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日本侵略者和日伪当局，营造“中日亲善”的表面氛围。但实际上，北平城内潜流激荡，勇敢不屈的中国人，始终坚持抗争。东皇城根枪击日本军官，抗日杀奸团有组织暗杀日伪官员，民众和爱国商人为八路军抗日根据地输送宝贵物资……这些发生在城市里的抗日斗争，鼓舞民众，震慑侵略者，为抗战燎原之火积蓄能量。

档案摘录

伪北京特别市警察局关于侦缉东皇城根枪击日军案犯给所属官长警的密谕

据内五分局报称，本月二十九日午前九时四十分，有友邦军官二人乘马行至东皇城根，忽被暴徒狙击等情当。经严饬检查城门等处，料此暴徒尚必隐匿市内。除已另案通饬严加踩侦究办外，所有本局各官长警等，无论服勤及勤休之时，应一律严行注意。

枪击日军 让侵略者惊慌失措

上午的地安门东大街车水马龙，正值暑期，从什刹海到南锣鼓巷，游人如织。经过近年来的改造提升，这条大街路面平整、绿树成荫，行车秩序井然，也很适合城市漫步。来来往往的行人，可能不知道，在1940年11月29日上午9时40分，就在这条东西走向的大街上，发生了一起针对日本军官的刺杀行动，击毙一人、重伤一人。

北京市档案馆胡程杰和记者一起，走在南锣鼓巷南口西侧的人行道上，“当时的街道环境，跟现在很不一样。刺杀结束后，行动者迅速往西逃离，消失在纵横交错的街巷之中。”

据北京市档案馆的馆藏“伪北京特别市警察局特务侦缉队关于日本军官在东皇城根被枪击事件的报告”，事件发生之时，两名日本军官在今地安门东大街附近，自西向东骑马行进。这两人是日军参谋本部作战课作战班长高月保中佐和陆军步兵乘兼悦郎中佐，他们被先后派遣到日军华北方面军，分别担任作战主任、人事主任。

行至原远东宣教会门前，高月保和乘兼悦郎被一名骑着自行车的中国人，从背后连开七枪。两人应声倒地，战马跌倒街头。高月保不治身亡，乘兼悦郎重伤。

“枪击事件发生后，日本宪兵队和伪北京特别市警察局非常震惊，迅速展开调查。”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李俊杰告诉记者，伪北京特别市警察局档案中，有关于行动者的形象描述，“称其年龄三十多岁，身长五尺五寸、脸色青白、面平，手推无牌脚踏车等。”

因为北平是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部所在地，所以枪击事件给日本侵略者心理上带来很大冲击。原先，日军汽车上都带有军官标志，但因为枪击针对的是高阶军官，所以事件发生后，军官标志一律撤销，以防再次成为刺杀目标。

枪击事件在北平民间迅速传播，百姓欢欣鼓舞，抗日情绪高昂。李俊杰说：“事件发生两个月后，日军依然心有余悸，要求伪警察局加强安保和秩序。伪警察局还发布命令，要求停止散布所谓‘谣言’——包括赞赏枪击行动者勇敢、抨击被害军官、散布日军和伪警察局狼狈无能等。”

如今的地安门东大街游人如织，是著名旅游景点

抗团刺杀 多次行动震慑日伪

东皇城根枪击日本军官，只是1938年到1941年发生在北平的多次抗日刺杀事件之一。

1940年1月17日上午，一辆汽车从西安门大街一处院落缓缓驶出。突然，一名骑着自行车的男子，冲上前去掏出手枪，朝车内连开数枪，随即男子调转车头，朝东疾驰而去，而车内伤者，伤重不治。

这段历史，被记载在北京市档案馆的馆藏档案中，被刺者是伪商会会长邹泉荪夫人邹王氏。邹泉荪在北平沦陷后，加入了汉奸江朝宗组织的北平维持会，后担任伪商会会长。这次刺杀行动，原先针对的就是邹泉荪，没想到阴差阳错，让他夫人成了替死鬼。

