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名士仲长统在《理乱篇》中说：“安居乐业，长养子孙，天下晏然，皆归心于我矣。” 亲历汉末战乱的仲长统对于理想生活的设想，首先就是“安居”，可见居住在当时人们生活中扮演着多么重要的位置。
三国时代距今1800多年，地面上的三国建筑早已不存，但结合文献记载与出土文物，可以让我们一窥三国时期人们的居住环境。在社会生活方面，三国时期上承两汉，但又有所变化，随着战争对社会经济的破坏和世家豪族的崛起，三国时期的住房状况也呈现出新的特点，如中轴对称城市规划的确立、庄园与坞堡的勃兴、高层楼阁的广泛出现等，都对后世的城市布局及建筑风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皇家宫室：中轴对称的理想都城
自东汉末年董卓之乱以来，宗庙丘墟，王室荡覆，天下战乱不宁，百姓饱受涂炭之苦。那些巍峨屹立的汉家宫阙也难逃战火的浩劫，但随着三国鼎立局面的确立，被破坏的城市得以复建，并呈现出新的风格。邺城就是三国时期城市规划的杰出代表。
邺城始兴于春秋，在战国时成为魏国要邑，西门豹治邺的故事流传甚广。两汉，邺城为魏郡的治所，到了东汉末年，冀州治所从高邑迁至邺城，邺城从而成为冀州乃至河北的政治中心。群雄割据时期，邺城本是袁绍为自己经营的“大本营”。史载袁绍在邺城兴建宫室，俨然是准备将这里当作未来称帝的都城，但未料到官渡一败，袁绍的帝业之梦被曹操击碎。随着袁绍的去世，邺城也迎来了新的主人。
建安九年（204）二月，曹操入邺，自领冀州牧，随即，他开始亲自部署、规划这座城市的营建。邺城逐渐代替许都成为曹操的政令中心，曹操不仅在这里设置了大量僚属，还将南征北战的精锐中军也部署在此，之后每一次出征结束，曹操都回邺城休整，不再返回许都。这种权臣与皇帝不同城，形式权力中心与实际权力中心相分离的特殊形态，被史学家称为“霸府”，它也为后来的汉魏禅代扫清了障碍。
曹操所营建的邺城，史书记载并不清晰，好在经过考古工作者多年的发掘和研究，这座已经被废置千年的城市又浮出水面。邺城遗址在今河北临漳县邺城镇，经过勘探挖掘，可知邺北城大致呈长方形，东西长2400-2620米，南北长1700米，城墙系夯土筑成，约宽15-18米，这些与《水经注·浊漳水》所记载的“东西七里，南北五里，饰表以砖，百步一楼”基本吻合。
据研究，曹操所筑的邺城（邺北城）较之于此前的城市规划，有四大突出的特征：
一是单一宫制。此前的秦咸阳城、西汉长安城、东汉洛阳城均为多宫制，宫城区域占到了整个都城的三分之二以上，这样，不仅宫内人员在诸宫之间往来极为不便，而且宫城将大量的平民排挤到城外居住，不利于城市进一步繁荣。而邺城采用单一宫制，宫殿区全部集中在城北部的中央。
二是功能分区。随着单一宫制的实行，城市分区更为合理。城北部突出政治功能，中央是宫殿区和办公衙署，西侧为皇家园林铜爵园及兼具卫戍与休闲功能的邺城三台，东侧为贵族居住的戚里。城南部突出经济和日常生活功能，平民根据里坊划分居住，有永平里，思忠里、吉阳里等。
三是中轴对称。邺城宫城的正殿文昌殿以及其正南方向的两道门端门、止车门处于一条南北轴线上，而这条轴线继续向南延伸，又与外城正南门中阳门相连，由此呈现出一条贯穿整座城市的南北轴线。邺北城是目前考古发现的最早的整座城市规划出现中轴线的实例，它合乎了《周礼·考工记》中城市规划的理想范式，对后来曹魏、北魏洛阳城，隋唐长安城，明清北京城乃至日本平城京（奈良）、平安京（京都）的规划建设都有着深远的影响，邺城因此也被誉为“中国古代都城建设之典范”。
