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家长总要求我看完一本书才能看另一本，说是为了矫正小孩子好奇贪多的毛病。可近些年读书，我却越来越喜欢几本书对照着读。这种看书方式看似任性，背后却有几个缘由：一是一本书看累了换本读，能换个脑筋，反而能延长整体阅读时间；二是若读的是相关联的书，对照着看能相互印证，校正事实真相，得出的认识和结论也更客观；三是即便读的是无关联的书，同时看也能让不同领域的内容相互碰撞，触发头脑风暴；四是“必须看完一本再取下一本”的方式太过拘泥，反而把读书这件乐事变成了差事，实在是本末倒置。

青年时期，我读过徐悲鸿妻子廖静文所著的《徐悲鸿一生》。廖静文起初是徐悲鸿的学生，后来与他结为夫妻；徐悲鸿去世后，她捐献出徐的故居与作品，创办了“徐悲鸿纪念馆”，足见她对徐悲鸿用情至深。有人说，她的一生仿佛只活了“徐悲鸿”这三个字，这话并不为过。这本写于1982年的书，至今仍是了解、研究徐悲鸿这位艺术家的首选资料。

几年后，大陆出版了一本特殊的书——《蒋碧薇回忆录》。这本书实际写于20世纪60年代的台湾，作者蒋碧薇是徐悲鸿的前妻。当年她19岁时，便与徐悲鸿私奔至欧洲留学，两人共同生活了许多年。在这本书里，我看到了另一个截然不同的徐悲鸿形象：蒋碧薇与廖静文笔下的徐悲鸿，相同之处寥寥，差异之处却比比皆是。关于这一点，日后若有机会可另撰文详细论述。到底谁的笔下更接近于本真事实，一时难以得出结论，不过有了另外的说法和评价，至少人们判断起来更加全面。

两本书同时在手，立刻看出徐悲鸿在她二人心中的分量，有着天壤之别：廖静文的《徐悲鸿一生》洋洋洒洒近30万字，从开篇到后记，全是围绕徐悲鸿展开；而《蒋碧薇回忆录》分成“我和徐悲鸿”和“我和张道藩”两个部分——全书480页，写“我和徐悲鸿”144页，而写“我和张道藩”则有三百多页。如此悬殊的篇幅分配，蒋碧薇心中对二人孰轻孰重，显而易见。

写事写情，各自角度，很难完全客观。对于这一点，不应求全苛责。不过读者应该尽量使用多元视角看待事实，特别是事件相关方的陈述，如果都留有文字的话，能够同时看全的尽量看全，几个角度对照着品读，也是应有之义。

学者张中行在哲学、古典文学等领域皆有深厚造诣，他与季羡林、金克木被称为“燕园三老”。张中行一生低调澹泊，曾常年寓居在燕园的女儿家中，直到86岁时才分到一套普通三居室。搬进新居后，他为住所起了“都市柴门”这一雅号，尽显其冲淡心境。张中行与杨沫有过一段共同生活的经历，他也是杨沫长篇小说《青春之歌》中角色余永泽的原型。书中的余永泽被塑造为自私、落后且庸俗的形象，久而久之，张中行也被简单等同于这一角色。自1958年《青春之歌》出版后，三十多年间，老先生始终未被重用，多少受一点这个“原型”的牵连。到了晚年，张中行撰写了回忆录《流年碎影》，书中记录了他一生经历的人与事，共分为120个小节。其中“婚事”一节，他如实讲述了自己与杨沫从相识、相恋到共同生活的完整过程。

于是，我找出杨沫儿子老鬼写的《母亲杨沫》来读。两相对照，《流年碎影》写的张、杨感情纠葛，和老鬼《母亲杨沫》的描述大致相同。可以看出当事双方虽然价值观不一样，但是对纪实性文字的著述都比较客观理智，没有隐晦曲解，没有混淆和指责，更无溢美或者矮化，很是难得。

老鬼还特意撰文，认为真实的张中行远胜书中的余永泽，文中写道，他“有着中国文人的正直，从不干告密打小报告之类的事，从不踩着别人往上爬。尽管杨沫在书中以他为原型塑造余永泽，虚构了一些他所没有的毛病，矮化了他，让他背上了落后分子的不好名声，但他对杨沫的评价始终是肯定的，正面的，从没有什么怨言”。

过去曾有不少人劝张中行站出来为自己辩解，他却说，杨沫写的是小说，又不是历史回忆录，何必当真！就算把余永泽的名字改成张中行，那也是小说。

能对无辜背负的指责视若无物，张中行在这点上做到了“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作者为藏书爱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