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湖里好养鱼

颐和园原为皇家园林，1914年作为溥仪私产对外售票开放。开园之初，颐和园的门票价格堪称“天价”，据说一张门票的费用，足够购买一袋50斤装的“洋面”。高昂的票价导致游客稀少，即便管理者绞尽脑汁，仍难以弥补运营亏损。就在这时，管理者将目光投向了昆明湖：湖水之中盛产鱼类，这无疑是一棵“摇钱树”，怎能白白闲置？

1924年，颐和园收为国有，正式开启鱼类经营。据周肇祥所著《琉璃厂杂记》记载：“颐和园昆明湖，近许给皖人马姓养鱼，年租六千元。” 这位马姓承租人名为马降生，曾任私立民国大学校长。然而，马降生并非商人出身，既缺乏鱼类养殖技术，也不懂经营管理，就连手下人营私舞弊他都一无所知。因此，他创办的“渔业公司”没多久“竟亏损”。其后人回忆，昆明湖的“渔业公司”最终仅“空留下一些淮鲤鱼的后代在昆明湖中徜徉”。

昆明湖水面辽阔，昔日曾与东侧畅春园的湖水相连，湖光山色相映，景致清幽秀美，湖中鱼类也极为丰富。其中既有慈禧等皇室成员“放生”的鱼，也有各地、各国进贡的珍稀品种，部分鱼身上还挂着金牌、银牌，格外珍贵。周肇祥在书中提及，昆明湖的鱼“多异种，有朝鲜贡之蓝鳞红尾大腹鱼、壁虎鱼、阿拉善鱼、青海尖口鱼、西藏比目鱼、云南江苏小花鲫鱼”，堪称“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此外，“湖中旧有老鱼，巨如猪”，但自渔业公司开办后，这些老鱼“今都不见”“恐无遗类”，实在令人惋惜。

事实上，昆明湖卖鱼并非个例。从史料记载来看，北京的三海（南海、中海、北海）也曾有过出卖湖鱼的经历。正如《琉璃厂杂记》所叹：“三海之后，继以昆明，哀彼池鱼也遭烂劫”，并直言这种做法“其酷矣”。

三海在1925年成为公园后，大总统冯国璋便下令“以一万五千元，出卖三海中鱼”，将湖塘“承包”出去，开办起渔业公司。辛亥时期的报人喻血轮，在其《绮情楼杂记》中专门记述了三海的鱼，称“三海中藏鱼至多，亦至珍贵”。其中，“有红鱼一尾长三尺，又有鲫鱼一尾，重四十余斤，鳍上系有金圈两道，金牌两枚，相传有六七百岁”，足见三海鱼类的珍稀。

天坛盛产益母草

益母膏是传统中药里的妇科良药，其主要原料便是益母草。令人意外的是，品质最佳的益母草并非产自深山老林，而是出自北京天坛。据《天坛志略》记载，天坛内盛产草药，“其中以益母草最著名”。天坛益母草“乃是越年生草，野生，茎高四五尺，叶略似艾，三裂或五裂，夏初开淡紫花”。

天坛的益母草早在明代便已出现。明永乐年间，天坛神乐观（后改称神乐署）的道士们将野生益母草移栽到天坛内种植，久而久之，这些益母草竟全部开出了白花。这种开白花的益母草性质温和，滋补功效比野生品种更强。于是，道士们在天坛内开辟地块栽种益母草，并将其熬煮成膏出售，取名“天坛益母膏”，简称“益母膏”。

最早在天坛内售卖益母膏的药店名为“济生堂”，位于神乐署内，由天坛道士经营管理，外人不得参与。明末，李自成率领的大顺军攻入北京，天坛等坛庙的道士纷纷逃亡，济生堂也随之倒闭。清顺治年间，清廷沿用明朝的祭祀制度，恢复了天坛的祭天仪式，道士们便重新开张经营益母膏，在天坛内先后开设了保龄堂、保和堂、育生堂、广德堂、天德堂、恒德堂、仙德堂、瑞德堂等多家药店，依托“天坛”这一金字招牌专营益母膏。

到了清嘉庆年间，天坛神乐署内的药店数量竟增至四十家。部分药店为追求利润，开始造假滥制益母膏，严重影响了“天坛益母膏”的声誉。嘉庆十三年（1808年），清廷下令取缔了30余家违规药店，仅保留保龄堂等8家，并禁止在天坛内扩种益母草。

