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故事自唐初玄奘法师去往天竺取经之后，就一直在民间流传。《大唐西域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的真实历史人物，逐渐演变成《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唐三藏西天取经》中的神话传说人物。在成书于明代中期的百回本《西游记》中，孙悟空取代了唐三藏，成为取经队伍的主角。猪八戒、沙和尚、白龙马的形象塑造，也已大致定型。吴承恩的《西游记》是“西天取经”故事的集大成之作，当今公认的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不仅在国内家喻户晓，在全球也具有广泛影响。
百回本《西游记》出现后，对于这部作品的主题思想，历来众说纷纭。我们试举几例，尤侗在《西游真诠序》中说：“函关之书，修心炼性之功也；东鲁之书，存心养性之学也；西竺之书，明心见性之旨也。此‘心’与‘性’，放之则弥于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其揆一也，而莫奇于佛说。”他从三教合一的角度，以“心”与“性”统合全书题旨，颇有见地。在《西游记》第二回中，作者写菩提祖师讲学：“说一会道，讲一会禅，三家配合本如然。 开明一字皈诚理，指引无生了性玄。”孙悟空所学，即此道无疑。他在离开车迟国时，对君臣僧俗人说：“望你把三教归一，也敬僧，也敬道，也养育人才，我保你江山永固。”
刘一明在《西游原旨序》中，亦有此说：“其书阐三教一家之理，传性命双修之道”。认为这是修道之书，未免言过其实。“悟之者在儒即可成圣，在释即可成佛，在道即可成仙。”将一部小说作品，说得神乎其神。“盖西天取经，演《法华》、《金刚》之三昧；四众白马，发《河》、《洛》、《周易》之天机；九九归真，明《参同》、《悟真》之奥妙；千魔百怪，劈外道旁门之妄作；穷历异邦，指脚踏实地之工程。”将《西游记》作为证道书，并附会为长春真人丘处机所作的说法，历来大有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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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这种将“证道”附会到小说之上的现象，胡适在《<西游记>考证》中指出：“这三四百年来的无数道士和尚秀才弄坏了，道士说，这部书是一部金丹妙诀。和尚说，这部书是禅门心法。秀才说，这部书是一部正心诚意的理学书。这些解说都是《西游记》的大仇敌。现在我们把那些什么悟一子和什么悟元子等等的‘真诠’、‘原旨’一概删去了，还他一个本来面目。至于我这篇考证本来也不必做；不过因为这几百年来读《西游记》的人都太聪明了，都不肯领略那极浅极明白的滑稽意味和玩世精神，都要妄想透过纸背去寻那‘微言大义’，遂把一部《西游记》罩上了儒、释、道三教的袍子；因此，我不能不用我的笨眼光，指出《西游记》有了几百年逐渐演化的历史；指出这部书起于民间的传说和神话，并无‘微言大义’可说；指出现在的《西游记》小说的作者是一位‘放浪诗酒，复善谐谑’的大文豪做的，我们看他的诗，晓得他确有‘斩鬼’的清兴，而决无‘金丹’的道心；指出这部《西游记》至多不过是一部很有趣味的滑稽小说，神话小说；他并没有什么微妙的意思，他至多不过有一点爱骂人的玩世主义。”
