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北抗日战争纪念馆一层展区里，有一条貌似普通却非常不平凡的毛毯。毛毯已经发黄，原色应该是绿色；它被叠为四层，边角整齐，但仔细看，会发现表面的纤维粗糙不平……是的，这是一条岁月痕迹明显的毛毯。正是这条毛毯，跟随主人陆平南征北战多年。

陆平(1914年至2002年)，吉林长春人，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至1937年在北京大学教育系读书，其间参加并领导了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抗日及解放战争期间，陆平曾先后任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全国总队部组织部长、华北队部队长，中共中央晋察冀北方分局青委书记，冀热察区党委秘书长，平西地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平北地分委副书记、地委书记、军分区政委，冀察军区及华北野战军三纵队政治部主任等，转战在晋察冀的广大地区达11年之久。

新中国成立后，陆平先后任中共中央华北局青委书记，团中央常委、青工部长，铁道部副部长、党组成员，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中共北京市委委员，七机部（后改为航天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全国政协第六届委员会常委、副秘书长、机关党组副书记，第七届委员会常委、教育文化委员会副主任等职。1995年光荣离休。

陆平去世后，他的女儿陆微、陆莹代表全家人将伴随陆平戎马一生的毛毯，捐赠给平北抗日战争纪念馆。

四个名字的演变

1914年11月15日，陆平出生于吉林长春市，原名刘志贤，据资料介绍还用过“卢荻”这个名字。但陆平长女陆微告诉记者，父亲一生中其实用过四个名字，分别是刘志贤、刘蛰、卢荻和陆平。这四个名字的演变过程，不仅是陆平从学生到斗士的个人成长史，也映射出中国革命的非凡之路。

陆微告诉记者，入党以前，父亲都用的本名刘志贤。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沈阳成为旧中国第一个沦陷的城市，紧接着辽宁省沦陷。据《陆平纪念文集》的自传部分，沈阳沦陷后，刘志贤就读的东北大学附中停课，他开始尝到“亡省奴”的痛苦。1932年4月左右，刘志贤进入位于长春的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但此时学校已经被日寇控制，竟强制学生必须学日语，学唱伪满洲国国歌和日本国歌。刘志贤不仅不学，而且还常和一帮要好的进步的同学聚在一起讨论时局，看进步的书籍，因此，他被校方认定为危险分子。入学四个月后，校方以操行不良为借口把刘志贤开除了。1933年1月春节前后，刘志贤又进入吉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经自强中学时的同学介绍，加入了共青团。同年3月，刘志贤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参加革命对刘志贤而言，是人生的新篇章，他由此改名为“刘蛰”。陆微猜测，父亲取“蛰”字，既有“蛰”字本意——潜伏，亦有“惊蛰”之意：大地回暖，万物复苏。吉林市共青团特别支部成立后，刘蛰担任团宣传委员兼西区书记，为党团宣传、组织建设和发展团员等做了大量的工作。

1933年5月，党团组织遵照上级即满洲省委的指示，开展了一次红五月扩大宣传活动。但在这次活动进行当中，党团组织不幸暴露，有人被捕后叛变，组织遭受了破坏，叛徒还供出了刘蛰。日本人立即登报悬赏通缉刘蛰。刘蛰销毁文件，交接好工作后，秘密地离开了吉林，转移到了北平。转移过程中，他曾在长春短暂停留却不能去探望跟他感情至深的奶奶。可就是这么巧，他坐人力车赶往火车站的时候经过了奶奶家，他偷偷从车篷里往外看，正看见奶奶站在家门口。此时的他却不能下车问候奶奶，甚至不能打招呼。奶奶年事已高，想到此去经年不知何时才能再相见，他心里别提多难过了。

到了北平后，刘蛰辗转接上了组织关系，被安排在河北省革命互济总会任秘书，参加建立组织和发展会员；救援狱中被捕同志；参与张家口御侮救亡大会的筹备工作等，还负责保存好党的秘密文件。在这期间，刘蛰跟组织单线联系，无任务时不外出，暂时相对安全，名字也就还使用“刘蛰”。

1933年8月上旬，北平地下斗争形势已经越来越紧张，党组织遭受严重的破坏。接头时，联系人考虑到刘蛰的安全，郑重建议他考一个学校，能有一个可以掩护自己的公开身份。8月中旬一次接头的时候，刘蛰的联系人失联了。组织对地下工作的要求是一旦接头失败，接头人就不能再回原住地，必须马上转移，以防敌特蹲守及被秘密抓捕。刘蛰严格按组织要求，没有再回原住地，而是躲到了同学的住处。

