、关内本和关外二次本诸多版本互异并存的现象，激化了金梁本人与其他编纂成员的矛盾。许多人将金梁视为私改《清史稿》的祸首。平心而论，其他编修对金梁的指摘基本系意气之争。金梁本人对于《清史稿》的编修功大于过，并且多少弥补了编纂过程中出现的缺憾。《清史稿》关外二次本刊印后，由于日军侵华形势日渐露骨，局势更为动荡，该版本同样流传不广。“九一八事变”后，金梁曾任奉天地方维持会委员、伪满奉天博物馆馆长等职。毋庸讳言，效力伪满是金梁人生的极大污点。所幸的是，金梁在伪满任职时间不长，很快就离开东北返回天津。京津沦陷后，金梁拒绝王揖唐出任伪职的“邀请”。因而抗战胜利后，金梁得以免于惩办。新中国成立后，金梁被聘为文史馆馆员，在文史馆期间，金梁著述不辍，留下了介绍北京宫殿庙宇历史的《大北京》和《雍和宫志》《北京奇迹》（又名《旧京奇迹》）等书稿。金梁的关外二次本在内容上相较于关内本更接近于完整，并且包含了被关内本所刻意删去的张勋、康有为传。不仅如此，删除了“八线对数表”的关外二次本在体例上也胜于关内本。
一九七六年，中华书局以关外二次本为工作底本，以关内本、关外本为校勘本加以标点、分段，将《清史稿》点校排印，亦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金梁对《清史稿》的贡献。中华书局版《清史稿》“出版说明”只提及六名编修者姓名，即赵尔巽、柯劭忞、袁金铠、劳乃宣、沈曾植与金梁，其他编修者均略而不提。从这一细节也可以看出，金梁在《清史稿》后期工作中的关键作用得到了整理者的认可。说见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陶亚敏博士撰《论金梁入馆与〈清史稿〉版本之争》（刊载于《北京社会科学》二〇一九年第六期）。
第二，金梁在《天坛志略》第二章第六节“圜丘台是科学建筑”注文中，简明扼要地介绍了中国发明几何学原理的沿革史，以此从更深层说明中国古代先民的聪明智慧及伟大，情深意切，别具一格。原文摘录几段如下；
“中国发明最早的算术学书籍，名叫《九章算术》，又名叫《九数》。相传这是黄帝轩辕氏，命隶首创制律吕度量衡的时候，所作的算法专书。书的内容分九章……这九章的内容，详载在《周官义疏》书内，只是这书的原本失而不全……但是这《九章算术》的创作时代，是在公元纪元前二六九七年，距今已然有四千六百多年了。……到了姬周时代，又创作《周髀算经》来，这是颇合于现代算学原理的古书。……从周朝以后，所有中国的天文推算和建筑设计，就利用前述的《九章算术》和这《周髀算经》的原理。……《周髀算经》传到南北朝时代（公元四二九至五〇〇），南齐国的祖冲之，又发明出‘求圆率’的法子。到了宋朝的时候，秦九韶又把《九章算术》《周髀算经》合并起来，创作一部《数学九章》来。其中第七章的《营建》一章，把古代建筑利用算学的原理，全都聚在一起，当时的‘匠作少监’李诫，就利用这部书，与各作内的工匠们互相研究，连写带画的，作出三百五十七篇的《营造法式》来。这部书一出世，所有中国古代的几何原理，全都利用《营造法式》内，中国的工程学，始又进一步的科学化了。”
“在明神宗朱翊钧的万历八年（公元一五八〇），意大利教士利玛窦来中国，他见中国的算学理论，固然发明的年代久远，已然和西洋的算学原理不差上下。但是中国的方块字形，不如阿拉伯数目字演算的容易，因而不能穷精逐微的发展。他乃把希腊人欧几礼德所作的《几何原本》前六卷，译成汉文，授给明朝大学士徐光启。……后德国教士汤若望，又在明熹宗朱由校的天启二年（公元一六二二）来北京，又把他带来的数理天算等书，普遍地传给中国人，并且收录了许多的中国学生，而这些中国学生，又都是当时以中国旧算学成名的专家。……”
