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进程中，有一支队伍承担了“为人所不能、为人所不为”的特殊使命。

这，就是党的隐蔽战线。它，与公开战线相辅相成，谱写了彪炳史册的不朽功勋。

眼下，“岂曰无名 山河为证——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党的隐蔽战线专题展”正在宁波开展，这是国家安全机关首次在全国范围内公开展示抗战时期党的隐蔽战线历史的主题展之一。

大量文字史料和200余幅珍贵图片，打开尘封往事，让人们走近那些在烽火岁月中以另一种方式直面生死、守护光明的英雄。

（一）“400小组”

宁波市中心中山东路与开明街交汇处，车流如织、人潮涌动。

鲜为人知的是，脚下这片繁华之地，曾诞生过传奇的新四军反间谍小组之一——400小组。

1941年4月，日寇攻占宁波。

日本宪兵队将这片街区的一座洋房据为办公处，并在地下设立牢狱和刑房。3年后，一位名叫朱人达的特殊囚犯被押解至此。

宪兵队看中了他的身份——四明山革命根据地南山财经委主任，规劝他投靠日军。化名朱人达的周迪道假意应允，暗中上报组织，请求“将计就计”，并在信中写下：“如认为不妥，我即可与敌人一拼。”

组织批准了。随后，周迪道向宪兵队提出组建密探队，正大光明地“招兵买马”，一批由我党隐蔽战线的战士“化身”而成的秘密小组出现了。它对外号称“宪兵队密探朱家”，在新四军内部后来称为“400小组”，包括政治指导员乐群，组员周迪道、周斯明、冯禾青、王福林、徐笑奇、张黎、陈捷等核心人员，还发展了10名左右的外围协助人员。

潜伏在敌人心脏旁的“400小组”，暗中搜集和传递情报、营救被捕同志、为根据地采购物资......其中，最惊险的一次任务，是运送炸药。

1944年底，上海党组织为浙东游击纵队筹得一箱制造手榴弹急需的炸药，却因封锁严密无法运出。任务落到“400小组”的假夫妻周迪道与徐笑奇身上。

出城要理由，当他们一筹莫展时，宪兵队特高课课长木场计划去上海游玩。周迪道便借机表示想随行去见世面，并揽下全部开销，争取到了机会。

在上海，他们买来女士皮箱，下层放炸药，上层盖着几件衣服。谁料在火车站，中国人的行李被日本士兵逐一开箱检查。

危急关头，周迪道把箱子塞给木场。木场掂了掂，有些沉，问：“朱人达，你搞什么名堂？是不是在做金子生意发财？”周迪道顺水推舟地小声道：“不做点生意哪来的吃喝呀，带点‘黄货’回去补贴补贴。”

木场信以为真，箱子安然过关。火车上还有几次检查，但皮箱始终放在“长官”身后，无人过问。最终，炸药在日军眼皮子底下，顺利抵达四明山根据地。

徐笑奇后来回忆：“每次检查，我的呼吸都好像没有了。我是做了精神准备的，万一暴露，就与他们拼个鱼死网破！”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告投降。潜伏了一年零三个月“400小组”，全员平安。回到根据地时，他们不仅拿着日军的“临行赠礼”的电台和枪械，还带回一支60多人的敌伪部队。

时任中共浙东区党委城工委副书记、“400小组”直接领导人丁公量晚年接受采访时感慨：“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情报小组打进国民党，打进日本人，探听消息的有；但打入敌人内部的队伍，还能把材料完整拿出来，还能把这么多敌军策反的，在抗日战争历史上，在新四军抗战历史上，也就这么一支。”

专题展现场 主办方提供

（二）另一个战场

1939年，国民党终止了对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饷和物资供应后，中共中央南方局始终面临着经济压力。枪械、药品、日用品……一切都需要经费。

1940年的一个夏夜，重庆红岩村，南方局书记周恩来秘密会见了一位身份特殊的党员——卢绪章。

卢绪章出生于宁波的一个小商人家庭，1933年，他在上海参与创办“广大华行”，主营西药与医疗器械。凭着精明的头脑，他在实业界立稳脚跟，又组织“华联同乐会”暗中募捐、支援抗战。1939年，该组织已拥有万余名会员，是上海地下党外围组织中人数最多的团体。

对这样一位既懂经营、又立场坚定的商人，周恩来叮嘱：以资本家的身份继续在重庆经营广大华行，暗地里与自己保持单线联系，完成组织的任务，“你这个‘资本家’要当得像样，但又要像八月风荷，出污泥而不染，同流而不合污”。

