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池娇纹金梳、摩竭纹耳环、全套的银质温酒器具、精致的镂空五佛金冠……这些兼具宋辽两朝风韵的金银器亮相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为观众展现出千年前两个民族文化的交融与凝结。“宋韵辽风—易县大北城窖藏金银器展”目前已在博物馆主楼三层11展厅开展，也是这里成为京津冀博物馆展厅后的又一重磅展览，汇集金银器物240余件（套），生动呈现出宋辽并立时期深层次的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画卷。

首饰中看宋韵辽风

走进11展厅，看到的第一件文物是一口绿釉陶瓮，瓮高45厘米，口径25.3厘米，底径14.5厘米。为什么金银器展中看到的第一件文物是陶器？展览策展人、首都博物馆副研究馆员杜永梅介绍，1986年，河北省保定市易县县城东10公里的高陌乡大北城村曹姓村民在农田劳作时发现了这只陶瓮，从中发现了四百余件金、银、琥珀、玉、水晶等器物，不管是数量、品类、质地、纹样都十分罕见。“这次的发现属于窖藏，考古学中把因为战乱等原因，放入容器内并匆忙埋藏的文物称为窖藏。除了文物，考古人员没有发现文字资料，无法确定这批珍贵的金银器所属何人，但肯定是地位显赫的人，而且这些器物都是其所有者生前使用的物品，而非冥器。”

陶瓮身后，一幅《丹枫呦鹿图》制成的背板映入眼帘，据记载，《丹枫呦鹿图》应为辽代画家绘制于北宋初年。整幅画作描绘了群鹿漫步于深秋树林中的场景，时值深秋，树林中的叶子部分略微变黄，有的已经深红似火。杜永梅介绍，《丹枫呦鹿图》是当时辽代地区自然风光的真实写照，而且这幅画作是在宋仁宗庆历年间由辽兴宗进献给宋朝的，也说明了当时宋辽两国在文化等领域存在频繁交流的现象。

河北易县，因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被人们熟知，但在宋辽并立期间，这里也是双方经济、文化的交融之地。杜永梅带记者来到一张元代的契丹地理图前，可以看出当时的易县，以及周边的蓟（今天津市）、燕京（今北京市）均地处宋辽两国交界。杜永梅说，《澶渊之盟》让宋辽两国维持了118年的和平，其间两国不仅互相派遣使者，而且边境地带的交往也十分密切。“宋辽会在边境地区设置多处榷场，这是货物交易的地方。可以看出，即便是宋辽对峙时期，两国的文化交流不仅没有断绝，相反非常频繁。”

了解了上述基础，我们便能更好地理解展品背后的文化。说到金银器，自然离不开首饰，本次展览中首饰也占了大部分。展柜中的满池娇纹金梳十分精美，所谓“满池娇”指的是宋代的绘画、工艺品的题材，它描述了池塘中的风景，常见造型有荷叶、鸳鸯等。而眼前这把金梳的梳背上打制了满池娇三重图案，正中的梳脊上刻有鱼子纹地上缠枝莲纹，以及童子化生等形象；上下两侧梳背的图案依旧是鱼子纹地上缠枝莲纹，同时刻有鸳鸯、慈姑叶等纹样。杜永梅说：“‘满池娇’作为宋代的特色出现在辽代的文物上，进一步说明了当时两国文化交流之密切；同时辽代工匠还在‘满池娇’基础上，加上了辽代独有的‘春水’纹样，让这件金梳成为宋辽文化交融的见证。”除了欣赏梳背上的“满池娇”，您别忘了看看梳背与梳齿连接处的纹路，杜永梅说该文物的梳背和梳齿极有可能是分别制造然后拼接而成。“这些纹路是工匠拼接时留下的敲击纹，但现在已成为器物上很好的装饰，说明当时制作加工金银器的手工艺已经十分成熟。”

继续向展厅深处走会发现，辽代不仅与同时期的宋朝存在文化交流和互鉴，还会学习唐朝的文化。展柜里摆放着六对耳环，其中一对金穿玉摩竭戏珠耳环更是精品。摩竭指印度神话中的巨型海兽，形象融合了鳄鱼、大象、孔雀等特征，在佛教中象征强大的力量。而摩竭纹自印度传入中国后，逐渐演化成龙首鱼身或带翼造型，象征驱邪护法。而眼前的这对金穿玉摩竭戏珠耳环，制作者便用玉石制作出摩竭形象，十分精致。杜永梅介绍，内蒙古、辽宁等多地均考古发现辽代摩竭纹耳环，说明辽人是十分崇拜唐朝文化的。

古代男子也爱美

展览的第二部分酒器单元中，注碗、盘盂、酒盏等，尽显辽地特色，“首饰蕴宋韵，酒器显辽风”可以说是宋辽文化交流最直接的物证。酒器，用宋人的话说可以称作“馔器”，亦即筵席用器。宋代时期，金银酒器已普遍用于各类酒器的制备，而辽代更多为豪门贵族所用。