《西游记》中对妖魔鬼怪的描写比比皆是，但都不过是隐喻象征。诙谐幽默的笔法，让本来阴森可怖的情景，变得妙趣横生。堪称“黑色幽默”文学的鼻祖。对于胡适的说法，鲁迅亦有同感，其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写道：“然作者虽儒生，此书则实出于游戏，亦非语道，故全书仅偶见五行生克之常谈，尤未学佛，故末回至有荒唐无稽之经目，特缘混同之教，流行来久，故其著作，乃亦释迦与老君同流，真性与元神杂出，使三教之徒，皆得随宜附会而已。”他认为小说的主旨，近于谢肇淛所言：“《西游记》曼衍虚诞，而其纵横变化，以猿为心之神，以猪为意之驰，其始之放纵，上天下地，莫能禁制，而归于紧箍一咒，能使心猿驯伏，至死靡他，盖亦求放心之喻，非浪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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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所见乃三教合一，身心性命之道；今人评论乃诙谐幽默、讽喻世事的游戏之作。作者对“西游”故事的最大改写，是将一个有宗教情怀的求道故事，变成一个具有世俗意味的警世故事。虽然全书中有大量关于修炼悟道的描写，而且师徒四人的经历，亦可看作是与“心魔”的斗法，但最终的落脚点却是对世道的改变上。历史上的玄奘法师是出于自己的信仰，冒险偷越国境去求经的。而虚构中的三藏法师，是因为唐王旨意而去取经的。
书中写得明白，每当唐僧介绍自己时，都会说他是奉东土大唐皇帝之命去西天取经的。孙悟空肯拜他为师，认同的就是这个身份。他在五行山下问唐僧：“你可是东土大王差往西天取经的么？”而唐僧对于自己肩负的使命，也是十分清楚的。当他自告奋勇，接受差遣时说：“贫僧不才，愿效犬马之劳，与陛下求取真经，祈保我王江山永固。”当他的几个徒弟，对他说任务艰巨时，他回答道：“大抵是受王恩宠，不得不尽忠以报国耳。我此去真是渺渺茫茫，吉凶难定。”作为御弟钦差，唐僧的身份主要不是求法僧人，而是对外使臣。
对于自己身负的重任，唐僧有时会感到力不从心，甚至心生疑窦。在陈家庄去往西梁女国的渡口，他看见商人在冰上行走时，不禁感叹道：“似他为利的，舍死忘生。我弟子奉旨尽忠，也只是为名，与他能差几何？”取经团队每到一处，表面上是与妖怪斗争，实际上的敌人是自己的“心魔”。每当他们真正认识到自身的问题，能够改正自己的错误时，面临的困境就会迎刃而解。在取经路上的初期，师徒们并不团结，彼此缺乏信任。这在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故事中，体现得十分明显。孙悟空的固执、唐僧的轻信、猪八戒的嫉妒、沙僧的冷漠等缺点，都在事件的发展中暴露出来。
取经团队的分裂和重新聚合，就是每个成员对自己缺点的克服。显然，这是一支要完成特殊使命的队伍，由各具特长的精英组成。但同时他们也都是戴罪之身，之所以会加入这一艰巨任务，是为了将功补过，重新做人。所以，取经过程是他们对各自罪过的救赎之旅。他们在取经的路途中，在克服困难的努力中，自我净化、改过自新。四人一马都有不平凡的出身，除了唐僧成为肉体凡胎之外，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对于自己曾经的功绩，总是津津乐道。当然，其中不乏对以往过错的轻描淡写。在取经之前，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白龙马是羁押犯、流放犯、苦刑犯、死刑犯，唐僧是相对处罚最轻的一个。在犯了错误后，他们失去了往日的荣光，前途一片黯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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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西游记》前七回中孙悟空的形象，由于受影视动画等改编作品的影响，给人一种顶天立地、反抗英雄的印象。其实很多人喜欢的是被压在五行山下之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而不是后来戴上紧箍咒的孙行者。但是，如果我们抛开先入为主的观念和影视作品改编后的印象，认真地阅读原著。