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第五十四回，刘备与孙权凭江而望，看见江中一叶小舟如履平地，刘备不禁赞叹：“南人驾船，北人乘马，信有之也。”“南船北马”虽为小说家引民间传言，却是对古代中国南北交通方式的精准概括。北方多平原、草原，既产良驹，又是马匹纵横的广阔舞台，故而北人出行多仗车马，在战争年代也孕育出横行天下的骑兵。而南方丘陵密布、树木繁茂，马匹失去了用武之地，反倒是舟船凭借着水网密布、河道纵横的自然环境，成为最为便捷的交通工具。
汉末三国时期，随着水上运输需求量的大幅增加，造船业、航海业都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宋代《太平御览》对汉魏时期的舟船水运形容为“舟楫为舆马，巨海为夷庚”，意指是乘船好像坐车骑马，即便行驶在汪洋大海之上，也如平坦道路一般。东吴立国江南，造船业尤其发达，其船只不仅广泛应用于运输，还大量投入战争之中，三国之中许多有东吴参与的战役，如赤壁之战、夷陵之战、濡须口之战都是历史上经典的水战，且多以东吴取得胜利告终。东吴还多次派遣船队远航至辽东、台湾岛和东南亚地区，让东吴成为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经营海洋战略、实施海上扩张的政权。
一、水上运输
三国时期的船只种类繁多，包括战船、货船、渔船等。船只的主要功能是用来运输人与货物。相比起陆路的车马运输，舟船载重量较大，遇上顺风顺水，速度会比陆路快出数倍，因而在三国纷争时期，运输士兵、军械、粮食等都要尽可能借助水路，以节约成本，提升效率。
建安十三年（208），曹操率大军南下荆州，刘琮不战而降，屯驻樊城的刘备面临腹背受敌的危机，不得不仓皇率军南下江陵，当时刘备就是兵分两路，一路由自己率领走陆路，一路由关羽率领，乘船百艘，由汉水而下。后来刘备在当阳长坂被曹操虎豹骑追上，几近全军覆没，所幸有关羽的船队接应，才让刘备虎口脱险。刘备东奔夏口，关羽所带这水军数千人成了他最后的家底，也正因为曹军不习水战，不敢贸然东进，给了刘备喘息之机。倘若当初刘备没有分兵水路南行，后来三国的历史恐怕会是另一个样子。
曹操与孙权南北对峙，战场多在江淮一线，双方互有攻伐，因为用兵动辄以万计，无论曹操还是孙权，都需要利用江淮之间的濡须水、巢湖、肥水等水域来运输士兵与物资。具体而言，因东吴船大，吃水较深，所以东吴出兵往往选择涨水期的春、夏两季，而为了限制东吴大船的使用，曹操伐吴多选择枯水期的冬天。第一次濡须之战，曹操与孙权陷入僵局，从建安十七年（212）十月对峙到次年正月，孙权给曹操寄来书信，信中写道：“春水方生，公宜速去”，这是在提醒曹操，春季要到了，水位要上涨，地理环境将逐渐有利于南军而不利于北军，这是给曹操一个退兵的台阶下。曹操领会了孙权的意图，遂下令班师北归。可见舟船运输对当时的战局起到多么重要的作用。
为了应对东吴在水路航运上的优势，曹魏也经常采取措施避免在水域与吴军作战。魏青龙元年（233），征东将军满宠上书朝廷，认为合肥城“南临江湖，北远寿春，贼攻围之，得据水为势”，建议向西迁移三十里筑新城，这样就能“引贼平地而掎其归路”。满宠的建议得到魏明帝曹叡的批复，满宠于是在城西三十里另筑一座合肥新城。当年，孙权果然来攻打，“欲围新城，以其远水，积二十日不敢下船。”合肥新城因为远离巢湖，拉长了东吴军队在陆地上的补给线，大大削弱了东吴在水战、水运方面的优势，此后吴军多次引大军来攻合肥，无不以失败告终。
