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尹默（1883－1971），原名君默，号秋明、匏瓜，浙江吴兴（今湖州）人，是中国近现代史上集书法家、诗人、教育家于一身的文化巨擘，尤以在书法领域的卓越成就和深远影响而著称，是二十世纪中国书法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沈尹默精研历代名家法帖，融会贯通，其楷书、行书、草书皆臻化境，特别是他的行书，用笔精到，飘逸中见骨力，对现代帖学的复兴起到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除书法实践，沈尹默在书法理论和教育上也贡献卓著，他的《执笔五字法》等理论著作，以浅显易懂的方式系统阐述书法用笔的核心法则，惠及无数后学者。抗战期间，沈尹默在后方以实际行动支持救国大计，他致力于书法创作、普及和研究工作，与陈独秀、郭沫若、高罗佩等名士相交甚笃，为中国的书法乃至整个文化事业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诤友直言

1883年，沈尹默出生在陕西汉阴的一个官宦世家。沈尹默祖籍浙江湖州，其祖、父皆为饱学高士，为官亦颇有政绩。这种家庭环境的熏陶渐染为沈尹默日后从事文化艺术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09年，沈尹默赴杭州任浙江高等学堂文科教员，任职期间，他与刘三（刘季平）交好，因此结识了刘的同事、时任陆军小学堂历史地理教员的陈独秀。有一次，沈尹默作了一首五言古诗，送请刘三指教，刘三把诗作挂在墙上，被来访的陈独秀看到了。沈尹默在《我和北大》中回忆道：“隔日，陈到我寓所来访，一进门，大声说：‘我叫陈仲甫，昨天在刘三家看到你写的诗，诗做得很好，字其俗入骨。’这件事情隔了半个多世纪，陈仲甫那一天的音容如在目前。当时，我听了颇觉刺耳，但转而一想，我的字确实不好。”陈独秀本就擅长各类书法，对书法的见解也很独到。陈独秀认为：“写字如作画一样，功夫锻炼内劲，天分表现外秀。字要能达内劲外秀，那就有点样子了，即所谓‘中看’了。庸人写字，只讲究临摹碑帖，写来写去，超不出碑帖规范，难免流于笨拙。有点才气的人，又往往不屑临摹，写出字来有肉而无骨，两者都难达到妙境。”因此，陈独秀批评沈尹默的字“其俗入骨”，想必也是出于这种观点。陈独秀的当头一棒令沈尹默深受刺激，可以说是沈尹默真正开始奋发学书的缘起。

以此事为契机，沈尹默重新审视了自己的书法，感到自己过去受馆阁体影响太深，要想提升非下苦功夫不可。他在《学书自述》中写道：“首从指实掌虚，掌竖腕平，执笔做起，每日取一刀尺八纸，用大羊毫蘸着淡墨，临写汉碑，一纸一字，等它干透，再和墨使稍浓，一张写四字。再等干后，翻转来随便不拘大小，写满为止。”如此两三年后，他开始专心临写魏碑。1913年，沈尹默赴北京大学任教，在此期间，沈尹默书写了《云龙天马五言联》《鸿雁牛象五言联》等作品。或许是当时北大“兼容并包”的精神感染了沈尹默，他在练字时力求形成“帖与碑”互为补充、互相兼容的具有自己独特风格的书法。沈尹默在这个时期所书的作品一扫过去的媚俗之气，之前的“骨弱”之弊荡然无存。他为不少朋友题写了斋名，如为马玉藻所题的《玲珑室》等，都是这个时期的佳作。此后的二十年里，沈尹默一直在中国文化领域最前线努力耕耘，直到1937年抗战爆发。

1938年，陈独秀迁居重庆，次年，沈尹默亦赴渝定居。然而，即使到了重庆，陈独秀也没有就此“放过”沈尹默。1941年，陈独秀在给台静农（陈、沈在北大任教时的学生）的信中评价道：“尹默字素来工力甚深，非眼面前朋友所可及，然其字外无字，视卅年前无大异也。存世二王字，献之数种近真，羲之字多为米南宫临本，神韵犹在欧褚所临兰亭之下，即刻意学之，字品终在唐贤以下也。”1909年，沈尹默只是一名普通的教员，同为教员的陈独秀当面评价他的字“其俗入骨”，可能只是其心直口快的个性使然；但到了1941年，此时的沈尹默早已是蜚声海内的书法大师，而陈独秀虽然承认沈尹默的字“工力甚深”，却认为他刻意学习前辈也只能如同米芾临摹的兰亭序一样，比不上唐代书法家如欧阳询、褚遂良等人的神韵。能够做出这样“大胆”的评价，陈独秀可谓沈尹默的诤友，其二人关系之密切也可见一斑。