四是邺城三台。在邺城的西北角，曹操修建了三座高台作为制高点，即铜爵台（一名铜雀台）、金虎台（后赵时避石虎讳改称金凤台）、冰井台，三台南北而立，中间以浮桥相连。据记载，三台均高大巍峨，铜爵台高达十丈，金虎台、冰井台也有八丈之高。铜爵台上有屋101间，金虎台上有屋109间，冰井台上有屋140间，并设有冰室，室内有数口深达十五丈的深井，用来保存冰块、墨炭等物资。左思《魏都赋》如此描述三台的高大：“飞陛方辇而径西，三台列峙以峥嵘。亢阳台于阴基，拟华山之削成。”
对于三台的功能，学者们推测，一是为了供居住在这里的曹丕、曹植等曹氏贵族游览享乐，二是作为保卫邺城的军事堡垒与瞭望塔，三是为邺城进行战略物资储备，这里可能储藏了大量的粮食和军备，以备不时之需。铜爵台落成之后，曹植写下了《登台赋》一诗，描述邺城的壮美，歌颂曹操的功业。此后，大量文士聚集于台下的铜爵园（西园）吟诗作赋，形成了“建安文学”的一大盛景。铜爵园经常出现在他们的诗作中。如曹丕《芙蓉池作》：“乘辇夜行游，逍遥步西园。”曹植《公燕诗》：“清夜游西园，飞盖相追随。”
邺城在规划上的种种创举，最先影响的是洛阳城的复建。洛阳是东汉的国都，但随着董卓迁都时的一把火，这座巍峨的帝都化为焦土，以至于多年之后汉献帝刘协东归洛阳，无处可住，只能屈身于中常侍赵忠的旧府。这种严重的毁坏，也为洛阳复建之后的重新规划提供了可能。
建安二十四年（219）冬十月，已经六十五岁的曹操再一次率大军来到洛阳。他专程来到自己二十岁做洛阳北部尉时的衙署，看到这里已经破落不堪，就令人重新修葺一番。这可以视为曹魏政权复建洛阳的开始。不久曹操在洛阳去世，曹丕称帝之后，又定都于洛阳，向天下昭示魏承汉的正统地位。
曹魏洛阳城在东汉洛阳城基础上重建，城垣规模基本维持原样，但在宫殿格局上出现了较大变化，即从东汉的南北二宫制转向了单一宫制。宫城以东汉洛阳城北宫为基础，主殿为太极殿，是皇帝举办大型朝会等重要礼仪活动的场所，它建在高大的二层台上，面阔十二间，正面设左右两个升殿的踏步，殿内设有金桐柱四根。太极殿两侧有东堂、西堂，东堂是皇帝日常处理朝政、召见群臣的地方，西堂是皇帝日常起居之所。太极殿与东堂、西堂一字并列，这种布局一直延续到隋代。
太极殿北有式乾殿，为皇帝正殿。式乾殿北有昭阳殿，为皇后正殿。这些殿堂各自都有四门和廊庑围绕而成的巨大宫院。轴线两侧还有建始殿、崇华殿、嘉福殿等。太极殿向南通往宫城正南门阊阖门，阊阖门向南通往外城正南门宣阳门，宣阳门外正南方向的委粟山建有皇家祭天的圜丘。由此形成了一条贯穿圜丘、外城正门、宫城正门及主要宫殿的中轴线。魏明帝曹叡大修洛阳宫室时，派人将金人、铜驼、承露盘等各种前朝珍品迁至洛阳，其中铜驼被安放在中轴线两侧，在铜驼之后，依次排放着铜马、铜龙、铜龟、辟邪、麒麟、天禄等。这条大街后来就有一个响亮的名字：铜驼大街。
中轴对称理念不仅在曹魏实行，还影响到了南方的东吴。孙权定都秣陵（今江苏南京），改名为建业，让这个此前名不见经传的江南小城开启了后世的繁华之路。建业拥有独特的地缘优势，其西、北两面均被长江所包裹，但沿江之处又多隆起的丘陵，让建业近水却又不为水而迫，进可攻，退可守。建业东边是海拔400多米的钟山（又名蒋山），据此可居高临下，一览无遗。而在长江与钟山之间，则是一大片平坦的土地，适合兴建大城。建业向南则有广阔的太湖平原作为战略纵深和钱粮供给。