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一套银执壶与温碗组成的温酒器具。执壶长颈、折肩，盖钮做成一个二重台，顶端盖钮上方的小狮子造型灵动，下方与壶柄相连，表面细腻的纹饰着连珠纹、龙牙蕙草。因其外形与内蒙古多伦小王力沟萧贵妃墓出土的银釦青瓷注子相同，可以感受到明显的辽代风格。银温碗是花口设计，口沿、圈足用鎏金技艺錾刻龙牙蕙草，与同出的银盏、银执壶形制呼应，这些花纹部分鎏金的器物，又被称作“金花银器”。酒器单元的最后，是一面摆满八十五件银碟的展柜，这些银碟均为花口素面平底，底部刻有铭文，顺序皆为计重在先记名为后。这些银碟历经数百年岁月，如今在灯光的映照下依旧熠熠生辉，底部的铭文也依然清晰可辨。

货币单元中，一批大北城窖藏出土的银铤、金叶亮相，其上刻铭、墨书承载的财富价值与历史信息意义重大。银铤共18块，均为50两官铤，其中一件银铤上的铭文虽斑驳，却依稀能辨认出“进奉夏祭银”等字样，这是第一次证实了文献记载中的宋代夏祭制度。银铤铭文最晚年代为北宋末年，为研究北宋晚期货币体系提供了大量实物标本。

细心的观众发现，进出展厅时脚下的地面印着金色的“脚印”，它们的原型便是货币单元中的金叶。这些金叶子上写有“税讫”二字，即已经纳税，成为可以流通的商品。杜永梅介绍，在史书记载中，当大钱或铜钱贬值时，会有许多人兑换金叶以求保值。

古代的男人有多爱美？那就不得不提到本次展出由詫（音同茶）尾、带銙、带箍、腰带扣组成的带具单元了。带具单元所展出的一组精美的鎏金银质束带组件，鎏金银詫尾与十八件方形、桃形鎏金银带銙集精湛工艺与时代审美为一体。其中方形鎏金银带銙上雕刻的菩萨姿态各异，却排列规整有序，恰似仪仗队伍行进；其周围环绕着灵芝云以及犀角、象牙、金锭、银铤、宝珠、古禄钱等杂宝。鎏金银腰带扣上錾刻了一朵弯折的牡丹，在与扣针相对的侧边，錾有一溜龙牙蕙草，周边则装饰着毬路纹。扣舌所抵的外侧长边框，两边皆饰有毬路纹，两侧短边框则錾刻着牡丹瓣纹。

杜永梅介绍，先秦以来的中国古代腰带，主要有丝织物制成的大带和皮革制成的革带两种。革带除束腰外，更重要的用途是系挂佩件。需要借助带钩、带扣辅助系合，还需在带身上安装若干称为銙的构件方便佩挂。詫尾是带具的收尾构件，用以保护革带末端，同时兼具美化带具整体的作用。因初唐以后，詫尾均向下顺插，所以图案多成垂竖之形。宋辽革带以不同的材质、样式、装饰展示其工艺与审美，以其多种材质的叠加和繁复的制作工序来加大制造成本，附加审美元素，因而承担了实用之外的更多功能和意义，成为身份、地位的象征，在交往中得到宋辽双方的青睐。

有些文物依旧神秘

本次展览展出的240余件（套）文物都出自展览入口处的绿釉陶瓮，杜永梅将这些文物分成了首饰、酒具、带扣、货币等类别，而在展览的最后她还单独列了一个杂项。“杂项中的文物尚不明白用途，有的只能靠猜测，但是这些文物无一例外都十分精美。”杜永梅说。

其中一个展柜中摆放着一顶镂空五佛金冠，这是杂项中体积最小的文物，参观者需要利用展柜中安装的放大镜才能欣赏文物的各处细节。金冠顶部有五个波曲，且均由中间向两侧渐降。金冠正中间是一尊带火焰背光的莲花坐佛，两边各有两尊相同佛像分列上下。该文物留白处刻有镂空制作的卷草流云，而在冠口两侧，各缀有一朵银质流云及其他挂饰。杜永梅介绍，这件文物可能是佛像或是菩萨像的头冠。

一旁摆放的金覆盂形器的用途也在研究之中。只见三道连珠纹将器身图案隔出三层；顶部为蟠龙隐起，戏珠于云间；中间是一圈缠枝牡丹；底部为一圈龙牙蕙草，器物的空白处錾刻鱼子纹。类似这样的文物还有很多，每一件都刻满了花纹，有的文物两侧留有穿孔应该是作为饰品使用。杜永梅介绍，虽然这些文物的真正用途尚不明确，但是它们无一例外展现了当时工匠高超的水平，以及当时文化的繁荣。

通过上述文物可以发现，宋辽两国并立时，民族交往一直在进行，文化交流从来没有断绝。榷场中往来的商旅、两国交聘的使臣都成为这一时期的亲历者。宋人张芸叟曾奉命出使辽国，夜宿幽州馆驿，亲眼见到辽人将苏轼的《老人行》一诗题写在墙壁上。当时的范阳书肆还刻印有苏轼的诗作数十篇，称之为《大苏记》。可见苏轼的诗情才气，同样为幽州地区的辽人所看重，就像当时的一句谚语所讲：“谁传佳句到幽都？逢着胡儿问大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