同学们都对他很好，但毕竟都是穷学生，自己饭都吃不饱，长期负担刘蛰的伙食就更困难了。正好此时国民政府教育部在北平新办了一所东北知行中学，免学费供食宿，招收东北的流亡学生。刘蛰完全符合条件，但报名时，刘蛰不能再用被通缉过的“刘蛰”，而是改名为“卢荻”。

1934年六七月，卢荻在国立东北中山中学的高中补习班学习，为报考大学做准备。在进步同学和好友资助下交了报名费，他以优异的成绩（其中英文还获得满分）通过十选一的考试关，考上了北京大学文学院的教育系，副系为英国文学系。在北大读书期间，卢荻担任北京大学学生会执委、北平学联常委，参加并领导了著名的一二·九抗日爱国学生运动。

陆微说，其实父亲远不止四个名字，在北大读书期间，父亲还兼任着《世界日报》特约记者，同时还给多家报纸撰写揭露抨击社会实弊的文章，提出抗日救亡主张。父亲写文章时用的笔名很多，但很遗憾都没有记录下来。

1937年卢沟桥事变以后，抗战全面爆发，卢荻根据上级的要求，撤离北平，奔赴抗日一线，对敌斗争的形式从地下转为地上，身份也从秘密逐渐转为半公开和公开。卢荻从北平经山东济南，山西太原、临汾，最后抵达陕西西安，在转移途中，卢荻改名为今日大家熟知的名字“陆平”。

在平北这片热土上

据相关资料定义，平北根据地在北平以北，处于伪满、华北、蒙疆三个伪政权的结合部；是与平西、冀东根据地互为依托的交通要道。它包括平绥路以北，平古路以西，地跨冀热察三省，包括长城内外的大片地区。

1941年至1942年间，日寇对平北根据地进行连续残酷“扫荡”，疯狂进攻和严密封锁，平北根据地遭受到重创。根据地面积缩小三分之一，许多干部群众遭到杀害，革命队伍遭受严重损失。面对这种严峻形势，1943年初，陆平和张孟旭等同志受上级组织派遣，以加强平北的力量为任，由平西调往平北。

陆平到平北后，和以段苏权同志为核心的地委班子成员一道，团结一心严格执行晋察冀分局对平北工作的指示精神，执行落实党的土地政策、减租减息、合理负担；改善群众生活，调动起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坚信共产党跟党走；改造村政权，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搞好抗日统一战线；壮大群众武装，反“蚕食”、反“清剿”；克服、纠正右倾思想。平北军民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团结一心，仅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就使平北根据地的形势得到了根本的好转，并开创了新局面。

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平北已形成了大片巩固的根据地，并与冀东、平西根据地连成了一片。

陆微表示：“正是在这样艰苦卓绝的共同战斗中，父亲和平北的这些老战友们建立起深深的革命友情，对那些根据地的乡亲们，以及对这片炽热的土地产生了深深的眷恋，所以将他在战争中使用过的毛毯，捐赠到平北抗日战争纪念馆，也是我们家人们众望所归的一件事。”

为毛毯寻找最好的归宿

陆微、陆莹姐妹说，上世纪70年代末，很多干部退休后写回忆录，但父亲不愿意写这样的文章，主要原因一是他觉得“历史一般是由他人写，后人写，这样才更客观”，如此可避免回忆文章改写或夸大个人在历史中作用。其二，父亲的人生哲学是：“人的一生非常短暂，个人做不了多么大的事业，但要努力为老百姓多做实事、好事”，“一生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内不愧心也就够了。”

陆微说，父亲就是这样，不写回忆录，不讲自己的功劳，自然也没有讲过这条毛毯的具体来历。儿女们只知道这条毛毯是从敌军那里缴获来的战利品，但具体是哪一场战役里获得，这对于身经百战的陆平来说，不足挂齿。

新中国成立后，这条毛毯在陆家依然有着旺盛的生命力，或盖或铺床。后来经过商议，子女们还是决定，将这条带着硝烟的毛毯捐赠给平北抗日战争纪念馆。陆微说，父亲陆平对平北这片土地有着特别深的感情，这里有父亲钟爱着的根据地的一草一木，有和父亲曾经一起浴血奋斗过的以及为了革命事业而英勇牺牲的那些亲密的战友，还有永远也不会忘怀的父老乡亲们。所以，他们觉得把这条毛毯放到平北抗日战争纪念馆里，是这条毛毯最好的归宿。它可以起到宣传教育的作用，让人们不忘过去、牢记历史、开创未来，让无数革命前辈不怕流血牺牲、英勇奋斗的革命精神和革命传统，能够更好地得到传承和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