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辉

老上海酱园弄旧影

陈可辛导演、章子怡等明星出演的电影《酱园弄·悬案》票房远低于预期。

该片改编自民国四大奇案之一的“酱园弄杀夫案”。酱园弄是老上海一片由酱园改造而成的住宅区，有石库门建筑43幢，居民800余人。1945年，租住在此的詹周氏（本名周慧珍，周非本姓，父母双亡后，她被卖到周家当丫鬟，所以姓周，9岁时被老爷许配给詹云影）用菜刀杀死丈夫，且砍为16段，分装入5箱。

詹周氏称，丈夫嗜赌，家中积蓄被挥霍一空，她只好去纱厂打工，丈夫认为丢了他的脸，痛殴了她。

警方问詹周氏，为何不离婚，她一脸茫然，不知还能如此。詹周氏的故事被多家媒体连载，媒体以“女性离婚为什么这么难”为题，进行了长时间讨论。詹周氏似受启发，称杀夫当晚遭詹云影家暴两个多小时，自觉必死，才防卫过度。詹周氏被判处死刑，恰日本投降，她被大赦，改判15年徒刑，后又减刑。

詹周氏出狱后再婚，活到近90岁。

“酱园弄杀夫案”引起轰动，法律承认男女平等后，家庭犯罪率大增，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在老北京，“卢杨氏杀夫案”还早于“酱园弄杀夫案”，“弃夫潜逃”亦一度风行。这说明：没有社会进步、文化进步等，仅有的法律进步会沦为空谈。忽略此背景，只从猎奇角度看《酱园弄·悬案》，不易看懂。

本文主要参考学者马钊的《弃夫潜逃：战时北平底层妇女的生活与犯罪，1937—1949》一书予以钩沉。回望来时路，可知前辈们曾经的艰难与超越。

老北京女性难工作

“我是农村里的一个孩子，虽然是受过完全小学的教育，但是对于一切总是感到，自己的知识是不能应于现在的社会的……女子职业学校是想养成女子学习一种技能，将来可以是在社会上自己生活的独立。以脱封建社会，男女关系的羁制才可有自由可言。自食其力，不依靠人家，才能提高女子本身的地位，始可言真正自由平等。”1933年，女生郑资静报考河北省女子职业教育讲习所（本在天津，1929年迁至今北京厂桥大街的贤良寺），在国文考试中，她这样写道。

当时流行的想法是“妇女如欲与男子达真正平等的地位，必须谋经济上之独立，自食其力，而不依赖男子为生活”。

郑资静可能想错了。1936年时，老北京仅7.6%的女性（约4.52万人）有工作，其中约5000人还是女招待。整体就业率低，女性机会极少。

一方面是统计偏差，政府部门急于推进工业化，歧视服务业、家庭手工业等，相关从业者被视为“无正式职业者”。

另一方面，老北京产业自清代起便欠发达，用工少，主要靠官员、学生等群体的消费。1925年，在京官吏约6.15万人，占总人口的4.26%，加上学生，达10.04%，还有“散居各旅舍谋官而来者，近十万人”，时人称：“北平市民向来直接间接均依赖国家政费之支出，以为生活，其各机关之人员无论矣，即各处商业以及出租房租为业乃至受人雇佣之各种低级职业者，亦无不间接依赖政费以资生活。”

据1926年统计，老北京仅有58家工厂，工人7885人。1929年降低标准，作坊也算工厂，凑了145家工厂，却只剩7045工人，反而少了840人。

受制于“腰里不平等”

1912年，时任陆军总长的段祺瑞在禄米仓胡同71号建“民国陆军被服厂”，美国社会学家甘博称它是老北京“唯一一家大量雇佣女工的工厂”，有3000至5000名女工，可她们不愿在此工作。

首先，饱受社会歧视。记者吕果报道：“当被服厂的女工穿着工人制服登上电车时，人们异常敏感，捏着鼻子说：‘喔，被服大学的。’‘人还没到，味就先来了。’很多被服厂的女工们，为了掩饰自己‘可耻’的身份，在工厂附近看见熟人和同学就不敢进厂。”女工马文慧上班时遇昔日同学，忙把饭盒藏在身后，却掉到地上，正尴尬时，才发现昔日同学也在被服厂上班……

