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历史不会总是清晰，但证据会永远存在。”电影《731》定档9月18日即九一八事变纪念日这一天上映。目前，同名书籍《731：医学的沦陷》已正式面市。作者杨彦君研究员传来了关于此书的创作手记。这份手记是作者20年来搜寻中外史料，伏案创作的学术坚守轨迹。手记聚焦战争记忆与人道陷落的历史书写，追问我们应该如何面对和讲述这段沉痛的历史，并在铭记历史、回望真相的坐标上，传递对这段沉重过往的深刻审视，提醒人们珍视历史记忆。

公元1932年2月5日，农历辛未年的除夕，本应是一个团团圆圆的日子，日军多门师团的装甲铁骑却在这一天开进了哈尔滨城。

2017年5月14日，长篇小说《辛德勒名单》的作者托马斯·肯尼利参观了731部队遗址。在当天的读书会上，他表情凝重地说道：“今天我参观了731部队遗址，日本军国主义把年轻人变成杀人犯的罪孽是不可饶恕的，731部队的活体实验就是东方的奥斯威辛。”

我在工作过程中接触了数十名人体实验受害者的遗属，他们的讲述、哭泣和惨痛经历给我带来强烈触动。中日战争在他们心里并没有结束，他们的战争创伤至今没有愈合。

李凤琴是遗腹女，在65岁时才知道父亲李鹏阁死于731部队的人体实验。有一次，李凤琴来到细菌实验室遗址旁一直低着头，很长时间都没有移动。她哽咽着对我说：“当时父亲才25岁，他在这里得受到多少非人道的折磨啊？！”2012年，我执笔撰写了《李鹏阁事件证明函》，详细说明了李凤琴父亲的抗日事迹和受害事实，民政部为其颁发了抗日烈士证书。李凤琴收到证书那天告诉我：“父亲终于成为了抗日烈士，这是我死前最大的心愿。”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对731部队问题的研究，能够让历史走进现实，影响一个人，影响一个家庭的命运。

常德细菌战受害者方运胜回忆：“我的哥哥方运登1941年死于常德鼠疫，感染鼠疫时才8岁。哥哥死亡后，我的奶奶非常悲痛，因此精神失常，常常一个人在夜间穿街走巷呼唤着方运登的名字，希望他能回家。”

731部队建有数十所死亡实验室，这里是人体实验受试者的终点，他们被抹去了姓名，代之以数字编码，被蔑称为“马路大”（日语意为“圆木”）“跳蚤”或“行李”。受试者在失去自由之前，是愤然抗争的抗日志士，他们在不断地反抗和斗争中走向生命的尽头，是值得后世铭记的英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美国对731部队展开了旷日持久的秘密调查。在东京，美国和苏联围绕细菌战情报展开激烈争夺，这种冷战争霸的局面渐渐成形，他们从战时的盟国转而成为战后的敌国。随着1948年东京审判结束，因为美国的掩盖和保护，石井四郎等731部队成员绝大多数从此逍遥法外。

原731部队成员战后拥有着华丽的人生，他们有的人担任了大学校长、医学部长、医学教授和协会理事长，有的人还担任了政府高官、开设私立医院、创办医药企业等。从1955年到2019年，原731部队成员堂而皇之地结成战友会，定期举办聚会活动，几乎没有对过去的医学犯罪展开应有的反省反思。我们虽然无法制裁参与医学犯罪的每一个人，但我们有义务记录下那段历史，传之后世。

1995年8月7日，731部队人体实验受害者遗属发起了对日诉讼运动，被告方是日本政府。1999年9月22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作出判决，《判决书》写道：1938年，在“满洲国”哈尔滨平房地区，731部队建造了有数十栋楼房的研究所和飞机场……这是为了大量生产细菌武器用于实战。为此，用被称为“圆木”的俘虏做人体实验……对731细菌部队的存在及其进行的人体实验，没有任何怀疑的余地。

1943年，日军驻大连宪兵队的三尾丰将王耀轩、王学年、李忠善、沈德龙4人送往731部队。52年后，1995年7月31日，三尾丰在哈尔滨向王耀轩之子王亦兵谢罪：“我犯下的罪行是不可饶恕的，我的罪恶和日本细菌战的恶魔石井四郎一样的深重。我再次向你们、向中国所有受害人的家属谢罪。我将终生保持谢罪的意识，为中日的友好而奋斗。”

日本律师协会前会长土屋公献，在回答为什么要帮助中国受害者打官司的时候，他掷地有声地讲道：“你们错了，我不是在帮你们，我是在帮大和民族。日军在中国所犯的罪行得不到清算，中国人民心灵的创伤得不到抚慰，这种仇恨不消除，将来中国强大了，想找人复仇的话，第一个就会找我们大和民族，我们的子孙后代就要遭殃。两个国家的友好不是两国领导人握握手这么简单。这个道理日本政府没有搞明白，我们就是要帮助他们搞明白。”

《731：医学的沦陷》是一部关于战争、记忆、医学、人道与历史的书，重新书写了731部队建立、扩张、覆灭的全过程，记录了泯灭人性的人体实验、惨无人道的细菌战、受害者的创伤记忆、加害者战后的华丽生活、美国秘密调查的始末、记忆之场的和平教育。

德国学者米勒说：“在一个没有历史的国家里，谁注入了记忆、定义了概念、解释了过去，谁就赢得了未来。”在历史与现实的交相呼应中，关于731部队的历史记忆、历史认识、历史叙事，不仅需要历史学者的持续查证，也需要社会层面的认知、普及和推广，不能束之高阁，也不能固步自封。

（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抗日战争研究专项工程“跨学科视域下细菌战罪行研究”首席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