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考古领域披露的发现于青海扎陵湖畔的“秦昆仑刻石”，引起了人们对秦代乃至战国时期秦国刻石的广泛关注。其实，在100多年前的清末民初，金石拓本的收藏与研究曾是知识阶层的一项“顶流”活动。鲁迅先生也在这方面下过大功夫，他的藏品中就包括秦国石鼓文拓本，以及秦泰山刻石拓本。

对战国石鼓文的关注

鲁迅喜爱搜集金石拓本可以追溯到他的青年时代。自1909年从日本回国后，鲁迅就热衷于搜集汉魏六朝的古砖瓦当和碑刻拓本，并研究上面的文字和图像。他曾在老家绍兴附近进行考察并拓碑。1912年赴北京教育部供职以后，则开始大量购求和整理金石拓本，并一直持续到他临终前夕。

北京鲁迅博物馆现存有鲁迅收藏的历代金石拓本5100余种，6200余张，数量之庞大，仅次于他的藏书数量。其主要类型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刻石类，即碑碣、汉画像、摩崖、造像、墓志、阙、经幢、买地券；二是吉金类，即钟鼎、铜镜、古钱；三是陶文类，即古砖、瓦当、砚、印。

其中，石鼓文拓本是鲁迅购藏碑拓中年代最早的一种。鲁迅《壬子日记》（1912年）6月载：“二十五日，雨，傍午霁。午后视察国子监及学宫，见古铜器十事及石鼓，文多剥落，其一曾剜以为臼。中国人之于古物，大率尔尔。”“二十六日，上午太学守者持来石鼓文拓本十枚，元潘迪《音训》二枚，是新拓者，我以银一元两角五分易之。……”

学宫即孔庙，与国子监毗邻，庙中藏有周代祭器及石鼓。当时教育部拟在国子监设历史博物馆，此项工作属社会教育司第一科职责，鲁迅时任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因此前往视察。

这就是现存鲁迅日记中，有关石鼓及石鼓文拓本的最早记录。石鼓系先秦遗物，共10个，由坚硬的花岗岩凿刻而成，因其形似鼓，故俗称石鼓。最早于唐太宗贞观年间发现于宝鸡陈仓。石鼓上镌刻着秦始皇统一文字前的大篆，即籀文，通称石鼓文，其内容系君王贵族们的征旅渔猎，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因铭文中多言渔猎之事，故又称石鼓为猎碣。原石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目前学界主流倾向于认为石鼓文系战国时期秦国所刻。

鲁迅日记中的“元潘迪《音训》二枚”是指《石鼓文音训》碑的拓本。北京故宫的宁寿宫，现改作“石鼓馆”，馆中除了陈列着石鼓原石十件之外，还有一块碑刻，即《石鼓文音训》碑。此碑刻于元代至元五年（1339年）五月，由潘迪整理并书丹，碑额为篆书“石鼓文音训”五字，音训的内容为石鼓文的释文、音义及宋时郑樵、施宿、薛尚功、王厚之数家对石鼓的排序。

《全元文》有这位潘迪的小传：“潘迪，字履道，一字牖民，元城（今属河北）人。历监察御史、国子助教，升国子司业、礼部尚书。以正议大夫、集贤直学士致仕，著有《春秋庸学述解》《六经发明》《格物类编》。”潘氏据旧拓本考订石鼓文字，所缺之字，均以“○”标识。并在跋尾简述了石鼓的流传经过：“右石鼓文十，其辞类风雅，然多磨灭不可辨。世传周宣王猎碣初在陈仓野中，唐郑余庆始迁之凤翔。宋大观中，徙开封。靖康末，金人取之以归于燕。圣朝皇庆癸丑始置大成至圣文宣王庙门之左右。”《石鼓文音训》刻成之后，影响极为深远。明清至民国时，学习篆书者多取《石鼓文音训》通晓其意。有不少石鼓文善本将《石鼓文音训》拓本附装于后。

由于风化剥落与人为损坏的原因，刻石随着时间推移，越到后期存字越少、字迹越模糊。所以刻石拓本一般早期更佳，后期（即新拓者）较劣。石鼓文宋代拓本上尚有四百多字，到清末时“新拓者”就只剩二百多字了，“曾剜以为臼”的一鼓，每行只存下边四个字，而更有一鼓，已经一字不存。由于1912年所购石鼓文拓本十枚，元潘迪《音训》二枚，是“新拓者”，释读有一定的困难，所 以 鲁 迅《乙 卯日 记》（1915年）3月有下述记录：“六日，昙。……下午往留黎厂买《金石契》附《石鼓文释存》一部五本，《长安获古编》一部二本，共银七元。……”《金石契》与《石鼓文释存》均为清代书法家张 燕 昌（1738-1814）所 著。张燕昌曾至宁波天一阁（藏有北宋拓石鼓文善本），摹石鼓文。事隔三年之后，鲁迅购买“《金石契》附《石鼓文释存》一部五本”，表明他对石鼓文的研究仍在进行当中。

持续求购秦泰山刻石拓本

除了石鼓文，鲁迅还收藏有秦泰山刻石的拓本。但与搜集石鼓文拓本主要集中在1912至1915年之间不同，鲁迅对秦泰山刻石拓本的购求活动持续了二十年之久。

鲁迅《甲寅日记》（1914）“甲寅书帐”记有：12月27日购“泰山秦篆二十九字一册”，价银二角五分。三年后，《丁巳日记》（1917年）4月载：“一日，晴。午后往图书分馆访子佩。往留黎厂付表拓本，并买《泰山秦篆残石》一枚、《李氏像碑颂》一枚、《成公夫人墓志》一枚，共银二元。……”又十六年后，1933年日记的书帐载：当年1月15日“景印秦泰山刻石一本”，价银一元二角。“景印”即今之“影印”。