就会发现作者在前七回中描写的，是一个占山为王、与朝廷作对，后来接受招安又因待遇不好，最终与朝廷决裂，遭到镇压的造反者。在书中，像孙悟空这样的山大王，取经之前有与他结拜的六位魔王，后来有西行路上的各路妖王。牛魔王是他们的代表，而孙悟空与其称兄道弟，行径上并无太大的不同。因此，在原著的描写中，孙悟空的造反并不具有起义的性质。如果不是天庭看不起他“妖仙”的出身，没有真正加以重用，他就不会大闹天宫。孙悟空两次造反，起因都是对自己的待遇不满意，与反抗压迫和追求公正并无多少关系。当天庭派兵向他兴师问罪时，并没有否认。“这几桩事，实有、实有！但如今你怎么？”在他搅乱蟠桃会后，认为：“这场祸，比天还大，若是惊动玉帝，性命难存。走！走！走！不如下界为王去也！”因为心虚而潜逃。
那么，孙悟空喊出“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口号，又当做何解呢？我们看他接下来的话：“只教他搬出去，将天宫让与我，便罢了；若还不让；定要搅攘；永不清平！”他造反就是为了自己当皇帝。前面的诗句，表达的意图更明显：“强者为尊该让我，英雄至此敢争先。”此时的孙悟空，认同的是强权霸道的丛林法则。如果尼采看过《西游记》，或许会将其视为“超人”的原型。因为孙悟空惊地府、闯龙宫、闹天庭，上天入地下海，破坏一切既定秩序，蔑视各种等级规范，将自己的强力意志无限扩展，超越善恶的彼岸，追求绝对的自由，正是酒神精神的最佳代表。但是，这种自由并非是吴承恩认同的，如来代表了作者的立场：“你那个初世为人的畜生，如何出此大言！折了你的寿算！趁早皈依，切莫胡说！但恐遭了毒手，性命顷刻而休，可惜了你的本来面目！”在孙悟空与王灵官打斗时，作者诗云：“赤胆忠良名誉大，欺天诳上声名坏。”如果说作者是在正话反说，未免有过度阐释之嫌。吴承恩一直表达的思想是：“心即猿猴意思深”，“紧缚牢拴莫外寻”。孙悟空是如来收服的，即“万相归真从一理，如来同契住双林。”紧箍咒是如来的法宝，在完成取经任务后，孙悟空要求唐僧念松箍咒。唐僧对他说：“当时只为你难管，故以此法制之。今已成佛，自然去矣，岂有还在你头上之理！”
在孙悟空的生命成长历程中，曾有过一段无法无天、自由自在的时段。显然，这样的自由，无论是中国古代的儒、道、佛三家，还是近代英国的洛克、法国的卢梭、德国的康德都不会认同。用梁启超的话来说，这是一种野蛮的自由，而不是文明的自由。在以花果山为根据地，占山为王的初期，孙悟空为了武装队伍，到傲来国寻找兵器。见人都在光天化日之下，他心中想道：“这里定有现成的兵器，我待下去买他几件，还不如使个神通觅他几件倒好。”这是明目张胆的强取豪夺。如果他真当了皇帝，后果可想而知。作者在诗句中，表达了对大闹天宫时孙悟空的态度：“恶贯满盈今有报，不知何日待翻身。”“恶贯满盈身受困，善根不绝气还升。”为孙悟空改过自新，重新做人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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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百年后，当观音为了组建取经小队，经过五行山时对孙悟空说：“你这厮罪业弥深，救你出来，恐你又生祸害，反为不美。”孙悟空知道机会难得，立刻表态：“我已知悔了，但愿大慈悲指条门路，情愿修行。”而取经团队的其他成员，也都犯有各样罪过和错误。唐三藏身为佛祖弟子，不听教诲，轻慢师长。“灵通本讳号金蝉，只为无心听佛讲，转托尘凡苦受磨，降生世俗遭罗网。”小白龙自诉：“因纵火烧了殿上明珠，我父王表奏天庭，告了忤逆。”纵火烧毁宝物，目无尊长。猪八戒被流放，“只因醉酒戏嫦娥”，身为朝廷重臣，生活腐化，毫不检点。沙僧被罚是因为“失手打碎了玻璃盏”，工作不够认真，毁坏公家财物。孙悟空自以为是、唐僧有过不知、小白龙追悔莫及、猪八戒本性难改、沙僧变本加厉。在取经团队组建的初期，每个成员都背负着沉重的过去，带着各样的缺点，有着自己的盘算。正是在面对困难，渡过危机之后，他们产生了信任，学会了团结，增进了感情。
