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9月底，江西庐山，国民党内部一场高级别的军事会议正在蒋介石的主持下秘密举行。会议公布了专为“围剿”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央革命根据地而制订的 “铁桶计划”。

这个毒辣而周密的计划让在场的国民党军官兴奋异常，唯有一人心中焦急万分。他就是时任国民党赣北第四行政督查署专员兼“剿共”保安司令的莫雄。

长久以来，莫雄对蒋介石排除异己、倒行逆施的行为极为痛恨，对坚守革命理想的共产党人却十分钦佩。当他到赣北任职后，刘哑佛、卢志英、项与年等中共地下党员陆续来到他身边，组建情报网络。

莫栋梁

莫雄之子

他一散会，马上就赶回司令部，把项与年、刘哑佛、卢志英找到他的密室里面，把所有文件交出来。

几人当中，唯有项与年熟悉当地人情地貌，会说客家话，于是传递情报的重任落在了他的肩上。

经历了重重困难后，项与年终于把情报送到瑞金，交到了周恩来的手中。

而这时的中央苏区，由于中央负总责的博古和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的错误指挥，第五次反“围剿”已无扭转战局的可能。中共中央早有战略转移的计划，此时国民党军步步进逼，转移计划必须提前。

10日16日，中央红军各部队在雩都（现于都）河以北地区集结完毕，从17日开始，踏上了战略转移的征途。

中革军委总参谋部第二局，简称军委二局，是中央红军中专门负责无线电侦察的情报部门。

长征出发时，军委二局由局长曾希圣率领40多人的队伍，携带6部电台跟随军委纵队行进，下设破译科、译电科和侦收科三个部门。当中央红军脱离根据地后，这支小部队几乎成为洞察敌情的唯一来源。为保证二局侦察工作全天候运转，局长曾希圣想到了轮班制。

11月24日，军委二局破译了湘军首领何键发出的电报。

结合敌人电报和实际情况，中革军委敏锐觉察到敌人的湘江防线出现漏洞。25日，中革军委决定，红军从广西全州、兴安间抢渡湘江。

但是，红军“甬道式”行军的弊端在这时更加凸显：被各军团簇拥在中间的军委纵队，前进十分缓慢。

11月29日，二局人员跟随着军委机关走过湘江浮桥，那时四周尚且平静。然而从30日开始，敌人向红军发起了猛攻。战况进行得异常激烈，一直持续到12月1日下午。

湘江血战令红军损失惨重，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从长征出发时的86000余人锐减到30000余人，而这剩下的30000多人也并不安全。

1934年12月11日，红军进入湘桂黔交界处的湖南省通道县暂时驻扎。晚上7点钟，国民党军刘建绪部的电台信号突然变得异常活跃。几个小时后，刘建绪发给敌军各部的密电形成文件，放在了红军总部的桌子上。

曹冶

曹祥仁之子

这个电报发现，国民党在红军北上的路上有4道封锁线，大概有15万人之多，形成了一个大的“口袋阵”，布好了等着你往里钻。

敌情紧急，中革军委临时决定召开会议，讨论红军行动方向问题。会上，毛泽东提议队伍应该向西走，向贵州方向走。这一意见得到大多数人支持，会议最终通过了西进贵州的主张。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扩大会议。1月19日，中央红军按照重新制订的作战计划，试图从贵州进入四川，与位于川西北的红四方面军实现会合。

土城，是旧时川盐进入贵州的集散地，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夺取土城，对于中央红军实现北渡长江的计划具有关键意义。

由于进军四川并不在原先的计划之内，军委二局对川军的电报密码并不熟悉，再加上川军使用了号称“密码之王”的“来去本”，令破译人员一时难以破解。

1月28日，土城之战正式打响。由于对敌军情况缺乏了解，战斗进行得十分困难，红军阵地一连数次几乎失守。战斗从清晨5点开始，打了五六个小时，敌我双方仍在对峙。

时间又过去了两个多小时，曾希圣、曹祥仁、邹毕兆3人终于破解了川军密码，却发现敌人正从四面八方，层层包围上来。

看到军委二局刚刚破译出的川军密电和前线指挥员的报告，毛泽东提议中央政治局主要领导人开会。

会议根据各路国民党军队正奔袭而来进行围堵的新情况，判明原定在这里北渡长江的计划已不能实现，决定作战部队和军委纵队立即撤出战斗，迅速轻装渡过赤水河西进。

正是这一渡，在千钧一发之际拯救了部队，也拉开了红军长征四渡赤水传奇故事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