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发表《论历史的起源与目标》，提出“轴心时代”的历史整体性解释，继伏尔泰、黑格尔、斯宾格勒、汤因比之后，再度为世界史观贡献重磅级理论。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陆续发表的连载文章，后整理成《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书，提出世界历史的“全盛时代”，与雅氏“轴心时代”的核心意蕴不谋而合。

“全盛时代”的提出

与其他梁著一样，《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同样深怀救世之心，亦即通过梳理本土学术，恢复“我中华第一”之地位，“而更执牛耳于全世界之学术思想界”。除“第一次用历史眼光整理中国旧学术思想”这一开创性价值外，此书的另一独特价值在其世界眼光。梁氏在勾勒中国本土思想变迁史时，时刻注重以他域文明为参照，并明确提出了这一对比模式的书写原则：“凡天下事必比较然后见其真”,“不知己之所长，则无以增长广大之；不知己之所短，则无以采择补正之”。正是在系统的中外比较中，梁氏世界史观的面目逐渐清晰。“全盛时代”一说集中阐发于第三章，原本是梁氏对于先秦学术历史地位的理性总结。然而，梁氏并未止步于先秦，而是将“全盛时代”拓延至世界历史的整体架构。现在看来，这一步走得极其超前与可贵。

“全盛时代”的内涵

第三章开篇即道全盛时代“非特中华学界之大观，抑亦世界学史之伟迹也。”“此前后一千年间（即公元前七世纪至公元三世纪），实为全地球有生以来空前绝后之盛运。”中华有孔子、老子、墨子、杨朱、孟子、庄子、荀子等九流百家；印度有佛陀、波你尼、马鸣等宗教高僧；希腊有泰勒斯、德谟克利特、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先贤大哲。三地的先行者们探索了人类思想的所有可能性，奠定了人类哲学的所有流派。

要而言之，就基本框架与核心意蕴而言，梁氏的“全盛时代”与雅氏的“轴心时代”高度契合。诚然，即便梁氏系统比较了先秦学派与希腊学派长短得失，整个“全盛时代”学说仍是粗线条的，无法与雅氏严密细致的思辨论证相比。然而，这样的苛责是不近情理的。首先，两书主旨本不相同。如果说“轴心时代”对于雅氏而言是目的，那么“全盛时代”对于梁氏而言只是手段。再者，两方的学术传统也迥异。从巴门尼德的“一”、柏拉图的“理念”到斯宾诺莎的“永恒秩序”，西方文明一直笼罩于对“普遍性”的迷恋。“理论化的冲动”使得西方学界热衷于创建统一性的理论框架，试图对物界与人界做出统一的解释。然而，盛名之下，如果细读诸理论家的著作，阅读体验并不友好（如艰涩、冗余等）。相比之下，中国传统学术对理论建构不甚措意，下“断语”一向惜字如金，即便有意阐发（如许慎的六书理论），也是寥寥数语，点到为止。当然，更重要的是，“全盛时代”比“轴心时代”早了将近半个世纪。可以说，就“全盛时代”的现有篇幅与论述力度而言，梁氏的现代意识与世界史观已然明朗可见。

梁启超的世界史观

在试图“撬动”整个人类历史时，如果说雅斯贝尔斯选择以哲学为支点，那么梁启超则选择以学术为支点。在梁氏看来，“学术思想之在一国，犹人之有精神也；而政事、法律、风俗及历史上种种之现象，则其形质也。”在梳理本土学术时，梁氏始终秉持“合世界史通观之”的原则。对此，他有着明确的理论自觉，并深知自己“从事于先辈所不敢从事者”。因此，梁氏世界史观的运用并非偶然为之，而是主导着全书的写作。其“世界史”的范围也并非仅限于人类轴心文明，也覆盖与轴心文明发生接触的文明，包括发生接触后遭遇灭绝的自然民族（中南美洲文明）与“被历史所接受”的文明（斯拉夫、日本、泰国等）。

梁氏的世界史观体现最要者为两端：一是述表现，即“我界”与“他界”具体细致的微观比较；二是阐原理，即普遍性历史进程规律的宏观阐发。就微观层面而言，凡阐发我界学术思想之特质、表现、趋势时常以他界为参照坐标，如语言文字以我国与欧洲、印度对比，古书与希伯来、印度、古希腊对比，佛教与印度、蒙古、缅甸、泰国对比，等级制度与印度、欧洲对比，学权转移与欧洲对比，放任主义与干涉主义之沿革与欧洲对比，乾嘉考证学与欧洲近世科学精神……凡此种种，信手拈来，数不胜数，可谓言“此”必观“彼”。

梁启超的文明互鉴观

《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书处处含蕴着对文化交融、文明互鉴的礼赞。如前所述，梁氏“合世界史通观之”的根本目的还在于归复“我中华第一”之学术地位。在梁氏看来，文明唯有交流与互鉴，“得智识交换之益”，才能“相摩而善”。以西方文明为例，其历史三阶之进步均可归因于文化交流与互鉴。当然，梁氏念兹在兹的还在于以文明互鉴复振我中华文明，“尽吸其所长以自营养，而且变其质、神其用，别造成一种我国之新文明”；“合泰西各国学术思想于一炉而冶之，以造成我国特别之新文明”。

此书不仅为我国固有学术史研究“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也为现代意义的世界史研究开辟了一个新境界，而正是后者常被人忽略。实际上，梁氏的世界史观并不局限于此书。同一时期，还有《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地理与文明之关系》《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等文均有志于此。近人有关梁氏史学思想的论著汗牛充栋，却少留意梁氏的世界史观与文明互鉴，这一精义宝藏还有待挖掘。

（作者为北京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