不仅南方多水之地善用舟船运输，对于北方崇山峻岭、崎岖难行的复杂地理条件，能够依托水路来实现运输更是事半功倍、求之不得的事情。曹操北征乌桓之前，就大发民夫，开凿了平虏渠、泉州渠等运河，让士兵和军粮可以从邺城全程利用水路抵达辽西走廊一带，这些运河的开凿也为后来京杭大运河北段奠定了基础。诸葛亮首次北伐，计划是出祁山，攻打曹魏陇右诸郡。诸葛亮形容走这条路是“安从坦道”，可以“平取陇右”，其主要原因就是从沮县北上进入曹魏境内的祁山、西县，一路都可溯西汉水（又称漾水）而行，充分利用舟船运输，可以大大缓解远距离作战后勤补给的压力。后来姜维北伐，其军事目标更为偏西，但依然大量依托沮水、白水等河流转运士兵，因而行军速度很快，让魏军疲于应付。洮西之战后，魏将邓艾比较魏军与蜀军的五条优劣，其中就有“彼以船行，吾以陆军，劳逸不同”。
二、舟船种类繁多
三国时期的舟船种类很多，大致有以下几种：
楼船，属于比较大的船只，顾名思义，船上建有数层高楼，宛若一座水上城堡。据《释名·释船》，楼船每一层还有专门名称：“船上室曰庐，象舍也，其上重室曰飞庐，在上故曰飞也，又在其上曰雀室，于中候望，若鸟雀之惊视也。”楼船曾是秦汉时期水军的主力战船，故而水军称为“楼船士”。汉武帝伐南越，以杨仆为楼船将军，此职位三国时仍有，魏申仪即拜楼船将军。东吴造船业发达，造有众多楼船，其中一艘名叫“长安”的大船，“载坐直之士三千人”。孙权还有飞云、盖海两艘楼船。左思《吴都赋》描述称：“弘舸连轴，巨槛接舰，飞云盖海，制非常模”。东晋顾恺之著名画作《洛神赋图》中，绘制了曹植乘坐双层楼船在洛水上航行的场景，表现的就是《洛神赋》中“御轻舟而上溯”的画面。
不过楼船因为体积较大，也很容易发生倾覆事故。濡须之战时，孙权大将董袭督五楼船，夜晚突遇暴风，五楼船倾覆，董袭不愿临阵逃脱，最终溺水而亡。同样的悲剧也发生在曹魏，尚书仆射杜畿受诏命作御楼船，在试航的时候，楼船不幸被大风吹翻，杜畿落水而亡，同时落水的尚书郎诸葛诞却因漂浮到岸边，捡了一条性命。因此在三国时期，楼船主要作为指挥舰，不作为主力战舰。
蒙冲、斗舰是三国时期水战的主要作战用船。蒙冲的船体狭长，用生牛皮蒙在船身上，两侧开有孔洞以供船桨伸出，左右还开有弩窗、矛穴，既能近战，也能远射。蒙冲的特点在于机动性强，适合用来突击敌阵。斗舰则更注重防护，船上设有三尺高的女墙，墙下开桨孔，船内建有与女墙齐平的棚屋，棚上又建有女墙，前后左右树牙旗、帜旛、金鼓，十分雄壮。刘表在荆州治理水军，“蒙冲斗舰，乃以千数”。建安十三年，孙权讨伐刘表大将黄祖，黄祖用两艘蒙冲大船横在江中，扼守沔口，上有弓弩手千人，吴军无法近前。危急时刻，董袭、凌统二将各率百人敢死队，乘大舸船突入蒙冲里。董袭挥刀斩断了固定蒙冲的绳索，蒙冲于是顺水横流，吴军才得以突破这道障碍。胜利之后，孙权举杯对董袭说：“今日之会，断绁之功也。”赤壁之战中，周瑜选取蒙冲、斗舰数十艘，“实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让黄盖率领这支船队前去曹营诈降。船只接近曹操水寨后，黄盖将它们全部点燃，这些火船如炮弹一般冲入曹营，点燃了赤壁的熊熊烈火。东吴大将贺齐，十分注重军队的兵甲器械，他所统领的水军“蒙冲斗舰之属，望之若山”，魏将曹休来伐，见这一场面，十分忌惮，引军退回。
