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中，有一处复原了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仪式的场景，格外引人注目。此处桌椅摆放均参考真实场景，背面展示墙上挂着著名画家陈坚先生创作的《日本投降图》。

当年，苟吉堂就在南京的现场，见证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字，并向中国政府投降这一历史时刻。这位曾经被日本士官学校开除的中国留学生，在14年后以胜利者的姿态，昂首挺胸地出现在日本投降代表面前。坐在“地字第51号”的他，保留了那天珍贵的邀请函与入场证。 2014年，苟吉堂之子苟兴华，将苟吉堂受邀参与仪式的邀请函与入场证捐赠给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通知

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定于九月九日九时在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旧址礼堂举行，请台端届时参加为荷。

这份邀请函内附红色的入场证显示，苟吉堂的座位在“地字第51号”，还有一页“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参加人员注意事项”。

苟吉堂波澜壮阔的一生，也是中华民族从屈辱走向胜利的缩影。1898年12月18日，苟吉堂出生于四川省宣汉县西北乡苟家湾庙坪上的一个中农家庭。10岁半时，父亲病逝，作为家中长子，苟吉堂被迫辍学务农，与母亲共同承担生计重担。他在《苟吉堂自述》中写道：“在父亲早逝、子女尚小的凄惨年代，母亲坚贞坚韧，将五个子女拉扯成人……我在八年抗日的卫国大战中得以报效国家，都是母亲当年所赐。”这段艰辛岁月锻造了他坚韧的品格。16岁时，苟吉堂经人引荐到宣汉县中学当校工，常在教室外旁听新式课程。1920年，他担任商号经理期间，目睹军阀混战、民不聊生，遂立下军事报国之志，在乡贤资助下，于1928年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军事。该校采用预科本科四年制，课程涵盖战术、兵器、地形等军事科目，要求学员完成团级实习后才能授衔，苟吉堂在此接受了现代军事教育。

1931年9月18日，日军发动侵华事变，留日学生群情激愤。苟吉堂挺身而出，担任请愿代表，组织东京17校中国学生集体退学。他带领学生冲破宪兵阻拦，在街头高呼抗日口号，最终被捕，关入东京若松町宪兵监狱。在阴冷的牢房中，日方对苟吉堂威逼利诱：“只要写悔过书，就能回校继续学业。”苟吉堂断然拒绝。他痛感身为军人“既无能捍卫国家或地区，又不能急赴国难”的耻辱，决意以行动昭示气节。狱中无纸笔，他便向看守索要毛笔，在每日洗脸用的白毛巾上奋笔疾书，留下泣血志文：“中华民国二十年九月十八晚，日军强占我东北，实施破坏屠杀……吾侪尽在暴日陆军校留学，既无能捍卫国家，又不能急赴国难，为军人最大耻辱。惟力不从心，仅抱牺牲精神，作总退学。”这条浸透爱国赤诚的毛巾，也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珍贵文物。

因拒写悔过书，他被开除学籍并遣返回国。回国后，他立即投身抗战前线。1937年任第13军中校参谋时，凭借日语优势破译日军《察哈尔兵要地志》，为汤恩伯部提供关键情报，由此崭露头角。八年浴血征程中，他历任第89师参谋长、第110师参谋长、第85军参谋长等职，参与南口血战、武汉会战、枣宜会战等14次重大战役。在1938年鄂北战役中，他亲赴火线指挥，坚持记录每场战斗细节，其作战详报比参战更多的第四师更为完整。作为抗日有功人员，他屡获殊荣，官至第三方面军副参谋长、前方指挥所主任。

1945年9月初，时任第三方面军副参谋长的苟吉堂收到印有“地字第51号”的红色入场证，受邀参加在南京举办的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仪式。1945年9月9日9时，他步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礼堂，但见孙中山像高悬，中、美、英、苏、法国旗迎风招展。他坐在观礼席，凝视着冈村宁次签署投降书，14年前那个在东京监狱书写“军人耻辱”的青年，此刻以胜利者姿态见证侵略者低头。这份刻骨铭心的历史反转，被他珍藏的邀请函与入场证永久定格。

1949年初，苟吉堂看破国民政府的腐败黑暗，辞去国民党军职，在重庆依靠种地、打米等，自食其力。1951年，经同乡长者、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王维舟介绍，苟吉堂到西南民族学院（今西南民族大学）工作，负责修建教学楼和宿舍，种花木。1976年10月15日傍晚，逝世于四川大学儿子家中。

从寒门学子到抗日名将，从狱中志士到受降见证者，苟吉堂用一生诠释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