凄迷衰草闭宫扉，尚有寒蝉送落灰。

——《景帝陵》

景泰皇帝朱祁钰可以说是明朝最有故事的皇帝，他兴自“土木之变”，亡于“夺门之变”，明朝历史上惊天的两大事件都与他密切相关，就决定了他的不平凡。他早年默默无闻，却于“土木之变”，明朝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担起了救亡之君的大任，成为那场动人心魄的北京保卫战的最高统帅，对保卫北京城立下不世之功。他在位的七年多的时间里，励精图治，使明朝危而复安，取得了不俗的政绩。但本有机会成为一代盛君的他，最终却于“夺门之变”这场兄弟阋墙、手足相残的宫廷政变中成为最终的失败者，身后长期被贬斥、被压抑，其境遇之不公令后人扼腕叹息。他的短暂一生也给后人留下了深深的思考。

景泰帝后载青史

作为明宣宗的次子，母亲贤妃吴氏的出身又很卑微，朱祁钰对帝位本不存奢望。正统十三年（1448），瓦剌入寇，他的兄长英宗朱祁镇，受到大宦官王振的蛊惑，不顾大臣的反对，贸然御驾亲征，在不懂军事的王振的摆布下，明军在怀来的土木堡被瓦剌军围歼，英宗被俘，瓦剌统帅也先以护送英宗回京为名向北京进军，明朝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八月十七日，皇太后孙氏下诏，立英宗两岁的儿子朱见深为皇太子，命郕王朱祁钰监国，总理朝政。

九月初六日，朱祁钰在朝臣的拥戴下即皇帝位，遥尊英宗为太上皇帝，改元景泰。景泰帝即位后，重用于谦等忠直大臣，惩办了祸国殃民的王振余党，使朝野上下为之一振。针对某些朝臣放弃北京、迁都南逃的言论，他认识到这将重蹈南宋的覆辙，特命亲信太监金英宣命于众：“死则君臣同死。有以迁都为言者，上命必诛之！”坚定了固守的意志。接着着手布置北京的城防，列阵于九门之外。在于谦的指挥下，军民同仇敌忾，打败了瓦剌军，取得了北京保卫战的辉煌胜利，明朝转危为安。

景泰元年（1450）八月，朱祁钰乘胜迎回朱祁钰兄长朱祁镇，让其以太上皇的身份居于南宫。

景泰帝知人善任，励精图治，短短数年就使明朝挽回了颓势，国势蒸蒸日上。有一则轶事显现出景泰帝的为政风格，据傅维鳞《明书·土田志》，某年淮徐地区发生饥荒，都御使王竑救灾心切，等不及上奏获准，即发广运仓粮赈济灾民，王竑具疏奏明灾情，并自请治擅开粮仓之罪，“初，流民奏至，上（景泰帝）于棕轿上读之，大惊曰：‘百姓饥死矣！饥死我百姓矣！其奈何？’”随即又接到都御史王竑救灾心切已开官仓赈济灾民的奏报，“乃大喜，大言曰：‘好都御史！不然，我百姓饥死矣。’”爱民之情跃然纸上。

景泰帝朱祁钰还热心于文化建设，即位之初，即命大学士陈循等，根据永乐年间集录的地理之类的书籍、资料，编辑整理成书，至景泰七年（1456年）五月书成，名《寰宇通志》。景泰帝亲自作序，颁行天下。全书共一百一十九卷，分两京、布政司，司下辖府州县，再分别立建置沿革、郡名、山川、形胜、风俗、土产、古迹、人物等三十门，是一部完备的明代地方总志。英宗复辟后，夺功为己有，这才有了天顺五年（1461年）《大明一统志》的刊行，景泰帝的这一文化伟绩遂隐没不彰。