取经路上的妖魔鬼怪，是师徒四人“心魔”的外化，与他们的斗争，就是对自身缺点和不足的克服。正如书中所言：“自到西方无对头，牛王本是心猿变。”牛魔王被降服之后说：“情愿归服佛家也！”罗刹女亦曰：“从立自新，修身养命去也。”火焰山给附近的居民造成严重灾害，根源实由孙悟空而起。孙悟空在与牛魔王夫妇的斗智斗勇中，往往都是先礼后兵。过去的孙悟空即此时的牛魔王，孙悟空战胜了昔日的自我，不再逞强斗狠、也不再单打独斗，而是利用对手的家庭矛盾，借助八戒与各路神佛的力量，降伏了魔王，熄灭了火焰山，解决了问题，造福了百姓。
孙悟空取经前是个孤勇者，后来成为受众人爱戴的大救星。以前他闹天宫只是为了自己扬名立威，而取经路上斗妖魔是为了度化众生。在比丘国，唐僧师徒救了城中的小儿后，“无大无小，若男若女，都不怕他相貌之丑，抬着猪八戒，扛着沙和尚，顶着孙大圣，撮着唐三藏，牵着马，挑着担，一拥回城，那国王也不能禁止。这家也开宴，那家也设席。”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面恶心善，经过取经途中一路上的历练，可谓脱胎换骨。身上的兽性逐渐减少，神性越发增多。作者诗云：“阴功高垒恩山重，救活千千万万人。”为凤仙郡求雨成功后，唐僧对孙悟空大加赞赏：“贤徒，这一场善果，真胜似比丘国搭救儿童，皆尔之功也。”沙僧也说：“比丘国只救得一千一百一十一个小儿，怎似这场大雨，滂沱浸润，活彀者万万千千性命！弟子也暗自称赞大师兄的法力通天，慈恩盖地也。”自从“真假猴王”事件之后，唐僧就再也没有念过紧箍咒，这说明孙悟空已经不再我行我素，与唐僧之间充满信任和默契，猪八戒的挑唆再也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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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取经之路的后期，团队的内部矛盾得到了化解。孙悟空和唐僧有如父子般亲密，与猪八戒、沙和尚如同兄弟般友好，整个队伍亲如一家。对于他们来说，取经之路也就是修行之途，明心见性亦是修身养性。“明心”的历程是“内圣”之修炼，“醒世”的作为是“外王”之践履。在取经的路途中，师徒几人经过荒山野岭、大河小泽、乡村市镇、通都大邑，不仅要和各路妖魔斗智斗勇，还要与平民百姓、君王大臣打交道。在他们经过的宝象国、乌鸡国、车迟国、祭赛国、女儿国、比丘国、天竺国、玉华县、金平府等地，大多国王昏庸、朝政腐败，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尤其是车迟国和比丘国，国王迷信民间术士，妄想长生不老，偏听偏信、误国误民。取经队伍所到之处，救助了无辜的百姓、平反了陈年的冤案，教训了糊涂了国王、改变了民众的信仰。与搭救落入妖魔手中的唐僧相比，孙悟空对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百姓的救助，更显明了他由自我逍遥向助人为乐的转变。
在取经之前的孙悟空身上，更多体现的是道家的逍遥；走上取经之路的孙悟空，身上更多表现的是佛家的慈悲。孙悟空的性情能力变化不大，精神境界却提升了很多。不仅是他，就连恶习最多的猪八戒，取经后期亦有很大进步。在金平府捉犀牛怪时，四星对他说：“天蓬元帅近来知理明律，却好呀！”八戒回道：“因做了这几年和尚，也略学得些儿。”“明心”为内圣，“醒世”为外王。作者通过对取经故事的演绎，表达了他的内圣外王思想。即通过人生旅途中的为人处世，不断发现并改正自身的缺点，提升精神和道德境界，战胜困难，造福大众。
《西游记》具有儒释道三教的修身思想、救世情怀；同时包含了丰富的做人智慧、处世之道，堪称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集大成之作。千百年来传承至今的思想和哲理，对于我们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