挚友互助

1937年7月7日，侵华日军悍然发动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爆发。此时，沈尹默居于上海，任中法文化交换出版委员会主任。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上海成为中国军队与侵华日军精锐交锋的最前线。面对风起云涌的时局巨变，11月1日，沈尹默慨然赋诗，发表于11月6日的《救亡日报》上：“屡败还屡战，壮志不可渝。极知大厦倾，要须尽力扶。民力乃国力，愈用愈有馀。任兵未任民，未足为全图。生聚与教训，万众为一躯。众志所成城，金汤曾不如。寇深共淬厉，艰危迈长途……醒矣顽与儒，大难共仔肩。”这首长诗旗帜鲜明地表达了沈尹默坚信抗战终将获得胜利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沈尹默对抗战的支持当然不只停留在“笔头”上，作为中法文化交换出版委员会主任，他利用自己的身份之便，掩护了一些抗日人士，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自己的老朋友郭沫若。1937年7月27日，郭沫若从日本秘密回国，一下轮船，他就直奔上海大西路美丽园九号的沈尹默家，沈尹默安排郭沫若隐蔽在了委员会的办公处。淞沪会战期间，郭沫若赴前线发表《抗战时期青年的任务》的演讲，并与担任指挥官的第八集团军司令张发奎合影，登载在《救亡日报》头版头条上，极大地鼓舞了上海军民的士气。郭沫若在淞沪会战中所作的贡献，显然也有沈尹默的一份功劳。

两年后，郭沫若与沈尹默先后来到重庆。郭沫若在历史与考古领域很有建树，著作颇丰，其中出版于1939年的《石鼓文研究》一书就请沈尹默校勘了全稿并作序。1942年，汉代墓葬王晖石刻出土于四川雅安，郭沫若通过朋友车瘦舟得到了几张石刻拓片，于是将这些拓片拿给于右任、沈尹默欣赏。三人对拓片的历史、文化、艺术价值推崇备至，于是欣然提笔，由郭沫若题诗，于右任题跋，沈尹默和诗，书于拓片之上。沈尹默诗云：“王君碑记建安年，一只雕龙出世间。欢喜题诗同郭老，千秋无改汉河山。”在全面抗战爆发、中华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沈尹默“千秋无改汉河山”的诗句直抒胸臆，表达了自己对中国必胜的信念和信心。

同仁倡学

1939年，沈尹默迁居重庆，并在此修建了自己的居所，名曰“石田小筑”，取自明代画家沈周（沈石田），以寄托自己的思乡之情。在这里，沈尹默与其他朋友一道继续发挥专业优势，为抗战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沈尹默在重庆参与创办了第一个全国性的书法组织——中国书学研究会。当时，面对侵华日军的步步紧逼，有的人开始反思近代以来中国面对外来文化冲击时的“应激”反应，尤其是诸如“汉字拼音化”等相当激进的“全盘西化”倾向是否正确。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而书法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之一。于是，“中国书学研究会”应运而生。1943年4月2日，由沈尹默、于右任、潘伯鹰等九位书法家创立的全国性书法组织“中国书学研究会”在重庆举行成立典礼。研究会成立后，成员们立刻开始编写全国统一的书法标准教材，探索和研究书法教学方式和内容，并筹备举办全国学生书法比赛。7月，中国书学研究会主办的《书学》杂志创刊，以“阐扬中国书学，推进书法教育”为办刊宗旨。沈尹默的《张廉卿草稿跋》及《执笔五字法》作为配图刊登在《书学》第一期。沈尹默与朋友们积极投身书法教育，为促进书法理论研究的深入和书法艺术的普及做出了重要贡献。

异邦知音

除了与中国的名士交游之外，沈尹默还与一位著名的荷兰“中国通”私交甚笃，他就是时任荷兰驻华公使的汉学家高罗佩。作为一名荷兰人，高罗佩从小跟随父母在印度尼西亚长大，大学毕业后通晓15国语言。他仕宦多国，而对中国情有独钟。高罗佩琴、书、画俱绝，文学方面更是著有名作《大唐狄公案》，这部侦探小说成功地塑造了“中国的福尔摩斯”狄仁杰，在国际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43年，高罗佩来到重庆，与沈尹默成为邻居，二人经常一起品茶畅谈，颇为投缘。高罗佩后来在自己主笔的《世界美术大辞典》中称赞沈尹默为民国第一大书法家。有一次，高罗佩手书对联一副，赠予沈尹默。这副对联现藏于上海沈尹默故居。1946年，高罗佩即将离开重庆，当时有很多朋友送来书画，以示惜别之意。这些书画后来被收录成集，是为《巴江录别诗书画册》，沈尹默为之题签。临别之际，高罗佩与当时重庆的各位文化界同仁合影，留下一张“天风琴社与渝都各界饯送荷兰高芝台博士水世芳夫人回国”的照片，作为他中国之行的纪念。这传承至今的书法作品与老照片正是高罗佩与沈尹默等中国朋友深厚友谊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