然而，颇具治国才具的他，在处置帝王家事时却表现极为低能。明朝的第一家庭本来是达成这样的利益平衡：英宗安居南宫，不预朝政，景泰帝居帝位，但不易储君，百年后仍传位给侄子皇太子朱见深，使帝位的传承重回英宗一系。但景泰帝认为“父有天下必传于子”，在帝位巩固后便开始打破这一平衡。他先是禁锢英宗，不得与外界接触，时刻监视，在生活上也缺乏关照，使英宗过得有些窘迫。然后又不顾朝臣的反对，改易储君，废皇太子朱见浚为沂王，改立自己的儿子见济为皇太子，在见济夭亡后仍拒绝复立见浚为太子，失去了缓和矛盾的最后机会，为自己种下了苦果。但景泰帝还是比较厚道的，给事中徐正为了讨好景泰帝，曾密奏把英宗和故太子朱见浚迁到山东沂州软禁起来，景泰帝听后很是愤怒，立刻将其贬谪云南，他想用严惩来警告那些奸佞小人，做到了“谗间之言罔入”。

景泰七年的年底，景泰帝得了重病，朝中以石亨、曹吉祥、徐有贞等奸佞为首的一股暗流在涌动。景泰八年（1457）正月十六日，他们聚众打破南宫的宫墙，拥英宗夺东华门而入紫禁城，政变成功，英宗复辟，史称“夺门之变”。据说，景泰帝听闻英宗复辟后，连说“好，好”，精明的他，对自己的悲剧结局已经很清楚了。英宗复位后，在奸佞们的挑唆下，开始了一系列的倒行逆施，杀害了忠正刚直的大臣于谦、王文，为王振平反，废景泰帝仍为郕王，移居西内永安宫。英宗还指斥景泰帝“不孝、不悌、不仁、不义，秽往彰闻，神人共愤”。二月十七日，景泰帝去世，死因不明，据《病逸漫记》说：“景泰帝之崩，为宦官蒋安以帛勒死。”

景泰帝在位期间，曾改良了铜胎掐丝珐琅工艺，并加以推广，后世为了表示纪念，将这种工艺品正式命名为“景泰蓝”。北京既是景泰蓝工艺的发祥地，也是最为重要的产地，因此景泰蓝与雕漆、玉器制作、象牙雕刻并称为北京的四大工艺。

景泰帝的皇后汪氏，顺天府人，正统十年为郕王妃。景泰帝即位后被册封为皇后。汪皇后为人善良，念及死于战争中的军人和平民暴骨荒野甚是可悯，特令官校予以安葬。

景泰三年，景泰帝欲改易储君，汪皇后力执不可，谏阻道：“陛下由监国登基，已算幸遇，千秋万岁后，应把帝位交还皇侄。况储位已定，诏告天下，如何可以轻易更换呢？”她还劝景泰帝说：“若此，恐碍监国名。夫犹是祖宗之天下，已代之为帝而反其子，让也。让则公，公则贤名皆归之。”触怒了景泰帝，随即被废。景泰帝立儿子朱见济为太子，又立太子的母亲杭氏为皇后。

景泰帝去世后，英宗令景泰帝的贵妃唐氏等妃嫔殉葬，还打算让被废的汪皇后殉葬，幸得大臣李贤劝解才作罢。不久，英宗令汪皇后迁回郕王府，降为郕王妃。

恢复皇太子地位的朱见深（即朱见浚）知道汪皇后因为反对改易储君而丢掉了皇后的位置，非常感激她，对她十分恭敬。汪皇后迁居郕王府时，朱见深又在英宗面前为汪皇后说好话，允许她把在宫中的所有用品带出宫去。汪皇后和朱见深的母亲周氏相处得很好，常常入宫探望周太后，得以叙家人之礼。

