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闻舍宅阿中丞，胜事残辽说废兴。

遗碣难寻鹰爪石，寒芜长没永安陵。

——傅增湘《香山杂咏》

香山见诸文献记载始于辽代，“香山寺址，辽中丞阿里吉所舍。殿前二碑载舍宅始末，光润如玉，白质紫章，寺僧目为鹰爪石。”（《泠然志》）香山的另一处辽代胜迹，就是本文所要介绍的永安陵。

北京的西山地区曾有过两座皇帝陵寝，如今明代宗朱祁钰的景泰陵岿然独存，北辽宣宗耶律淳的永安陵则久已无迹可寻。这二位埋骨于西山的皇帝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在面临国家危亡之时被拥立为君的为臣民所瞩望的“救亡之君”。相较于被后世史家公认为“有奇功于社稷”的朱祁钰，耶律淳则被视为“名不正，言不顺，事不成者”的僭伪之君，其皇帝的正统性都不被承认，在历史上的地位更是极为尴尬，也就无怪乎其陵寝最终在普遍的漠视中归于无存的结果了。但他毕竟是在辽金宋鼎革时期风云诡谲的政局中留下浓重一笔的人。

一时恩遇无与比

耶律淳，小字涅里，是辽兴宗耶律宗真之孙，南京留守、宋魏国王耶律和鲁斡之子，辽道宗耶律洪基的侄子。和鲁斡在乾统元年（1101年）被封为天下兵马大元帅，这一头衔意味着有皇位的继承权。天祚帝乾统三年（1103年），和鲁斡更被尊为皇太叔祖（见辽兴宗永兴陵陪葬墓出土的《义和仁寿皇太叔祖哀册》），在宗室中地位尊贵，莫与比伦。和鲁斡两次出任南京（今北京）留守，耶律淳的童年就是在燕京度过的，由其祖母辽兴宗的仁懿皇后抚养。长大成人之后，他笃好文学，研习诗赋，是宗室中出类拔萃的人物，其伯父辽道宗甚至一度打算立他为嗣。天祚帝即位后，初封这位叔父为郑王，乾统三年（1103年）进封为越国王。乾统六年（1106年），拜为南府宰相，创议制订两府礼仪，晋封为魏国王。乾统十年（1110年），和鲁斡去世后，耶律淳即袭南京留守一职，成为南京道（今北京及周边地区）的最高长官，冬夏入朝，宠冠诸王。

如果不是辽朝遇到了危机，那么耶律淳很可能会作为一位贤王而载入《辽史》，然而时乖命蹇，在其将及暮年之时，却赶上了辽朝覆亡的厄运。天庆四年（1114年）女真部完颜阿骨打起兵叛辽，次年称帝，建立金朝。耶律淳被天祚帝委以重任，以都元帅的身份在辽东招募流离失所的难民组成“怨军”抗击金军。但耶律淳并非统军的帅才，几年下来，鲜有胜绩，最终无功而返，以都元帅留守南京。

因天祚帝荒淫无道，加上御敌无方，辽朝的一些文武官员久有废掉天祚帝拥立耶律淳为帝的图谋。早在天庆五年（1115年），耶律章奴趁天祚帝东征大败之机，派人以废天祚帝立淳之意相告。耶律淳向天祚帝告密，并将参与“废帝谋立”事件的妃子萧氏的弟弟萧敌里、外甥萧延留的首级献给天祚帝。因此，他被天祚帝加封为秦晋国王,赐金券，免汉拜礼，赞拜不名。这是皇帝给予大臣的一种非常高的礼遇，就是在朝拜皇帝时，赞礼官不直呼其姓名，只称官职。可见天祚帝对其倚重之深。

长期担任南京留守的耶律淳对城市建设颇有贡献，作为北京城仅存的辽代建筑，矗立近千年的天宁寺塔，就是天庆九年（1119年）由耶律淳主持建造的，成为辽代留给北京的一个纪念。1991年天宁寺塔重修时，在塔顶发现了《大辽燕京天王寺建舍利塔记》刻石，其中载明：“皇叔、判留守诸路兵马都元帅府事、秦晋国王，天庆九年五月二十三日奉圣旨起建天王寺砖塔一座。举高二百三尺，相计共一十个月了毕。”在塔记中列名的大德高僧中，基本上都是辽南京城内各名寺的，唯有一位是来自僻处西山的“香山寺僧智选”，由此可以推测耶律淳与香山有着不一般的关系。

