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到记者后，刘晓华小心地捧出一本相册。相册的封面看起来颇有些年头，但保存得很好，里面错落有致地排列着许多老照片。

“这就是我母亲。”刘晓华指着其中一张照片说道。照片里的人穿着笔挺的军装，笑容灿烂。

“这件军装是她一生的挚爱。”刘晓华的声音饱含深情，“甚至在她离开的时候，也是穿着这件军装。对母亲来说，那不仅是一件衣服，更是她一生的信仰。”

从相册里的一张张老照片说起，刘晓华讲述了母亲王真伦的故事：王真伦1917年在宁波出生，因为学习成绩优秀，又有特长，被保送到上海东南体专附中学习。1938年，面对战火纷飞、动荡不安的局势，每一位热血爱国青年都渴望为国家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于是，王真伦与妹妹约定，一同前往革命圣地延安，投身抗日的洪流。

在相册里的一张家族大合影中，年少的王真伦和妹妹穿着一模一样的衣服、戴着当时流行的领巾，并肩站在最中间的位置。两人虽面庞稚嫩，目光却无比坚定。然而，令人悲恸的是，志愿还未来得及实现，王真伦的妹妹就在乘船从宁波前往上海时，不幸遭遇日军飞机轰炸，全船无一人生还。突如其来的生离死别，让王真伦第一次真正体会到“国仇家恨”这四个字的重量。

王真伦只得只身踏上前往延安的征途，成为万千爱国青年中的一员。“那时的延安，是黑暗中的一盏灯。”刘晓华说，母亲经常提起那句当时在青年中广为流传的话：“打断骨头连着筋，爬也要爬到延安城！”

到延安后，王真伦脱下学生装，换上宽大的粗布军装，进入了抗日军政大学，成为通信兵分校第13期学员。通信兵，是战场上的“耳目与神经”，他们以电键为枪、以电台为阵地，是连接前线与后方的关键纽带。王真伦作为新华社首批女见习报务员之一，在破旧简陋的机房里、嘈杂的信号中抄收战场的捷报，将《解放日报》的抗战纪念宣言传向全国。

不仅战斗工作危险，生活更是艰苦。当时延安缺粮少药、衣食紧张，王真伦和战友们不得不自己纺线、织袜、种菜、养鸡，什么事都得亲力亲为。

刘晓华曾问过母亲，那时候觉得苦吗？母亲只是笑笑，抚摸着旧军装，回答道：“苦是苦的，但心是热的！”

1942年，已经投身抗战烽火四年的王真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份信念，成为她一生最重要的选择。

相册翻到后面，照片里的背景越来越丰富多彩，但不变的，是王真伦始终笔挺的军人姿态。刘晓华说，母亲从第一次将军装穿在身上起，“军人”二字便深深融入她的血液里。哪怕后来转业退休，她依然是一名随时待命的战士。

刘晓华继续回忆着：母亲始终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这是从延安时期就养成的习惯。衣服袜子打补丁是常态，即便家人屡次劝她换些新的，她都不同意，觉得那是一种浪费。

最让刘晓华佩服的，是母亲身上的那股韧劲。母亲突发脑梗后，医生建议加强锻炼，于是母亲就每天坚持，风雨无阻，哪怕在滴水成冰的冬天，她也会出门走步、做操。

刘晓华说，母亲还有着军人的大格局，总是为别人着想。1955年，从军队转业到地方工作，几十年间，她总是把好的机会让给别人。家人对此不解，她却说，身为军人不该只考虑自身的利益。

母亲骨子里流淌的军人血液，也传承到刘晓华身上。16岁那年，他离开家乡参军入伍，成为一名通信兵，继承了母亲的岗位与使命。一次，刘晓华从部队回家探亲，原以为等待他的会是母亲的嘘寒问暖，结果刚一进门，母亲就说，“你今天刚到家，可以休息一下，明天得给我做个思想汇报，讲讲部队的情况。”

刘晓华非常理解母亲，他翻到相册中的一页，向记者展示了一位母亲对孩子深沉的爱——那一页，整整齐齐贴满了刘晓华从1岁到16岁的照片，每一张都被母亲细心标注了时间、年龄和序号，小心翼翼地保存。

每逢重要的历史节点或家庭大事——转业、春节、子女结婚、家人团聚……母亲都会郑重地穿上那身早已泛白的军装，与家人拍下一张合影。

在母亲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时，她留下了最后一个嘱托：希望儿女们为她穿上那身军服，再整理一次军容风纪，对党、对国家、对她一生所坚守的信仰，最后一次致敬。

母亲的家国情怀至今仍深深影响着刘晓华。即便转业、退休多年，他依然闲不住，积极参加“首都老兵”志愿服务活动。老相册静静摊开，就像刘晓华与母亲之间的纽带，让那份赤诚与担当继续传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