某次英宗问太监刘桓：“我记得我曾经有一个玉玲珑的腰带，怎么找不到了？”刘桓说，“被汪氏拿走了。”英宗派人去索要，汪皇后将玉玲珑腰带扔到井里，对来索要的人说：“腰带没有了，找不到了。”然后对旁边的人说：“我夫君当了七年天子，难道不能拥有这区区几片玉么？”可见汪皇后虽被景泰帝废黜，但还是很维护已故夫君尊严的。明英宗后来就借故罚没了汪皇后的全部财产。

正德元年（1506），汪皇后去世。武宗召集大臣商议祭葬的礼仪，大学士王鏊建议说，按照王妃的规格安葬，但是按照皇后的规格进行祭祀。武宗表示同意，于是汪皇后终以嫡妻的身份与景泰帝合葬景泰陵，被谥为贞惠安和景皇后。皇后在皇帝生前就被废，去世后却仍以嫡妻的身份与皇帝合葬，不要说在明朝历史上是仅有的，就是在中国这五千年历史上也是独此一人。

景泰帝不仅被降为郕王，去世后还被加恶谥“戾”，是终身为恶、死不悔改的意思，称郕戾王。成化年间虽被恢复帝号，谥为恭仁康定景皇帝，但比起明朝皇帝普遍十七个字的谥号差得很多，且没有庙号，在礼仪上无疑是被贬抑的。直到南明弘光元年（1645），景泰帝才被上庙号：代宗，同时被追加十七个字的全谥：符天建道恭仁康定隆文布武显德崇孝景皇帝，汪皇后追谥为孝渊肃懿贞惠安和辅天恭圣景皇后。

金山陵园觅遗迹

史书称景泰陵在金山，这金山指的是明朝除昌平十三陵外的一处皇家陵园，地方文献中所说的广义上的金山陵园在民间被称为“一溜边山七十二府”，即沿北京小西山依山而建的多座茔府。据张宝章先生考证，“是指从海淀玉泉山之北的金山口往西到香山这一线，即从海淀金山口向西折南再向西至三家店附近，绵延数十公里”，史书记载，这里“地旷而幽”且“云从星拱于皇都之右”，是块风水宝地，被明皇室选中，作为一处皇家陵园。

而狭义上的金山陵园在墓志资料中说得更为具体，专指今海淀区的金山口、董四墓、大昭山、娘娘府、红山口等处。

金山陵园内安葬是那些被认为没有资格入葬昌平陵园的皇室成员，包括被废的皇帝、皇后，早夭的太子、亲王，公主和驸马，夫人以及亲王的子女。据《京西名墓》一书的统计，仅葬于狭义上的金山陵园的就有：1帝、4后、67嫔妃、2位太子、21位亲王、11位王妃、15位公主及37位夫人，共计158人之多。据明初风水师廖均卿的《行程实录》记载，在永乐年间选择长陵陵址时，金山也是候选陵址之一，后来因明成祖选定天寿山，作为备选方案之一的金山在正统初年遂辟为另一处皇家陵园。

但自清代起，陵禁渐渐废弛。康熙十年（1671年）四月十七日，康熙皇帝曾谕工部：“朕往西山祈雨，见明朝王子妃嫔等坟墓周围所栽树木被砍伐，房屋院墙俱皆毁坏，其砖瓦等项或系看守不良之人拆卖，或系恶棍盗窃拆取，亦未可知。从无毁坏坟墓之例，朕心殊为不忍，尔部通行严禁。”但陵区衰落的趋势未能挽回，今日除少量遗迹外，余皆不存，只留下娘娘府、四王府、道公府、西小府、杰王府、韩家府等地名，还可使人追忆起昔日的辉煌与荣耀。

金山陵园的地表建筑虽多已不存，但地下文物极为丰富，北京市人民政府于2000年2月24日将其列入第三批地下文物埋藏区名单。对金山陵园科学的考古发掘始自1951年的8月—11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金山南麓董四墓村先后发掘了明熹宗三妃合葬墓和明神宗七嫔合葬墓。这是考古工作者首次发掘明朝皇家墓葬，由此摸清了玄宫建筑的基本结构和形制特点，取得了丰富的经验，为以后明定陵的发掘工作，起到了奠基铺路的作用，意义重大。距今最近的一次考古活动是2001年9、10月间的明宪宗长子墓的发掘，见诸当年的报道。