此外，还有一种叫走舸的小型战船。这种船上也立有女墙，船夫多，士卒少，所选都是勇力精锐之人，因此船只灵活性很强，“往返如飞鸥”。黄盖赤壁之战诈降时，就将走舸预先系在大船之后，等大船点燃曹军战船后，他们再乘走舸突入曹营杀敌。
战船中还有一种类型，称为舫，即将两船并列相连，形成一种“双体船”。晋武帝筹备灭吴，诏令益州刺史王濬在蜀中建造大船连舫，这种连舫面积有一百二十步见方，可以容纳两千多人。船上用木料修建起城池楼橹，开四门，马匹都可以在船上行走。船头还绘有“鹢首怪兽”，用来震慑江神。《晋书》称“舟楫之盛，自古未有。”正是这批大船连舫后来顺江而下，势如破竹，灭亡了东吴。
其他作战的船只，有用于冲锋的“先登”、用于攻击的“露桡”、用于冲角的“冒突”、船体赤色的轻型战船“赤马”、侦察敌阵用的“斥候”、船身较长船体较小的“艇”等。除了战船以外，还有客船和货船，其数量更多。客船分别有官船和民船，民船中又有舸、艑、艇、扁舟、轻舟、舲舟、舫舟等几种。
三、海上远航
三国时期，曹魏和东吴都拥有漫长的海岸线，他们均十分重视海上交通，跨海航运已经十分成熟。
曹魏方面，主要是从山东半岛到辽东半岛之间的航运，因为两者之间海域较短，从汉末以来，许多青州人士躲避战乱灾祸，首选的目的地都是乘船渡海前往辽东。东莱黄县（今山东龙口）人太史慈就是因为得罪州府，渡海至辽东避难数年。北海朱虚（今山东临朐）名士管宁、邴原也是避难辽东，应是从山东半岛渡海北上。辽东太守公孙度全盛之时，遣部将柳毅“越海收东莱诸县，置营州刺史”，地跨两大半岛，直至曹操平袁谭之后才派兵将柳毅逐走。但此后因公孙氏在辽东仍处于相对独立割据的状态，曹魏向东的海上通路并未打通。
景初二年（238），魏太尉司马懿征讨辽东，诛公孙渊，收复辽东诸郡，而恰在同年，倭国邪马台女王卑弥呼遣使者难升米至带方郡，求谒见朝廷献贡。带方郡在今朝鲜半岛西北部，倭国使者应是从海上乘船而来。带方太守刘夏派遣官吏将难升米一行送至洛阳，魏廷册封倭女王为“亲魏倭王”，赐金印紫绶，并馈赠了铜镜、珍珠、五尺刀等大量宝物，由刘夏遣使护送倭使归国。自此之后，从辽东半岛渡海至带方郡、再缘朝鲜半岛海岸至日本列岛的海上航路重新开通，曹魏与倭国之间官方往来不断。后来邪马台国与邻国狗奴国爆发战争，女王派使者来魏廷寻求支持，魏廷派塞曹掾史张政赍诏书、黄幢渡海前往倭国调停纷争。张政在倭国停留数年，还经历了女王去世后国中的一段动荡岁月，直至新女王登基，邪马台国派二十多人的使团送张政归魏，并献贡品，以表臣服。曹魏时期，中日之间的海上交通已经形成了固定的航线，这在陈寿所著《三国志·倭人传》中有详细的记载，甚至具体到途经的小国及所需的水行、陆行天数，可见当时的海上航行已经十分成熟。
作为第一个在长江以南称帝立国的政权，东吴面朝大海，对航海的热情可谓得天独厚。在孙权称帝的第二年，即黄龙二年（230），孙权即“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能够容纳上万人远航，可见是一支规模庞大、船舰众多的海军舰队。亶洲即东吴人对日本列岛的称呼，当时常有亶洲人渡海到会稽郡采买布匹，而会稽郡沿海居民出海时，有时也会被风浪吹到亶洲。因为已经具有了民间通航往来，外加当年秦始皇遣徐福东渡求仙药的传说吸引，孙权才舍得投入巨大成本去开通这条航路。航行一年，卫温、诸葛直的船队没能找到亶洲，但发现了夷洲，即今台湾岛，这也成为中国大陆与台湾岛最早官方往来的记录。后来，吴丹阳太守沈莹撰写了《临海水土异物志》一书，书中记载夷洲的地形“土地无霜，草木不死，四面是山，众山夷所居”，以及物产、风土人情，这说明东吴时期大陆与台湾岛之间的航运往来已经十分频繁。