秦泰山刻石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始皇刻辞”刻于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后半部分“二世诏书”刻于秦二世元年（前209年）。两刻辞均为李斯撰文并书丹，属小篆书法作品。秦泰山刻石原石四面均有刻词，总共222个字。现仅存秦二世诏书10个残字，即“斯臣去疾昧死臣请矣臣”，又称“泰山十字”。

据文献记载，宋政和四年（1114年）刻石尚在岱顶玉女池上，可认读的有146字，漫灭剥蚀了76字。明嘉靖年间，此石被移置碧霞元君宫东庑，当时仅存二世诏书4行29字，即“臣斯臣去疾御史夫臣昧死言臣请具刻诏书金石刻因明白矣臣昧死请”。清乾隆五年（1740年）碧霞祠毁于火，刻石遂失。嘉庆二十年（1815年），时人在山顶玉女池中搜得残石2块，尚存“斯臣去疾昧死臣请矣臣”共10个字，遂将残碑嵌于岱顶东岳庙壁上。道光十二年（1832年），东岳庙墙坍塌，残石被移到山下岱庙。

秦泰山刻石传世拓本当以明人无锡安国所藏宋拓本为最早，计存165字，另一本存53字，均流至日本。秦泰山刻石历代多有摹刻拓本，现存清聂剑光摹刻的明拓本29字和徐宗干摹刻的旧拓本29字两块刻石，均陈列于岱庙碑廊。所谓摹刻拓本，并非从原石拓制，而是依据原石拓本复制刻石之后再拓制，故与真迹相差较远。鲁迅1914年所购“泰山秦篆二十九字一册”，价格低廉，仅二角五分，大概率是摹刻拓本。鲁迅应是对此拓本不满意，所以后来持续购求。1933年1月15日购买影印秦泰山刻石一本，价银一元二角，比较昂贵，应是善本。

鉴藏对鲁迅的三方面影响

鉴藏秦刻石对鲁迅形成的影响，大致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首先是文学方面。1926年和1927年，鲁迅先后在厦门大学、广州中山大学讲授中国文学史课程，在课程讲义（后来定名为《汉文学史纲要》）的第五篇《李斯》中，他就以《泰山刻石文》为例，专门谈到李斯的文采：“二十八年，始皇始东巡郡县，群臣乃相与诵其功德，刻于金石，以垂后世。其辞亦李斯所为，今尚有流传，质而能壮，实汉晋碑铭所从出也。如《泰山刻石文》：皇帝临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饬。二十六年，初并天下，罔不宾服。亲巡天下黎民，登兹泰山，周览东极。从臣思迹,本原事业，祗诵功德。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大义休明，垂于后世，顺承勿革。皇帝躬圣，既平天下，不懈于治。……昭隔内外，靡不清净，施于后嗣。化及无穷，遵奉遗诏，永承重戒。”

《汉文学史纲要》从汉文字的产生讲起，到汉代司马相如、司马迁为止，一共十篇。李斯能单独占据一篇的分量，可见鲁迅对其文学贡献之高度重视。对于李斯所撰《泰山刻石文》，鲁迅评价其“质而能壮，实汉晋碑铭所从出也”，可谓极其精当。值得注意的是，“质而能壮”即文辞朴实洗练而意蕴丰厚深刻，正是鲁迅文学作品的一个重要特色。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应忽略《泰山刻石文》对鲁迅的直接影响。

其次是学术方面。鲁迅对金石拓本的搜集和整理，本身是他在整理研究中国古代文化方面所做的重要工作之一。他在这方面留下了相关手稿3500余页之多，编出了《六朝墓名目录》《六朝造象目录》《唐造象目录》《石刻目录》等，其学术贡献不容忽视。鲁迅还曾计划在此基础上编著有关中国字体变迁史的专书，后因故未能实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鲁迅对《寰宇贞石图》的整理改编。《寰宇贞石图》是清末杨守敬所编石刻图录总集，其中第一图就是石鼓文。由于搜录的石刻拓片未严格按时间顺序编排，鲁迅认为它“极草率。后见它本，又颇有出入，其目录亦时时改刻，莫可究竟”。经鲁迅整理过后，此书面目一新，成为金石研究可靠而重要的资料。若没有对石鼓文拓本的鉴藏与研究，是很难完成这项工作的。

第三是对鲁迅书法的影响。石鼓文与秦泰山刻石在我国书法史上极为重要。石鼓文为大篆杰作，古茂遒朴，唐张怀瓘《书断》称其“体象卓然，殊今异古；落落珠玉，飘飘缨组；苍颉之嗣，小篆之祖。”明清以来，好古之士多醉心于石鼓文，习篆亦多从中取法、临摹、研究，奉其为篆学津梁。清嘉庆至民国间，从石鼓文中悟其理、通其法的书家尤多，如俞樾、翁同龢、吴昌硕等均有临石鼓或集石鼓文字的佳作问世。作为秦小篆代表作的泰山刻石，则以强劲平稳之骨力，时出飞动流走之生机，张怀瓘《书断》称其“画如铁石，字若飞动”，“其势飞腾，其形端俨”，“作楷书之祖，为不易之法”。

鲁迅整理金石拓本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抄碑”，包括抄录文字与临写字形。他从秦代抄到隋唐，从篆书抄到隶书，又由隶书抄到楷书、行书。郭沫若评价鲁迅书法：“融冶篆隶于一炉，听任心腕之交应，朴质而不拘挛，洒脱而有法度，远逐唐宋，直攀魏晋。”这种书法风格，很难说没有石鼓文与秦泰山刻石的潜在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