陵制独特帝王间

早在景泰七年二月，肃孝皇后杭氏去世，景泰帝即命在昌平营造寿陵，又为寿陵设五十守陵户，并改武成中卫为寿陵卫。六月，葬杭氏于寿陵。寿陵建筑雄伟，明楼高耸，可与长陵、献陵媲美。英宗复位后，于天顺元年（1457）五月，派工部尚书赵荣率长陵等三卫官兵五千人，将寿陵捣毁，仅余空荡荡的玄宫（地宫），留下了“景泰洼”的地名。直到一百多年后，生前没来得及营造陵寝的光宗朱常洛（在位仅29天）被葬入寿陵所遗的玄宫，“景泰洼”才被庆陵这个新地名取代。而杭氏灵柩的去向，文献缺乏记载。

景泰帝去世后，随即以亲王礼被草草葬入金山陵园，与许悼王及怀献世子园寝共处。陵宫卑隘，没有几间园寝建筑，且无神道石刻。景泰帝身后凄凉，但公论不容泯，朝野上下对景泰帝寄予深切同情的大有人在，为其平反昭雪的呼声不断。身为未入流小官的荆门州训导高瑶冒死上书朝廷，要求追复景泰帝谥号，为其恢复名誉。舆论在任何时代都是种力量，宪宗朱见深终于在成化十一年（1475）十二月下诏恢复景泰帝号。在诏书中，他承认叔父“拔擢贤才，延揽群策。收既溃之士卒，却深入之军锋。保固京城，奠安宗社。申严战守之师，再遣奉迎之使。卒致也先悔过，先帝回銮。尊养之礼有加，谗间之言罔入。始终八载，全护两宫。仁恩覃被于寰区，威武奋扬于海宇”，追复景泰帝号，并下令按帝陵的规格修饰陵寝。但实际上仅对陵寝略加增饰，陵宫建筑仍按王陵的级别覆以绿瓦，陵碑也是按王陵之制立于陵宫门外偏东的位置，徒具帝陵之名，实际上仍是王陵。

嘉靖十五年（1536）三月，明世宗拜谒景泰陵。同样是以藩王身份继承帝位的世宗自然对景泰帝多了一分同情，他认为景泰陵全然不符合帝陵体制，命改易黄瓦。又认为陵碑偏置门左且无覆盖，也不是帝陵的体制，十一月，命在陵门之外、大门之内的正中位置建陵寝碑亭，移陵碑于亭中，使之略具帝陵之制。直至明亡，景泰陵再未改建增饰，成为明代陵墓中的一个特例，故而后人乃有“景皇帝陵在帝与王之间也”，成为最独特的帝陵。