孙权徙治建业之初，先在楚金陵邑故址上建石头城，作为军事要塞。黄龙元年（229年）四月，孙权再次迁都建业，并开始大规模都城建设。据《建康实录》载，东吴建业城“周二十里一十九步”，即周长约7.8公里，接近石头城的三倍。东吴建业城分宫城和都城两重，宫城在都城中间偏北，包括太初宫、昭明宫、南宫、苑城等，孙皓时又兴建了昭明宫。从内城正南门宣阳门开始，有一条由北至南的长达七里的御道，可视为东吴版的“中轴线”。御道两侧分布着众多官署和军营。而居民区和商市则密集分布在秦淮河沿岸的长干里和大市一带。孙权时期兴建的江南地区第一座佛教寺院建初寺就在长干里，也称长干寺，即后来的南京大报恩寺。
蜀汉都城成都，因为旧址叠加在如今成都市市区之下，考古发掘工作很难展开，其城市规划和宫室布局已经无法还原。但可以推断的是，蜀汉成都城大体延续秦汉成都城的规制，分为大城和少城两部分，大城突出政治功能，少城侧重商业功能。蜀汉皇宫和官署在大城北部，即今成都市天府广场一带。
二、大姓豪族：坞堡之中自成乾坤
三国曹魏猛将许褚在投奔曹操之前，曾经是一个地方豪族首领。当时天下大乱，贼寇肆虐，许多村落被洗劫一空。许褚在家乡谯县（今安徽亳州）将宗族数千家聚集起来，修建了坚固的防御工事——坞堡。不久，汝南有一批万余人的贼寇来攻打坞堡，许褚率领坞堡中的男女据城死守，箭射完了，就捡起石头攻击敌人。贼寇被许褚等人的奋勇吓住了，不敢继续攻击。后来，他们见识到了许褚徒手拖拽牛百余步的“神勇”，四散而走。
这段记载见于《三国志》，展现了汉末三国这一战乱动荡的背景之下，坞堡已成为地方大姓豪族御敌自卫的重要手段。许褚的坞堡规模其实还不算大。右北平无终人田畴为了躲避战乱，率领宗族数百人来到徐无山结坞屯驻，自耕自食，“百姓归之，数年间至五千余家。”众人推举田畴作为坞主，田畴在坞堡内制定法律、主持婚嫁、兴办教育，使这里俨然成为一个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世外桃源”。
坞堡是一种以血缘为纽带、民间自发组成的防御性军事建筑。战乱时代，豪强大族凭借着自己的家族势力在本地筑起坞堡，一方面防御乱兵及盗寇的劫掠，一方面在内部维持自给自足的生产生活。
坞堡的兴起与东汉以来豪强大族的形成有密切联系。因为大族家庭成员庞大、人口众多，就建造起了可以供几代人共同居住的大宅，这些宅院通常结构明晰，功能齐备，厅堂、卧室、厨房、厕所、家禽圈等功能齐备。陕西勉县出土的一座灰陶四合院就是当时豪族大宅的一个微缩模型。院落由泥质灰陶烧制，由19个单体组成，占地面积126平方厘米，最高处55.2厘米。整个院落分为主体庭院和偏院两大部分，包括门庭、院墙、左厢、右厢、正楼以及偏门、佣人房、牲畜圈、猪圈、鸡圈等，结构严谨，主次分明，布局错落有致，几乎涵盖了一户家庭生活起居的全部需求。
到了汉末三国，社会的动荡和战争的频仍让豪门大族的利益乃至人身安全都受到了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坞堡就应运而生。学者黎虎分析，坞堡有以下特点，一是具有坚固周密的防御设施和功能的城堡式建筑，比如高墙厚壁、碉楼、望楼等；二是建筑规模宏大，一个坞堡的人数从一千到数万人都有，以三四百户、两千人左右居多；三是坞堡组织具有浓厚的宗族共同体色彩，坞堡里的居民，有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有的以乡党关系，或者二者兼有。