胜事残辽说废兴

保大二年（1122年）正月，金军攻克辽中京，并准备进犯南京。天祚帝闻警即逃，在金军的穷追猛打下，仓皇逃匿夹山（今内蒙古萨拉齐西北大青山）。此时的辽朝，三分之二的疆土都沦于敌手，人心惶惶。主持南京军政事务的萧干、李处温等人主张援引唐肃宗灵武称帝的例子，鼓动南京的百官、诸军、僧道、父老等一万多人，到耶律淳府前，叩求耶律淳登基。不明就里的耶律淳出府门问询，不料被李处温之子李奭“持赭袍衣之”，上演了中国历史上第二出“黄袍加身”的活剧。耶律淳固辞不得，于是年三月即皇帝位，改元建福，百官上尊号为天锡皇帝，当时燕、云、平等地皆归耶律淳管辖，史称“北辽”。

北辽建立后，耶律淳降封天祚帝为湘阴王，又应燕京父老的再三要求，将民愤极大，被天祚帝倚为“肉柱仗”的随驾内库都点检刘彦良及妻云奇处死，但朝政黑暗如故，大权独揽的太尉李处温贪污尤甚，他公开纳贿，每天给他送礼的车子甚至塞满了整条巷子。而对外局面更是岌岌可危。一方面，金朝大军压境，随时会南下；另一方面，与金朝达成“海上之盟”、夹攻辽朝的北宋，以大军十五万巡视边境，并传诏收复燕云十六州。耶律淳对北宋表示愿意免除岁币，缔结和约，以免腹背受敌，但被北宋拒绝。不得已，耶律淳以萧干为知北院枢密使事，将军旅作战事务全部委托于耶律大石。五月，击败了入境的宋军。但面对危亡局面，已经暮气沉沉的耶律淳实在难以担当救亡之君的大任，他派遣使者向金朝上奏表，请求将北辽纳为金朝的附庸，希图求得一时的苟安，但被金朝拒绝。建福元年（1122年）六月，“病卧于城南瑶池殿（今广安门外青年湖）”的耶律淳得到传闻，天祚帝会集五万精锐骑兵，准备八月从夹山回师南京。耶律淳大为震惊，表示“天祚果来，吾有死尔，复何面目相见耶！”六月二十四日，时年六十岁的耶律淳在内外交困中忧惧而死，终年60岁，在位98天。临终，他遗命迎立天祚帝之子秦王耶律定即位，以妻萧普贤女为皇太后，主持军国大事，还密授李处温为“番汉马步军都元帅”，以后事相托，而此时，大奸似忠的李处温已经准备挟持萧后纳土归宋了。 耶律淳死后，“百官伪谥曰孝章皇帝，庙号宣宗，葬燕西香山永安陵”（《辽史·天祚皇帝本纪》）。天祚帝在《闻耶律淳卒诏》中对耶律淳大加指责：“故秦晋国王耶律淳，九族之内，推为叔父之尊。百官之中，未有人臣之重。趋朝不拜，文印不名。尝降玺书，别颁金券。日隆恩礼，朕实推崇。众所周知，无负于尔。此因寇乱，遂肆窥觎。外徒有周公之仪，内实稔子带之恶。不顾大义，欲偿初心。任用小人，谋危大宝。僭称帝号，私授天官。指斥乘舆，伪造符宝。轻发文字，肆赦改元。……据耶律淳大为不道，弃义背恩，坏戾祖宗，朕不敢赦。应所受官爵封号，尽行削夺，并妻萧氏亦降为庶人。”是年十一月，金军占领燕京，耶律淳及其后继者的小朝廷覆灭，萧普贤女投奔天祚帝，旋即被杀。据《施甸长官司族谱》记载，耶律淳的儿子耶律阿撒被金朝俘获后投降，任桓州（今内蒙古正蓝旗）尹。其孙耶律秃花后在桓州率众归附成吉思汗，其后子孙随元军南征，并在元朝末年落籍云南，成为施甸长官司的世袭土司，从元朝末年到1949年，共传袭了607年，现有后裔15万，分布在滇西南的大理、保山、临沧、德宏和西双版纳等地，少数居于缅甸果敢、腊戍、八莫一带。