世事沧桑五百载

景泰陵在盛时是什么样子呢？结合梁份的《帝陵图志》和顾炎武的《昌平山水记》等文献和现存的建筑遗迹，可对陵寝面貌做如下合理推想：

景泰陵陵宫朝南向，后以金山为来龙，前以玉泉山为朝案，略具风水吉壤格局。陵门外参天松柏夹道，陵门两侧左右分列宰牲亭、祠祭署、内官房。陵寝内分为三进院落。以陵宫门、享殿前门、土墙为界。陵宫门在距玉泉山第三峰北山根六百七十八跬处。跬为一只脚迈出的距离，相当于今天的一步。陵宫门早年已毁，形制不详。进入陵宫门，就是第一进院落。门内五跬正中是碑亭，平面正方形，进深面阔各三间，重檐歇山顶，上铺黄琉璃瓦，兽吻，飞甍，采椽，门四开，以矮墙环绕。亭内正南是龟蚨碑座，上树穹碑，碑额篆书“大明”，碑身楷书“恭仁康定景皇帝之陵”，碑阴无字。碑亭北四十跬是三楹单檐、上铺黄瓦的享殿前门，相当于十三陵的祾恩门，但不彩绘，朴素卑小。门前左右两侧分列神厨、神库。门内就是第二进院落，正中是一座五间享殿，规制比享殿前门弘敞壮观，殿内陈设有御榻、御座、帝后的神位和册宝、衣冠以及乐器。享殿后是一道土墙，中为门，门内是第三进院落，为陵冢区。陵冢在享殿前门北八十跬，没有宝城、明楼、穹碑，土冢高二三尺，“周三十跬，径十跬，方位向丙”（梁份《帝陵图志》）。陵冢外即是内墙，之艰难空间很狭小，东西横亘七十跬。陵冢北倚山，东西北三面墙通长一百九十跬，北墙略呈弧形，因紧贴山麓，空间不够深广。陵冢南距墙十跬，东西距墙各三十五跬。有水自西墙外流入陵寝，“自墙中南流绕碑亭右入小石桥下东流”。陵冢北距墙八十六跬，墙外就是金山中峰之麓，整个陵寝呈前方后圆状。景泰陵未砌宝城，未建明楼，又地势偏侧，规制狭小，气脉不佳。终明一代，景泰陵的规制都在帝与王之间，而且始终未上陵号，名虽称陵，却远未达到帝陵的标准。

景泰陵的玄宫（地宫）制度文献从未语及，据当时的玄宫制度推测，应该是三主室二配室三壁龛的五室玄宫。即前、中、后三室依次排列，呈十字形，中室的左右两侧各有一个配室，后室的后壁和左右两壁各有一个壁龛，平面布局和十三陵的定陵一样，但要小得多。但按照英宗的性格推想，也可能只建有前后两个墓室，狭隘逼仄。

玄宫前室摆放万年灯和数目庞大的木雕彩绘仪仗车马俑群。中室摆放石制的帝后御座，两旁的石台上放着数个盝顶宝盒，内装谥册、谥宝。中室两侧左右配室中的棺床上是殉葬的贵妃唐氏等人的棺椁，棺椁前放置着圹志石，围绕棺床摆放着盛放随葬品的红漆木箱，文献中没有交代下落的肃孝皇后杭氏的棺椁估计也在配室中。后室的须弥座棺床上放置着景泰帝和汪皇后的金丝楠木棺椁，帝后的圹志石放在各自棺椁前，棺床下排列着装随葬品的红漆木箱和木、竹、铜、锡、陶制的明器，后壁和左右两壁的壁龛里放着殡仪木牌。

玄宫里的文物如今是否安然无恙呢？据《古物保管委员会工作报告》载，1933年11月17日，古物保管委员会曾“函宛平县政府，请调查平北金山口景帝陵是否被盗”，但结果没有下文。北京市文物局负责人曾表示：“景泰陵没有过被盗的记载，据我们推断，景泰帝下葬时政治上很受排挤，陵墓被盗的可能性不太大。”但民间一直有景泰陵早年即已被盗之说，未知孰是。

景泰陵的祭祀初期用少牢（一猪一羊），由宦官行礼，恢复帝号后，改为遣驸马或皇亲致祭，典礼同于帝陵。据沈榜的《宛署杂记》：每年的正旦、清明、霜降、中元、冬至、万寿节、帝后祭辰，凡八祭，祭之先十日，太常寺题，请遣官行礼。万历年间的祝版格式为：“维某年月日，孝玄侄孙嗣皇帝御名，谨遣某官某，谨昭告于恭仁康定景皇帝、贞惠安和景皇后曰：节序流迈，时维某节，追慕亲亲，良增伤感，兹以牲醴，用修时祭，伏惟尚享。”据《酌中志》记载，景泰陵有“掌府官一员，佥书十余员，以供洒扫，看守香火，凡有祭祀，即本处掌府官行礼”。