孙权屡次北伐曹魏都受挫于江淮，这让他萌生了与辽东公孙渊结盟、南北夹击曹魏的想法。嘉禾元年（232），孙权“遣将军周贺、校尉裴潜乘海之辽东”，与公孙渊达成盟约。此次航行首次打通了从江东渡海、跨越曹魏国境直接辽东半岛的海上交通线，堪称是一次“海上之盟”。但因为航线太远，风大浪急，东吴船队不得不在返程的中途停靠山东半岛东端的成山（今山东荣成成山头）。魏青州督田豫料敌于先，提前在成山部署兵力，伏击了东吴船队，斩杀了周贺。这是《三国志》中记载魏吴之间唯一一场海战。虽遭袭击，但孙权仍不死心，于嘉禾二年（233）又派出以太常张弥、执金吾许晏、将军贺达带队的豪华船队，将兵万人，携带大量金宝珍货、九锡备物，从海路前往辽东，授公孙渊为燕王。然而此时公孙渊突然变卦，斩杀了东吴使者，送其首级向曹魏邀功。
孙权“海上之盟”的计划虽然破灭，但从东吴到东北地区的海上航路已经十分顺畅。公孙渊臣属在向曹魏上表的表文中称呼：“吴虽在远，水道通利。举帆便至，无所隔限。”而基于这条航路的开通，东吴与朝鲜半岛北部的高句丽政权也发生了接触。据《吴书》载，公孙渊背盟后，被关押在辽东的吴使秦旦、杜德等逃脱，亡命至高句丽，诈称他们是东吴派往高句丽的使者，途中为公孙渊所劫。高句丽王位宫大喜，“遣皂衣二十五人送旦等还，奉表称臣。”一年后，孙权又派使者拜位宫为单于，加赐衣物珍宝，高句丽则回赠东吴上等马八十匹。2021年，在韩国忠清南道公州武宁王陵附近出土了一块墓砖，侧面刻着“造此是建业人也”七个清晰的汉字。建业是东吴的国都，可见造砖者很有可能是从东吴渡海来到朝鲜半岛的一名工匠。
东吴的航船还南下至东南亚诸国。黄武五年（226），吴将吕岱平定交州士氏家族叛乱，进讨九真郡（今越南北部），“又遣从事南宣国化，暨徼外扶南、林邑、堂明诸王，各遣使奉贡”。其中扶南大致在今柬埔寨，林邑在今越南南部，堂明在今泰国境内。这次东吴使团下南洋长达六年之久，途经和听闻的国家有百余国，使团在扶南时，还恰遇中天竺国（今印度）的使臣。使臣朱应、康泰归国后，根据他们在南洋的见闻，撰写了《扶南异物志》《吴时外国传》，记载了南洋诸国的风土、习俗及历史。东南海路的畅通，使得东吴与远在欧洲的东罗马帝国（中国史书称大秦国）也有了联系，一名叫秦论的大秦商人通过交州来到东吴拜见孙权。孙权询问了大秦国的情况，还派人送他回国。
东吴之所以能够组织如此大规模的海上远航，是因为其造船业十分发达。东吴在沿海、沿江一带设置了许多造船厂，包括横藇船屯（今浙江平阳）、温麻船屯（今福建霞浦）、番禺船屯（今广东广州）等，并设置典船都尉。东吴晚期，一些有罪的官员都会被贬往建安郡造船劳役。
参考资料：梁满仓、杜明才《三国礼仪习俗沿析》（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朱大渭、刘驰、梁满仓、陈勇《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朱子彦《三国时期的航海与造船》（《汉魏禅代与三国政治》，东方出版中心，2013年）；王奎、谭良啸《三国时期的科学技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等。
作者：成长
来源：《看历史·三国文化》2024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