汉魏晋时期的出土文物对坞堡多有反映。在甘肃省高台县许三湾东墓群出土的一块魏晋画像砖中，左侧有一座坞堡，右侧站立着两名身着长袍、手执长杆状武器的男子。在甘肃嘉峪关新城魏晋墓出土的一块画像砖中，几只马、牛被拴在树上，左侧是一座雄伟的城门，门上方有一朱红色的“坞”字，可知这是当时坞堡外景色的还原，警戒肃杀的气氛下又透露着一丝闲适与慵懒。
出于安全与军事瞭望的需要，高层楼阁建筑在汉末三国蔚然成风。坞堡中就有许多承担瞭望功能的高层建筑。如在河北安平逯家庄的一座东汉熹平年间墓葬中，绘有一幅规模巨大的建筑鸟瞰图，房屋鳞次栉比、布局严密，最后还有一座高大的瞭望楼，其上有伺风鸟、测风旗和报警鼓。中国国家博物馆展有一座河南陕县出土的东汉绿釉陶楼，共分三层，上方两层四角均有张弩戒备的家丁，底座的盆沿上还有骑士巡逻警戒，这些应当都是东汉豪强地主豢养的私人武装。这座陶楼的原型可能就是坞堡或地主庄园内的瞭望塔，起到监测敌情的作用。
家庭富裕的贵族也可以盖起楼房，比如刘表之子刘琦一次邀请诸葛亮游览自己的后园，带他一起登上自己的阁楼共饮，然后偷偷让人撤去梯子。此时刘琦才道出了心思，即向诸葛亮求教脱身之计。他说在这楼上“上不至天，下不至地”，他们所说的话不会有第三人知道。诸葛亮看到刘琦如此诚恳，才授意他外出镇守江夏，以避免夺嫡之争的危险。蜀汉大儒周群家境优渥，他少年在家跟着父亲学习占卜谶纬之术，为了能够更及时地观察到天象的异常，他在庭院中筑起一座小楼，雇用了很多奴仆，让他们昼夜轮流在楼上值守观测，只要看到异常的气象，就迅速通报周群，周群无论早晚都会立即登楼观察，凭借气象来做出占卜，因此他的预言总是很准。
除了民间聚族而居的小型坞堡，汉末军阀还建有堪比城池的大型坞堡。董卓在郿县修建郿坞，高厚七丈，与长安城相当，坞内囤积的粮食可以用三十年。董卓自云：“事成，雄据天下，不成，守此足以毕老。”后来董卓被杀，人们发现郿坞中“珍藏有金二三万斤，银八九万斤，锦绮缋縠纨素奇玩，积如丘山。”考古工作者在陕西眉县常兴镇尧柳村南发现了一座正方形的城址，边长160米，周长640米，城内面积25600余平方米。该城仅有南门，其余三面中间为马面，四隅有角台，城墙外有深约7米的壕沟，城内发现道路和夯土台基遗迹。据考古工作者判断，城内下层夯土台基始建于东汉时期，该城址很可能就是董卓所建郿坞遗址。
几乎与此同时，公孙瓒在冀州与幽州交界的易县也筑造了坞堡“易京”，建有楼橹千重，积谷三百万斛。公孙瓒也想凭借坚固的坞堡坐观天下，以待天时，但最终仍被袁绍攻破。
坞堡兴起于汉末三国，而在晋末乱世中又形成了一个高峰。祖逖北伐时，兖州、豫州一带有众多聚坞自保的豪强，祖逖不得不先征服他们，徐图北上。坞堡的防御形制对于后世的建筑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许多南方城镇、村寨会修有高大的望楼，就是从坞堡中起到瞭望预警功能的碉楼承袭而来的。福建最有地域特点的建筑土楼，就是聚族而居，具备军事防御功能，是从北方南迁而来的客家人对坞堡制度的继承和发展。
三、平民隐士：牛庐草舍遮风雨
三国时期的普通平民没有豪族那样的财富与地位，只能居住在比较简陋的屋舍内。当时的建筑以夯土与木框架的混合结构为主，屋顶有的采用瓦片，但大多数平民仍是以茅草为盖。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说到刘备当年“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可知诸葛亮在隐居南阳之时，居住的条件也比较简朴。虽然他也是大族出身，但远离乡土，长途迁徙，寄人篱下，使得他生活水平无法维持士大夫的水准，与平民无异。当然，这样清廉简朴的生活方式也磨练了诸葛亮的心性，在他后来成为一国宰辅，还始终保持着这样的生活作风，妾无素服，家无余财。
