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日报副刊部编辑傅洋嘱我为新书《长城内外是家乡：我和长城的故事》写一书评，我很乐于从命。我猜想，主要原因一是该书文章来自北京日报副刊去年“记忆里的长城，我与长城的故事”征文，我大都认真读过；二是去年是“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社会赞助活动40周年，我躬逢其时参与了一系列活动。

再读结集的新书，仍然觉得新意满满。首先是征文的题目出得好，谁和长城没有一点儿故事值得说与人听？有了好题目，又有了这样一批好文章，才能有这样一本优秀的征文集，自然会让人读后回味无穷。

西谚曰：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我敢说，每个人的长城故事远超哈姆雷特，一千个人的心中或许有一万个长城故事，甚至更多。《长城内外是家乡：我和长城的故事》中，每个作者都在文章中讲述了几个自己与长城有关的故事。大多是从时间顺序上回忆，比如《我的“长城印象”》，作者是中央民族大学美术学院2023级美术教育师范专业学生，通过几个故事讲述了自己年幼时、小学时、大学时和现在对长城的印象。读此文时，让我想到古人的一首听雨诗，写作者少年听雨歌楼上、壮年听雨客舟中、老来听雨僧庐下，在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时空听雨，心境和感受大不相同。老军人马誉炜的文章中，谈到“由于一年四季经常往返于长城内外，我的记忆里有着八达岭长城不同的色彩”。曾任密云古北口镇镇长助理的王长青，在文章中写道，追问长城到底是什么颜色时，应用软件上给了他许多答案：青色长城、黄色长城、黑色长城、红色长城、绿色长城。不少作者都在自己的长城故事中，特别谈到不同时空中长城的颜色变化。

这本书中精选了两位长城摄影家的多幅作品。一百多年来，自从摄影技术问世，有关中国长城的照片可谓汗牛充栋，人们为什么乐此不疲地为长城留下最新最美的图片？有人问杨东：你都拍摄了几十万张长城照片，还没拍够吗？他回答：拍长城是一个不断了解与探索的过程。中国摄影家协会艺术委员会委员李少白在《三十年，用影像为长城写诗》一文中写道：“拍摄长城，也是在阅读、研究长城，经过三十多年的积淀，在我的‘心理版图’上形成了三条长城：一条是空间上的风光长城，一条是时间上的历史长城，还有一条是与人有关的人文长城。恰是这三条‘长城’融汇于我的心胸，也共同组成了我所有的长城影像。”

杨东说：“沿着长城一路下来，我感到长城作为中国最伟大的军事防御工程，尽管风雨侵蚀、时光流逝，然而，它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反而越来越重要，形象越来越高大。”他说出了我的心里话。近些年，我有一个突出的感觉：“长城热”正在中国大地上以前所未有的热度，从上到下，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在亿万民众中涌动。无论是长城保护、学术研究、文化旅游，都呈现出多方位、广角度的滚滚洪流，其中自然与越来越多的人讲好自己的长城故事相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城故事，如何讲好长城故事是一个大课题。“望长城内外”系列丛书第一本《长城内外是家乡：我和长城的故事》，应当说交出了一份漂亮的答卷。长城故事可以常讲常新，生生不息，一代接一代地讲下去。我们的国歌“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是从长城抗战时期的《义勇军进行曲》而来的。而中国人把长城与“好汉”联系在一起，则是从毛泽东同志同一时期的“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诗篇中得到的启示。

随着一代又一代人对长城故事的讲传，人们对长城的认知在不断地向深度和广度拓展。出生在长城边的王长青，记忆中老一辈人只把长城叫边城。辽宁省丹东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原党组书记于绍纲的《我见证了明长城东端起点修复》一文，特别讲述了20世纪90年代辽宁丹东老虎山长城重新被发现、考察、论定和修复的过程，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为此改写了长城“东起山海关，西至嘉峪关”的表述，现为明长城“东起鸭绿江边，西至嘉峪关”。

中国的长城故事古已有之，有悠久的文化传承。前人不但用口头传说或文字记录长城故事，还大量用地方戏曲、诗词歌赋表现长城的故事。燕山大学中国长城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特聘研究员苏君礼有专著，探索《孟姜女》传统戏剧的产生和源流，从一个侧面映照了中国传统的长城故事。还要提及的是，我们不仅要向国人讲好长城故事，也要对外讲好长城故事。今年是美国著名旅行家威廉·盖洛逝世100周年。1908年，盖洛带着测量员、翻译等一行人，经过近3个月的艰苦跋涉，从山海关老龙头长城走到嘉峪关以西，于1909年出版《中国长城》一书，第一次向西方人全景式地讲述了中国长城的故事。在历史的长河中，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在不断地努力讲好长城故事，盖洛的努力和探索值得后人借鉴和学习。

读过《长城内外是家乡：我和长城的故事》，我有一点特别深刻的感想：每一篇作品都在传递长城的情感价值。当中国人在谈论长城文化价值、传承长城精神时，当人们高歌“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吟诵“不到长城非好汉”时，都是在用长城这个文化符号表达中国人对祖国的一份情感。

（作者为“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社会赞助活动首倡者和组织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