这历时不到一年的政权，也曾留给北京一星半点的印记，如清代乾隆年间戒台寺尚存“已泐辽碑一，起复知枢密院直学士虞仲文撰，建福元年立”（《日下旧闻考》卷105），大致内容是，建福元年，燕京慧聚寺一位名叫悟缠的和尚，在耶律淳的支持下，得到法钧大师生前所持“大乘三聚戒本”，具有皇帝批准的传戒资格，得以在燕京地区开坛传戒。但这统“建福元年碑”今已不存，北辽留给后世的印记，就只有这个若隐若现的永安陵。

隐现无常志遗踪

永安陵是文献记载的香山最古老的陵墓，由于其是在强敌环伺的情况下仓促构筑的，规模不可能宏大。江山易主后，可能随即遭到破坏。因耶律淳是“僭伪之君”的缘故，也不会得到历代官方的保护与修缮，又长期处于皇家禁苑之中，外人难得窥见，很快就湮没得无声无息，因而长期缺席了北京方志的记载。目前只在清乾隆年间的《日下旧闻考》中有“永安陵今无考”，在《光绪顺天府志》中有“陵今无考”的记载。到了民国年间，御苑开放，永安陵才以“辽王坟”的名字再现世间。在1920年出版的香山测绘图上，就已经在双清别墅的西南上坡上的蟾蜍峰之东标注了“辽永安陵”的位置。民国学者田树藩在《西山名胜记》（民国二十四年初版）中，记载了他的所见：“辽王坟在双清西南上坡，蟾蜍峰之下面，为二丈长一丈宽之三石洞，并无他物，亦无碑碣。或云其正门在山之南面，因无路可通，迄未探讨。”教育家熊希龄在民国七年（1918年）前后所建的双清别墅，曾有“双清小八景”之说，辽王坟即为其中一景。熊希龄自己也曾陈述：“古迹，则园内辽王坟……保存如故。”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辽王坟曾引起过各方的关注，卢作孚游香山时曾特意前往一观，“看辽王坟，砖砌墓道，掘露出来，工作很坚”（《卢作孚日记》）。燕京大学历史学会出版的《史学年报》1936年第一期记载：“古迹古物调查实习班自开课以来，已作数次之调查实习，计有香山辽王坟、颐和园、涿州、宣化、张家口、利玛窦墓、天宁寺、白云观、钦天馆、文丞相祠堂等处。”当代辽史大家陈述，也曾两度到香山寻访辽王坟。据陈述先生辑校的《全辽文》卷六所记，“香山静宜园侧，相传为‘辽王坟’者，依山为洞，有石门二扇，闭合不能开。抗战前尝游其处，附近无碑志，仅于门外望之。解放后，再至其地，门虽大开，已空无所有。访之邻近故老及有关单位，亦无能道其始末者”。

自20世纪50年代后就鲜有辽王坟的相关记载，这个隐现无常的陵寝再度隐没，《香山公园志》（2001年8月版）的记载是：“现洞址已不存，无考证。”永安陵（辽王坟）在民国年间的这惊鸿一现，仅在当年的一些文献与地图上留下了点滴的鸿爪之痕，也留下了太多难解的谜团。辽王坟到底发现于何时？是否出土过圹志、陪葬品、壁画之类的文物？到底是不是当年的永安陵？因为没有进行过科学的考古发掘，且遗迹现已无存，也没有照片存世，只能根据文献上的只言片语做些推测。契丹人本有崇拜大山的习俗，又继承了唐代帝王“因山为陵”的制度，所以辽代帝王均选择风景秀丽的山中依山为陵，地表没有高大的封土，陵前建有平面呈正方形的享殿。从已发掘的辽帝陵寝来看，具有“凿山为殿（墓室）”、砖砌地宫墓道、三个主墓室并列的共同特征。再结合民国以来对辽王坟的点滴记载，其也具备相同的特点，应该是可信的。近年来，香山地区曾出土过一些疑似辽代的石棺墓葬，据目击者称，有的上面还有“耶律”字样，显然这是辽代贵族的高等级墓葬的集中地，如果能对这些辽代遗迹进行科学的梳理与考察，对于研究辽代的北京历史应具有一定的价值。