其次，收入低，工作辛苦。1930年调查发现，大多数女工月薪不足15元，按当时粮价，每天只能买不到半斤的小米或玉米，且“每天天还不亮，被服厂的女工们提着饭盒去上班。街上很少行人，一路上警察吆喝着骂她们，狗赶着咬她们”，一位女工因父亲患病而迟到，“工头让她出去，她不肯，就打她的耳光”。

女工们忍气吞声，因女性劳动价值被严重低估。学者魏坡在《日伪统治时期北平居民生存状态研究》中钩沉，1941年，大多数工厂女工的月薪只到男工的一半，石景山制铁厂的女工只有男工的1/3，相当于童工。在家从事手工业，全月无休，只能挣3至15元；女佣从早五点开始，忙到晚上十一二点，月薪仅3元，但包吃住；女招待的收入较高，月薪达15至60元，被公众视为有伤风化。

老舍曾说：“腰里不平等，人与人就没法平等。”

“地下经济”冲击婚姻

光绪八年（1882年）时，老北京人口中，旗人比重达85%，到宣统二年（1910年），旗人比重降至55.2%。从1917年到1935年，人口增37%，因婴儿出生死亡率高，本地人口未显著增加，增加的都是外来人口。到1936年，外来人口比重已达54.71%。

大量外来人口挤入大杂院，改变了原有的社会空间：传统四合院靠院墙隔开家庭与社会，即美国学者康士丹所说：“这是一个墙中有墙的国度……家庭或宗族退入墙内，关起门来，中国千百年来的伟大和悲剧就在这许许多多的墙内发生。”可在大杂院中，只能用脆弱的房门区隔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

大杂院中形成了复杂的经济生态，女性变成计件工，收入低（日收入1至5角），比如纺羊毛，一天最多3斤，可挣90枚铜元（约3角）；缝袜子则每天最多一打，挣30枚铜元（约1角）；毛织略多，一天可挣5角……

这种地下经济呈现为“低工业化与高商业化”，需人际关系维持，由此形成的邻里网络和它所代表的社会习惯权威，挑战了传统权威，带来“不稳定的婚姻关系”。

据社会学家李景汉调查，当时老北京过着“穷得要命的生活”的人口约10万人，其中无家可归的乞丐至少有1万，在当时，大部分男性工人月薪是14元，学校工役月薪约为10元，人力车夫月薪在6至20元之间。能维持基本温饱，却只能“将就度日”。

女性从邻里网络中获得持续收入，提升了她们在家庭中的经济地位，她们开始寻求与男性对等的选择权，现实压力下，丈夫们只能接受她们与其他男性往来。

“弃夫潜逃”皆因穷

1943年夏的“李杨氏弃夫案”颇具代表性。李家住在太平湖营房11号，丈夫李友勋原是小生意人，日军的占领导致“百业萧条”，生计渐难维持，妻子李杨氏帮邻居刘福来“捡烂纸”，换取一点收入。李友勋不爽，却不敢阻止。有一天，李杨氏甚至同邻居“看电影去了”。几个月后，二人突然失踪，李友勋连忙报警，警方在通县抓到二人。

1943年早春，粮价上涨70%，人力车夫郭锡厚一家陷入困境，邻居李郑氏到郭家串门，对郭的夫人郭杨氏说可以帮她“在外另代为找主”，只需郭“写一离婚字”，并承诺给40元补偿费。郭杨氏动心，叫醒正熟睡的丈夫，郭锡厚“因颜面攸关，峻拒不允”，将李郑氏“逐出院外”。1个月后，郭锡厚收车回家，发现妻子带儿子离家出走，立刻到警察局报案，两周后，警方才找回郭杨氏。

牛胡氏的情况更可怜，她的丈夫是军人，结婚4年后，被调到山东驻防，日军占据老北京后，丈夫仍每月寄钱回家，直到1938年，“战况吃紧，陷区禁止汇兑，有钱不能寄家”。牛胡氏收到的最后一笔生活费是5元，在当时只够买42斤本地面粉，而她还带着一个男孩。