同时期隐士胡昭与诸葛亮表字都是孔明。胡昭是颍川人，开始避地冀州，为袁绍所辟。胡昭固辞不受，还乡里，又为曹操礼辟，胡昭再次推辞，隐居陆浑山（今河南嵩县东北）中，“躬耕乐道，以经籍自娱”。《高士传》载，“幽州刺史杜恕尝过昭所居草庐之中，言事论理，辞意谦敬，恕甚重焉。”可知胡昭也隐居在草庐之中。还有一种平民居所叫瓜牛庐。曹魏京兆尹杨沛在官清廉，不阿附贵戚，故而在退休之后，家无余财，在河南几阳亭占荒田二顷，建了一座瓜牛庐，居住在内。杨沛退休生活十分凄惨，他的妻儿经常挨饿受冻，他自己也病亡于此，还是亲友故吏凑钱才将他安葬了。另一隐士焦先在汉末乱世饱受流徙之苦，与家人失散，流落大阳县（今山西平陆）。他生活十分落魄，在当地自作一间瓜牛庐居住。“营木为床，布草蓐其上。至天寒时，构火以自炙，呻吟独语。”据裴松之考证，瓜牛庐之“瓜”当作“蜗”，即形容这种住宅十分简陋狭小，就像住在蜗牛壳里一样。
四、行军郊野：帐幔里面故事多
三国是战火纷飞的时代，对将领和士兵来说，他们更为熟悉的居所不是都市里的房舍，而是居无定所的军帐和营房。在《三国志》中，这种应用于军事的临时性居所——帐幔出现频率很高，而且往往与一些历史大事相关。比如帐幔常常是将领摆下“鸿门宴”，设计伏杀敌人的场所。董卓迁都长安后，在郿坞外搭建帐幔，诱降北地郡反叛者数百人。这些降人一到，董卓就叫人将他们抓起来，断其舌、斩其手足、凿其眼，再下锅烹死，场面极其血腥残忍，座中公卿都吓得战战栗栗、掉了筷子，而董卓饮食自若。东吴大将吕岱率军平定交趾士徽之乱，吕岱到郡后，并不加兵，而是建好帐幔，请士徽兄弟来帐中一叙，待以宾客之礼。待士徽兄弟来后，吕岱突然站起身来，宣读孙权的诏书，陈述士徽的罪行，让左右将他们兄弟绑了起来，全部押出去斩首，交州遂得以平定。
曹操常在军旅之中，他的许多夜晚都是在帐幔中度过的，而他也曾经差点死于帐中。官渡之战时，曹操身边的一名随从徐他阴谋刺杀曹操，但以为猛将许褚总在曹操大帐外值守，所以一直不敢下手。一天他听说许褚休息，便在怀里藏着刀准备进曹操大帐行刺。但当天许褚好似有“第六感”，在自己的帐内心悸不止，他就回到了曹操大帐中。徐他不知道，入帐之后正碰见许褚，脸色一下就变了。许褚看出他有歹意，立即将他斩杀。曹操得知这件事后，更加信任许褚。让他“出入同行，不离左右。”
如果复原曹操居住的大帐，那么少不了的就是帐中悬挂的书法作品。曹操酷爱梁鹄的书法，经常把他的字挂在帐内，反复欣赏，认为他的书法比师宜官要高出许多。梁鹄曾是曹操当洛阳北部尉的举荐人之一，后来曹操平荆州，将梁鹄纳入自己幕府，魏国宫殿衙署的题名都是由梁鹄书写的。
参考资料：梁满仓、杜明才《三国礼仪习俗沿析》（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朱大渭、刘驰、梁满仓、陈勇《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黎虎《汉魏晋北朝中原大宅、坞堡与客家民居》（《文史哲》，2002年03期）；南门太守《三国的日常生活》（中国文联出版社，2022年）；成长《重返：三国现场》（台海出版社，2023年）等。
来源：《看历史·三国文化》2024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