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历史，其实是一个“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减少谬误、接近真相的过程。研究历史，是需要在掌握充分史料基础上，把历史的逻辑链梳理清楚。但做好这件事，过程是十分艰苦的。

近日，笔者阅读了一本关于“大运河文化带北京朝阳段流域历史文脉”的书籍。在书中，发现了闻所未闻的表述，是关于北京“五镇”之说的（以下是节选部分）：

北京的“五镇”之说，是基于古代中国人对自然和宇宙信仰的思想文化体系。永乐皇帝专门建置“五镇”的根本原因，是他凭借“靖难”发兵，以武力夺得皇位后，极力主张迁都北京。为了平息群臣百官非议，专设木、金、水、火、土五方五镇，以标示其皇位奉天承运的合法性和权威性。

燕王朱棣凭借“靖难”发兵，攻打南京城夺取皇位，于1403年在南京即位，建元永乐，史称明成祖，俗称永乐皇帝。登基伊始，朱棣便有意迁都北平。意在天子守国门，巩固北方边境制衡北元、辽东，控制南北。然而迁都北京绝非易事。

为平复迁都非议，永乐十八年(1420)，朝廷颁布《北京宫殿告成诏》宣布“北京实为都会，地势雄壮、山川巩固、四方万国、道里适均。惟天意之所属，实卜筮之攸同”。强调建都北京，奉天承运合乎正统；经过实地堪舆卜筮，体现天地人和的天道。

北京五行(木火金水土)五方(东南西北中)五镇的设立，也是为强化这一目的，按照汉代古制，用来辟邪镇城。它们依次是：东方“木镇”皇木厂巨木、南方“火镇”永定门外燕墩、西方“金镇”西郊大钟寺巨钟、北方“水镇”德胜门内镇水观音庵(建于永乐年间，旧称法华寺。清代改以昆明湖铜牛为水镇)、中央“土镇”紫禁城北万寿山(今景山)。

北京五行五方五镇的设立，是当年辅佐朱棣发起“奉天靖难”夺得帝位、俗称“黑衣丞相”的姚广孝主持的。他于明永乐十六年(1418)主持铸造监制的西方“金镇”永乐大钟(放置在城西万寿寺，清朝移至觉生寺，即今大寺)，内外刻华严经一部。因朱棣在“靖难之役”中杀戮过度，铸大钟刻佛经消孽，旨在镇压鬼魂，为皇帝和国都祝祷祈福。

此上内容，意在讲述一个永乐帝设立“五镇”的历史故事，但这个故事到底有多少靠谱之处呢？首先一个漏洞，就是西方“金镇”的永乐大钟。此钟虽说铸造于中轴线以西、鼓楼西大街路北的铸钟厂，但它一直被放置在中轴线以东的汉经厂（多年之后，是智珠寺、嵩祝寺、法渊寺的所在地）；直到明万历年间建造万寿寺，才想着要将此钟搬迁。而且，铸造永乐大钟，究竟与朱棣“杀戮过多”有无干系，如今也无法定论。

第二处漏洞，是北方“北镇”的镇水观音庵（法华寺）。如今，这里以汇通祠“郭守敬纪念馆”的名称，为广大民众所熟知。且不说水镇为何不用“水”（尽管围绕观音庵的，是积水潭；临近铜牛的，是昆明湖)。这水镇之物，由一座庙改成一尊铜牛，也是颇为奇特的事。

如果前两者都不甚靠谱，那么所谓朱棣设立“五镇”之说，又是从何而来？

如今，已经有学者指出，所谓“五镇”的说法，基本定型于晚清民国时期。这或是当年北京旅行指南的宣传词。退一万步讲，即便在明清时期已经出现“五镇”的说法，也不可能是朱棣设立的，更不会为了迁都寻找这样的理由。

所以，将民间传说（或许是自编的传说）引入历史叙事，或不是学术类著作应有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