刺杀行动实施者来自平津爱国学生组成的抗日杀奸团（简称“抗团”），七七事变后，原天津青年救亡联合会的部分成员组成了抗团，以“抗日杀奸、复仇雪耻、同心一德、克敌致果”为团训，直接打击日伪分子。李俊杰介绍，抗团在北京分成三组——调查组负责调查日军头目和汉奸的行动规律、行踪，收集日伪军事和经济情报等；行动组负责暗杀日伪头目，进行爆破等；交通组负责交通联络、传递情报、运输武器等。

除了针对邹泉荪，抗团还在北平组织实施了多次刺杀行动。1939年，抗团刺杀周作人，但子弹打在了铜纽扣上；1940年，抗团计划刺杀在新新大剧院过生日的川岛芳子，但后者中途离场，刺杀未果；同年，抗团刺杀伪公署工务局局长舒壮怀，后者被子弹打穿右肩膀，送医后捡回一命；抗团还刺杀伪《新民报》编辑主任吴菊痴，成功将其击毙。

1940年8月，日军针对抗团，在北京和天津进行大规模搜捕，很多抗团成员被捕，抗团活动也随之减少。李俊杰说，有一名抗团成员因无药可治，惨死狱中，还有一人精神分裂，有成员到1945年9月3日才被释放。

“抗团有组织的刺杀行动，目标都是高阶官员，对日伪当局造成很大震慑作用，而对民众是极大的鼓舞。”李俊杰认为，当时日军表面上在宣传“中日亲善”，但刺杀行动却实实在在地体现了中国人对压迫的不屈和反抗。

物资采买

秘密送往根据地

当时北平的城市抗日斗争，还包括配合八路军进行物资采买。

现在的菜市口路口，经过数次提升改造，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各行其道。1942年的菜市口，人力车、马车还是主流的交通工具。当年1月24日，伪警察局外四分局警士赵元培，盘查人力车夫刘振荣及随行人员唐仲轩，结果在车内发现二十个方形电池，且无许可证。将刘振荣、唐仲轩带回分局，并层层排查后，伪警察局得知电池从新亚电料行进货，是转卖给八路军的。

李俊杰介绍，1941年，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城市工作委员会成立，后来改组为城市工作部。该部门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采买和输送物资。“尽管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在后期可以实现部分物资的自给自足，但是一些急需的医疗器械、电讯器材、机械设备、印刷用品等还是不能生产。所以，只能从敌占区的北平、天津、保定等城市采购。”

日伪对物资严格控制，采购具有危险性，往往需要通过关系层层辗转购买，北平的商行是采购的主要来源之一。据档案记载，仅祥记货店、四箴药房、公记运货店、义盛成百货店铺，在1940年至1942年10月间，通过平汉线地下运输线就为抗日根据地运去纸张、西药、五金、电器、颜料等紧缺物资不下数百次。

据吕正操将军的《冀中回忆录》记载：“为了能稳定地得到医疗器械和药品，我们与北平协和医院建立了关系，该院总务李庆丰同志负责向根据地输送了大批的器械和药品。”北平的燕声广播电台，还辗转往根据地输送过收报机和发报机。

前门、大栅栏如今更加繁华,有些老字号还在为市民和游客服务，有些商行已经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但其当初在抗战时期城市斗争中的贡献，应该被铭记。

补白

出自名门的抗团勇士

抗团的成员最早由天津十几所中学的学生组成，其中有很多成员出自名门望族。

如伪满洲国总理郑孝胥的孙子郑统万、孙女郑昆仑，国民党孙连仲将军的女儿孙惠书，民国元老熊希龄的外孙女冯健美等，他们的身份也对实施行动起到一定的掩护作用。

1938年暑假以后，抗团一些成员考入北平的大学，开始在北平组织、实施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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