“到了清初顺治和康熙朝，外国的传教士，如德意志人汤若望和戴进贤，比利时人南怀仁，意大利人罗雅格等，先后掌握清朝的钦天监。在清圣祖玄烨的康熙十四年（公元一六七五），又在钦天监衙内设习算的学校，名叫‘钦天监算学’……到了康熙五十二年（公元一七一三），在宫内御书房（即内东路景阳宫后殿的学诗堂）设算学馆，名叫‘内算学馆’，命翰林宫中有精于中西算学的，在这里研究，康熙帝玄烨也在这里学习。……又在西郊畅春园的湛凝斋内设‘外算学馆’，为玄烨和诸臣研究算学的地方。又在圆明园的蒙养斋内设学校一处，名叫‘内算学’，其设在钦天监内的叫‘外算学’。内算学以皇子或亲王为首长，以曾亲向西洋人学习过算术的大臣官员为教习，学生则选自八旗人，所有清朝的《数理精藴》《律吕正义》等关于算学的书，就是这些人编成的。……根据故宫博物院出版的《清宫述闻》所征引的《文献征存》说：‘陈厚耀，以母老乞就教职，除苏州府教授。未一年，召为中书科中书，入直南书房。圣祖尝召厚耀于便殿，使观陈设仪器。又命至御座旁，随意于纸上作两点，厚耀点毕，帝自用规尺画图，即得相去几何之法。’又清沈起元的《敬亭集》内载：‘顾陈垿在康熙间以举人荐入湛凝斋，纂修《律历渊源》《中和乐府》诸书。时外廷（案：即外算学）送学习几何期满的算学生三百余人候试，主试者令君与试。圣祖亲策之，得七十二人，君为冠。内廷呼为算学状元。’”
“到了清世宗胤禛的雍正十二年（公元一七三四），又把‘钦天监算学’裁撤，另在国子监学舍内设立‘国子监算学’……这时的算学教习，全都是中国人。因为这时封禁教堂，驱逐教士的政策綦严。……从顺治元年（公元一六四四）起，至乾隆二年（公元一七三七）止，在此九十多年内所造就的算学人才，数目虽然不少，而大多数的汉族人，全都以著书传播其术。如写《梅氏丛书》（即《勿庵历算全书》）的梅文鼎，和写《算法统宗》的梅瑴成（文鼎之孙），写《九数通考》的屈曾发，并且发明三角割圆诸法，都是这一类的人。……”
金梁之所以如数家珍般扼要介绍中国发明几何学原理的沿革史，及其相关人物，其实还是与金梁总阅《清史稿》密不可分。《清史稿》卷四十五至卷五十三，为《时宪一》至《时宪九》。其中，《时宪二》就有包括平三角形、弧三角形、椭圆形在内的“推步算术”；《清史稿》卷二百七十二，列传五十九就有汤若望和南懐仁传；《清史稿》卷五百六，列传二百九十三《畴人一》，即有梅文鼎和梅瑴成传等。
第三，对天坛内帝国主义者侵略的遗迹，《天坛志略》从勿忘国耻的角度叙述了从一九〇〇年八月十五日，八国联军攻破北京，到翌年七月三十一日全权大臣奕劻、李鸿章与十一国公使签订《辛丑和约》止，庚子事变期间发生的事情，着重记述了“八国侵略军的总部”“天坛火车站”“天坛的洋破烂摊”。特别是记述帝国主义者的八国总兵站设在天坛以后，它们因为距离马家堡火车站太远，在运输上不大方便，“乃由马家堡接安铁轨，直入永定门，在天坛的圜丘坛门外，建了一座总车站，名叫‘天坛外站’。从天坛外站又修一股岔道直入祈谷坛门，在祈谷坛门的里面马路迤北，也设了一座车站，名叫‘天坛内站’。它们运军火和粮草，是走圜丘坛门，运兵和运人是走祈谷坛门，就是不准中国人乘坐。……辛丑不平等条约成立后，满清政府始在永定门的东边城墙上挖了一个门洞，把马家铺村的铁轨，从这新挖的门洞引进城来，直到前门东边，建了一座车站，名叫‘正阳门东站’。”其实这也是帝国主义侵略者迫使清政府所为的。
金梁关于庚子年八国联军建“天坛火车站”史事，亦载于《北京志·市政卷·铁路运输志》第一篇“铁路建设”第一章“干线”第一节“京山线”一文中，并述及：“清光绪二十八年（一九〇二）四月马家堡至天坛的铁路拆除。”
《天坛志略》的史料价值的确很高，也很丰富，且用白话文，夹叙夹议，耐人寻味，别有雅趣。但也并不是没有值得商榷推敲的问题，略举一二，以供深入研究者考究：
一，关于圜丘坛坛墙为宫墙问题。《天坛志略》在第二章第五节“圜丘坛各建筑位置次序和沿革”一节中说：“圜丘坛四周的坛墙，是绿瓦红垣的宫墙，名叫‘坛内墙’，俗名叫‘子墙’。这座宫墙的形状，也是南部是方形的，北部是圆形的。四面建有四座宫门，南面的门就是前段所写的昭亨门，东面的门名叫泰元门，俗名叫‘东天门’，西面的门名叫广利门，俗名叫‘西天门’，北面的门名叫成贞门，俗名叫‘北天门’ ……四天门和‘坛内墙’都是创建自明世宗朱厚熜的嘉靖九年（公元一五三〇）。”上述所说的“绿瓦红垣的宫墙”与该章第四节“天坛的内外坛墙规制和沿革”中记述明朝的天坛内坛墙“周围共长营造尺一千二百八十六丈一尺五寸，……这层内坛墙虽然也是土墙，但是墙的顶上是殿脊而两面都有走廊。走廊的宽度，是营造尺六尺八寸。有殿脊走廊的土城，这算是罕见的建筑了。”两处记述自相矛盾，明显悖异了。但嘉靖九年所建圜丘东西南三面的内坛墙若是里外抹饰青灰，然后再涂上一二层红土子，也不是没有可能。