寒芜长没永安陵

日前，海淀文史专家张文大老师相告，他在最近的一次对香山的勘查中，找到了疑似永安陵的遗迹。据其描述说：“从双清东面上山，至看云起亭，沿路向西，快到蟾蜍峰时，在路南发现一处被废弃、封闭起来的类似库房的建筑。该建筑背靠山岩，一半在山岩里，建筑的前脸儿砌的是灰砖墙，屋顶有通风口，从建筑外观看是上世纪60年代修建的。从结构上看，像是地宫改成的仓库，附近有石材，窗台上有疑似城砖，没有沟槽。”此废弃建筑正处在早年香山测绘图标注的“辽永安陵”的位置上。但也有人认为，这由部队建的房屋建在山洼处，应与永安陵无关，永安陵故址应在这处建筑再偏西一点的山包附近。另外，据香山公园管理处的朱如意老师讲，蟾蜍峰前的那块地方在没建欢喜园时很空旷，是墓地的可能性很大，前些年恢复知乐濠水系时，在欢喜园南门外挖沟处见到过出土很多木炭，可能跟永安陵有关，或即陵寝享殿的残余物。如果能对此做一次勘查，无疑对解开永安陵之谜很有裨益。若真能使香山最早的文物遗存之一、也是北京唯一的辽代帝陵从寒芜长没到再现世间，使残缺多年的“双清小八景”得以重新圆满，该是非常令人欣慰的事。

距永安陵不远就是香山寺，《金史·世宗纪》记载，“大定二十六年三月，香山寺成。（世宗）幸其寺，赐名大永安寺”。似乎暗示着永安陵与香山寺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后人也普遍认为香山寺改名永安寺与永安陵有关。周肇祥在《琉璃厂杂记》中曾作出推断：“香山永安寺，疑即辽耶律淳陵寺也。”陵寺是指建于皇陵兆域之内或附近，并且专门效力于皇陵的寺院。传说始自东汉明帝，“（汉）明帝崩，起袛洹于陵上，自此以后，百姓冢上或作浮屠焉。”（《洛阳伽蓝记》）。陵寺由皇家兴建或资助香火，其目的是为了给墓主祈福和积累功德。考古学家已经找到陵寺制度至迟起源于南北朝的实证，其后历朝一直奉行这一制度，在辽太祖的祖陵和葬有辽圣宗等三帝的庆陵附近，都发现有陵寺的遗存。

耶律和鲁斡和耶律淳父子都是崇佛之人，在他们相继担任南京留守50多年的时间里，在燕京的佛事活动中非常活跃，留有不少相关碑刻。《辽代石刻文续编》所收录的在香山静宜园买卖街出土的乾统三年（1103年）《□□禅师残墓幢记》揭示了耶律淳家族与香山寺的特殊关系。文中记录了某位禅师佛学精深，因“宣传律仪”而闻名，于是“皇姑、宋魏国大长公主聆其风□，慕其高义。亲诣□□，请礼毁甚，遂屈师于香山寺敷唯识之论焉”。这位亲自登门施重礼迎请禅师到香山寺宣讲《唯识论》的“皇姑、宋魏国大长公主”，《辽史·公主表》未见记载，可见其并非帝女，但从其封号可以推断出她应是宋魏国王、被天祚帝尊为“皇太叔祖”的和鲁斡之女，也就是耶律淳的姊妹。辽朝加封宗女为公主的事情并不鲜见，何况是地位极为隆崇的和鲁斡的女儿。耶律淳家族应是早已成为香山寺的大檀越施主，故在耶律淳死后营建陵寝时，将香山寺征用为陵寺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很可能因为有了这层关系，到了金世宗大定年间，“永安陵寺”就正式变成了“永安寺”，香山寺袭用了“永安”之号。永安陵与香山寺，这对源自辽代的两处胜迹，原来是关系密切的亲兄弟，真是太有趣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