牛胡氏先向公公求助，公公自养尚难，无力帮助，问可否再婚，公公不同意。牛胡氏找人收养了自己的儿子，瞒着家人并隐瞒了真实姓名和婚史，嫁给李国禄。抗战胜利后，丈夫找到牛胡氏，牛胡氏拿出丈夫当年写给她的信，其中明确表示“如妻在家竟饿着，无人管，可就自己随意嫁人”，但法院还是以“重婚罪”为名，判牛胡氏入狱，但刑期仅1个月。

比“酱园弄”还惨烈

清代“弃夫潜逃”是重罪，可判绞监候。去除男尊女卑的法律条款后，“弃夫潜逃”案猛增，法律进步竟推涨了婚姻商品化。学者马钊指出，三案中的女性均将男方“供养”视为义务，男方未尽义务，婚姻便失去价值。

杨白氏原籍河北永清县，丈夫离家打工，让她在家“自养”，她“私行离家”，走到通州，因无钱吃饭，将3岁儿子典卖，到京后找不到工作，“转给杨喜敬为妻”，杨喜敬比杨白氏大20岁。不到两个月，原夫找到杨白氏。杨白氏辩解：“我没有吃食，无法子才嫁的。”

卢杨氏是房山县人（当时属河北，今属北京），15岁时因姐夫赌钱，将她许配给卢振，以偿10元欠债。卢振是窑夫，家徒四壁。为离开家，卢杨氏被骗到天津下处为妓。嫖客李某为她赎身，二人商定去李的老家结婚。在火车上，卢杨氏反悔，称不认识李某，李某想拐卖自己。李某被判入狱7个月，身上的300元被判给卢杨氏。

卢杨氏回房山后，用250元买了10亩地，与卢振育有一女，后与情夫私通，卢振纠缠不已，卢杨氏遂让情夫杀了卢振。卢杨氏被判无期徒刑时，才27岁。

“卢杨氏杀夫案”比“酱园弄杀夫案”惨烈，发生地不在城市内，影响有限。

面对法律进步的困境，时人也意识到应提升经济基础，1928年推出“繁荣北平”计划。据魏坡钩沉，琉璃厂火神庙的古董市场商贩说：“自政府南迁以后，所做买卖，以外国人为大宗，本国人买卖，则骤然减少。”过去半年庙会“可做二三十万元之买卖”，1933年庙会“总额仅一万二三千元之谱”。

“詹周氏”们成了主人

“繁荣北平”计划效果不佳，很快被放弃。日军占据老北京期间，经济再遭重创。1938年，“人力车三分之一似乎是和服女人坐的，另外三分之一是日本男人坐的。行人道上看见漆得鲜明地写着日文的招牌，样子很不齐整，指着小街道里的日本店肆、酒馆和别种场所”。

檀先璜在《日本铁蹄下的北平》中称：“几条重要的街道，充满着日本民众，数量上远较中国人为多，市内百分之九十的私人汽车，和百分之七十五的私人洋车，都归日本人所有。”外国记者称“北平正在日本化”。

大量日本侨民涌入，“几乎身无分文，到中国后便开始抢掠能找到的所有财产。在北平，这些无赖打着日本特务机关的旗号，驱逐成百上千住户、商店和饭馆主人，将其财产据为己有”。

抗战胜利后，又是大通胀，人民生活困苦，性别平等更无从谈起。改造社会不是图纸作业，方案再好，也需切实抵达实践，得到检验。北平和平解放后，“很短时间内，建立了成千上万生产香烟、鞋底、刺绣、麻绳、火柴盒和牙刷等产品的合作社，还有服务性的合作社”。曾找不到工作、受歧视的女性们被充分调动起来，成了基层管理的组织者，调查显示，当时居委会成员的44%、居民代表的69%是女性。

曾发生过“卢杨氏杀夫案”等惨剧的地方，经济基础弱、传统包袱重，却在两性平等上迅速实现跨越式发展，堪称人间奇迹。今天观众看詹周氏，恍如隔世，而造就这种改天换地变化的历史经验，值得持续深挖与借鉴，这也许正是影片《酱园弄·悬案》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