二，关于斋宫一百六十三间廊房问题。《天坛志略》在第二章第十节“斋宫的用处和沿革”一节中说：“斋宫是座西向东的宫殿，宫墙两层。外层宫墙名叫‘砖城’，四周长度为营造尺一百九十八丈二尺二寸。内层宫墙名叫‘紫墙’，俗名叫‘子城’，四周长度为营造尺一百二十三丈九尺九寸。…… 紫墙外面四周，环建回廊一百六十三间，乃是八旗兵守卫宫墙的避风雪地方。”这点记述虽然不错，但我们今天只在斋宫外层宫墙之外，紧靠外道御河之间的地方，看到一百六十三间回廊。斋宫里宫墙外面没见有一百六十三间回廊。乾隆七年因筑寝宫不仅拆除了斋宫内御河西段，同时拆除了“紫墙”外面的一百六十三间廊房。《天坛志略》只记斋宫“子城”外之回廊，未记斋宫“砖城”外之回廊，亦未说明乾隆拆除“紫墙”外原有回廊磨灭的史实，使后人困惑不已。
三，关于祈年门孤独矗立与祈年殿东西庑不协调问题。《天坛志略》在第二章第八节“祈谷坛的位置次序和沿革”一节中说：“祈年殿前左右是东西配殿……到了嘉靖十七年（公元一五三八），……朱厚熜便把大祀殿拆了，改建金顶圆亭式的圆殿，名叫大享殿。因为在改建时，只把正殿和东西两庑改了，其南面的大祀门没动，只换了一块‘大享门’的立额。故此，现在我们走入祈年门后细一查明，则孤独矗立的祈年门，和东西两庑与祈年殿的大小不配合，并且毫无连属，就是因为祈年门是明永乐朝的大祀门，而祈年殿是明嘉靖朝的大享殿，并不是同一时代同一系统的建筑的缘故。”上述“在改建时，只把正殿和东西两庑改了”，与《清会典事例》记述的“乾隆十五年谕：‘大享殿前两庑，系前后两重，乃前明时祫祭所建，今祫祭之礼既不举行，而前后两庑又属参差，俟兴修时将后一层拆去……’”显相抵梧。且与嘉靖朝“营建繁兴，府藏告匮”的窘境亦不相符。
俗话说“瑕不掩瑜”。《天坛志略》虽然也有瑕疵，但它仍犹如一块美玉镶嵌在“金声玉振”的传统祀典乐章中。
标点《天坛志略》及《天坛纪略》《明清天坛史料》，难度主要在涉及经传引文的核实问题，其次是逐一核对所述祭器、乐器尺寸问题，再者是对明显脱漏误的补正问题。例如《明清天坛史料》引《明史》云；嘉靖九年复初制，当嘉靖议改分祀之先，集礼臣而议圜丘之制，以载籍所著，旧坛尺度不一，无所是从。惟皇上裁定。《续文献通典》著其事：“诏：‘圜丘第一层径阔五丈九尺，高九尺，二层径十丈五尺，三层径二十二丈，俱高八尺一寸。地面四方，渐垫起五丈。’”而《钦定日下旧闻考》卷五十七引《明嘉靖祀典》曰：“奉旨；……地面四方，满垫起五尺。”查阅二〇〇〇年浙江古籍影印《续通典》卷四十七确实记载的是“渐垫起五丈”。五丈按明嘉靖时的尺度约合今十五点八五米，相当于今三四层地下室的深度，显然有误。“满垫起五尺”，才符合四百九十年前北京天地坛时南天门外的地貌。
此书整理标点过程中，北京市天坛公园党委书记马文香、园长杨秀娟和文研室主任林冬生给予高度重视，不仅提供了《天坛志略》（复印本）、《天坛纪略》（复印本），而且提供了北京天坛的老照片若干幅。首都图书馆地方文献部馆员张田亦热心帮助提供图片数据。谨在此表示诚挚的感谢。书中标点及读识有错误之处，恳请大家不吝指正。
金梁著、李忠义标点的《天坛志略》已于2021年9月列入“北京古籍丛书”，由北京出版集团北京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作者系原《北京志·工业志》编审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十六日
2025年7月11日重新录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