到了民国时期，祭祀坛庙多改为公园，天坛也正式对外开放。1914年，袁世凯企图恢复帝制，在登基前到天坛祭天，下令将天坛内的保龄堂等药店“全数逐出坛外”。这些药店随后迁至天桥、前门大街一带，但仍被允许每年进入天坛采摘益母草。

益母膏曾是北京特有的名产，不仅在国内畅销，还吸引了大批海外人士购买。随着天坛成为公园，游人日益增多，园内的益母草逐渐变得稀有，很难再见到野生品种。

明清时期，天坛除每年冬至举行祭天仪式外，平日鲜少有人出入，园内植被繁茂、杂草丛生，除益母草外，还盛产沙参、麦冬等中药材，这些都是制作中药丸、散、膏、丹的重要原料。近年来，天坛的花圃中有人工种植的麦冬，成为游客仍能见到的“天坛特产”。此外，天坛曾盛产野生龙须菜，这种菜蔬营养丰富，据说还是清代御膳中的菜品，清乾隆年间的《水曹清暇录》中有记载：“天坛中隙地产益母草，守坛人煎以为膏售人，颇道地。春时又产龙须菜，生食香脆可口，然须麻油、清酱、姜汁拌之”，足见其历史渊源。

先农坛曾被“出售”

北京的坛庙公园在发展过程中，留下了不少或有趣或令人感慨的故事与轶事。

先农坛在民国以后一度更名为“城南公园”，园方还在东南角修建了“北平公共体育场”。成为公园后，先农坛也效仿其他公园，开办了茶座、饭馆，甚至还开了一家照相馆。尽管照相在当时是新鲜事，但由于照相馆设在公园内，客流量有限，生意并不兴隆，没多久便关门了。

北洋政府时期，政府财政拮据，竟打起了变卖先农坛土地的主意。据史料记载，1925年前后，北洋政府在京的各个衙门“无薪可领，而内务部乃发售券给薪。其券可以买先农坛官地”，“于是部员人人皆买地，先农坛几为部员所垄断”。事实上，先农坛虽与天坛一样地域广阔、人口稀少，但除了坛内帝王祭祀时亲耕的“一亩三分地”外，可利用的土地并不多。后来北伐战争胜利，此前卖出的土地券沦为废纸，卖出的土地也被收归国有。而当年主导卖地的内务部，最终落得“无地自容”的境地，成为一时笑谈。除了卖地，先农坛还曾出租土地，租户开办了鹿园、奶牛场。

地坛则在1925年被开辟为“京兆公园”。当时的京兆尹薛笃弼颇有雄心，在园内修建了世界园、通俗图书馆和公共体育场。1928年，地坛又改称市民公园。后来因经费短缺，园内设施得不到维护，市民公园逐渐荒废，图书馆迁至鼓楼，世界园被出租改为育苗场地，斋宫成了种子交换站，就连坛内的神库都变成了北平警察局的警犬训练所。警犬日夜咆哮，游客越发稀少，市民公园不得不停办，重新恢复地坛之名，勉强维持对外开放。

地坛还曾一度成为“放生地”。地坛南门与雍和宫距离很近，雍和宫内因存放大量供果、点有酥油灯，吸引了不少老鼠前来偷吃。由于喇嘛们秉持“不杀生”的理念，捉到老鼠后会关在箱子里，每逢初一、十五便抬着箱子到地坛“放生”。这些老鼠在地坛内自由繁殖，数量日渐增多。可好景不长，不知何人将蛇捉到地坛“放生”，老鼠成了蛇的“美餐”，可谓一物降一物，老鼠终究遇上了天敌。坛内蛇鼠相争，游客望而却步，愈加稀少。

1957年，市政府响应广大市民的需求，对地坛内的部分建筑进行修缮，开展灭鼠打蛇工作，地坛才重新成为公园。近年来，园内新建了牡丹园、集芳圃，每年还会举办春节庙会与秋季书展，当年蛇鼠相争的轶事，如今也只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北京公园的特殊之处，在于其以皇家园林与坛庙为主。至于近年新建的各类公园，虽也有一些趣事，但终究比不上那些历史底蕴深厚的老牌公园。北京的皇家园林与坛庙公园，都是这座城市的“名片”，它们背后的轶闻也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值得一提的是，有些“轶闻”实则是不容忘却的历史印记。比如天坛神乐署在日伪时期曾被日本侵略者改造成细菌工厂，成为第二个“731部队”，专门用来毒害中国人民。这是史书记载的事实，是日本侵略者残害中国人民的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