进入清朝后，景泰陵仍属保护之列，设有守陵内臣一人，守冢陵卒二人。祭祀事务由礼部掌管，陵寝地亩由户部管理，禁约树株的责任属于工部。但陵禁渐渐废弛，到康熙四十二年（1703）学者梁份考察景泰陵时，见到的是松柏被伐、建筑圮坏的惨状，“门及墙屋皆毁尽，所存惟石基、石阶耳”。

稍后的《长安客话》则说：“陵前坎陷（作者注：坎陷，坑洼不平之意），树多白杨及樗。”乾隆二十一年（1756）五月，进一步裁撤守陵人员，只设陵户二名。乾隆三十四年（1769），乾隆帝对景泰陵进行了简单维修，又命人在陵碑的碑阴刻上御制诗《明景帝陵》及按语，陵碑也从此前后倒置，改变了朝向。本来是景泰帝的圣号碑亭，现在因为刻了乾隆帝的御制诗，就此变成了“御制诗碑亭”，成了三山五园的一处点缀。

自此之后，景泰陵再度荒废，光绪二十二年丙申（1896）九月初九日（10月15日），两代帝师翁同龢来到景泰陵前，见到的是“坯土之外，悉为麦陇，仅有一石碑矗立”的景象。他将此事告诉给了恭亲王奕訢，不久，恭亲王又将此事上奏给了慈禧太后。光绪二十三年丁酉（1897）翁同龢在日记中记述道：“昨（八月廿六日）慈驾（慈禧太后）驾幸玉泉山，以远镜视之，恻然兴叹。今晨，邸（恭亲王奕訢）令文侍郎琳查奏，邸属检《日下旧闻考》及《会典》示之。”。

这之后不久，慈禧太后出内帑银，下令依照乾隆年间的样式重修了景泰陵，并在祾恩门外的左侧增建了一间供守陵人居住的小屋。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景泰陵的主体建筑如碑亭、裬恩门实际上就是这次重修的遗存，真正属于明代的建筑遗存恐怕只有部分陵墙和那一方刻于明成化年间的石碑了。

民国初年，日本人宇野哲人来此探访，看到的是碑亭、陵冢尚存，“陵之周围已化作耕田，近有小屋，为守陵者所居”。

1955年，为配合定陵的发掘工作，北京市副市长、明史专家吴晗和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一起寻找景泰陵，他们在西郊整整跑了一天，终于找到了破败不堪的景泰陵，随即派人修缮，将其建成一个小小的公园，加以保护。吴晗在给中央党校的学员授课时谈及此事，他说：“景泰帝是个好皇帝，是值得我们纪念的。”直到上世纪60年代初，景泰陵的陵墙内仍能看到高约一米多、粉色的截尖圆锥体的三合土陵冢。

在这次修缮后不久，陈毅元帅于1957年3月28日游览了景泰陵。他看到了碑阳乾隆帝的诗，认为乾隆帝囿于封建思想，在诗和按语中对景泰帝所做的评价很是不公，明显有偏袒英宗的意思。基于此，这位元帅诗人对乾隆帝的诗予以了反驳，写下了《游明景泰陵》的诗句：

十三陵外有孤丘，走访知是景泰陵。

能任于谦挽危局，岂料石亨竟夺门？

汝非篡逆无惭怍，彼是归俘太不仁。

封建制度固应尔，何必片面责朱明。

1979年，景泰陵被公布为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物管理部门逐步对景泰陵进行整修。

2001年，景泰陵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北京市财政拨专款修复，古建筑和周边环境的保护情况已大为改观。

景泰陵是正在建设中的“三山五园历史文化景区”的组成部分，是历经500多年沧桑的海淀区仅存的皇帝陵，于2023年已经修缮完工并在两年内完善了展陈，即将向公众预约开放，以充分发挥出其应有的历史与教育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