由此，卢绪章开启了新阶段的双面人生。

在外人眼中，他出入有车接送，赴宴西装革履，周旋于国民党高层之间。可谁能想到，卢绪章贴身穿的衬衣打着补丁。为避免怀疑，他的夫人毛梅影亲手为他洗衣，每次还要将马铃薯磨成浆，抹在领口再熨烫，使其保持硬挺。

短短几年，广大华行不仅在昆明、成都、贵阳、西安、衡阳等地开出分支，还成为美国第二大药厂施贵宝在中国和东南亚的总代理，鼎盛时期资产高达119亿法币。与此同时，卢绪章多次掩护地下党同志出行，向根据地秘密输送物资和现金。成袋的现金常常在夜半时分由汽车或竹筏运送到接头地点，数额巨大的款项，则由他亲自护送。

1942年春，韶关地下党急需活动经费。卢绪章化名“重庆老孟”，亲自送款8.5万元法币。谁知返回重庆不久，接头人被捕并供出“老孟”，敌人带着叛徒到重庆搜寻。卢绪章只得紧急转移到成都、昆明，躲了两个多月。

卢绪章后来回忆：“当年我投身商界，过的是绞刑架下的日子，脑袋就像别在裤腰带上，党什么时候需要钱，我就什么时候给，现在想来依旧惊心动魄。但每次把钱交给组织，心里就格外轻松，从没想过要为自己保留一分一毫。”从1937年至1948年，经他手为党筹集的经费总计近400万美元。

而在另一条战线，书生也以学识为刃。

1935年，三联书店的前身之一“新知书店”在上海创办，出版了两百余种进步书刊，成为宣传马列理论和党的政策的重要阵地。

书店的创始人之一，是来自浙江慈溪的徐雪寒——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出版家。他的鼻梁上架着一副黑框眼镜，书生气十足。

徐雪寒自学过日语，翻译出版过日本学者的《社会科学小词典》，参与创办过中国经济情报社，编辑过《中国经济情报》周刊。1943年，组织安排他到中共华中局情报部担任副部长，成为潘汉年的主要助手。直至抗战胜利前夕，华中局情报部从上海、南京传来的重要情报，几乎都要经徐雪寒之手。这些重要的战略情报多次得到中央表扬。

在那个烽火年代，商场与书店、账簿与书刊，都成了战场和武器。不同身份的战士，用各自的方式，战斗在隐蔽战线。

（三）英雄无名

隐蔽战线惊心动魄的往事，让每一个参观者动容。

毛泽东同志曾说过：“我们要消灭敌人，就要有两种战争：一种是公开的战争，一种是隐蔽的战争。”1944年冬天，他为《书报简讯》的题词，高度概括了隐蔽战线的职责使命——“为党即是为人民服务”。

“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性和暴露”——走进展区，这行字十分醒目。这是1937年5月党中央在延安召开的白区工作会议后，逐渐确立下的白区工作策略。这一根本性的方针政策如灯塔之光穿透黑暗，为党的白区工作和隐蔽战线斗争指明方向。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空前深重，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党的隐蔽战线也在烽火硝烟中悄然延伸，形成一系列方针策略，建立并调整专门机构，逐渐走向系统化、专业化。

抗战时期，党中央大力加强隐蔽斗争，先后组建了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中央社会部和中央情报局等专门机构，为夺取抗战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在全国范围举办这个专题展，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除了“400小组”、卢绪章、徐雪寒等来自浙江的英杰，还有一大批曾隐身于历史深处的身影，通过展览，鲜活地呈现在人们眼前。

中央情报部情报人员阎宝航，曾预先获取德国进攻苏联的准确日期，以及日本关东军在我东北中苏边境的全部军事部署等重要战略情报，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香港沦陷后，廖承志、潘汉年及东江游击队受到周恩来指示展开“秘密大营救”，历时11个月，行程两万余里，护送茅盾、夏衍、邹韬奋、范长江、梁漱溟等在内的800余人安全抵达大后方。

在伪满洲国，溥仪侄子宪东，伪总理张景惠的儿子张梦实和侄子张绍维，毅然投身党的重要情报组织“东北青年抗日救亡总会”，搜集并传递大量日军重要内幕。还有日籍反战人士中西功、西里龙夫、尾崎庄太郎，冒死搜集日本侵华动向与作战部署，提前获取并提供了日军即将南下、发动太平洋战争等重要情报。他们无法选择出身，却可以选择信仰。

这些看不见的“手”，共同点亮胜利的曙光。更在全民族抗战的烽火岁月，通过一份份情报，影响一个个战局，甚至改写历史。

80年，时间会让人们遗忘很多事，但我们不能忘也不会忘，这些无名英雄，用沉默和牺牲，换来了山河重光。

岂曰无名，山河为证！隐蔽英杰身上的伟大抗战精神，早已成为刻在民族脊梁上的精神密码，代代相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