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北京历史悠久，文脉绵长，是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有力见证。古都文化的深厚底蕴，京味文化的独特风情，红色文化的热血基因，创新文化的蓬勃锐气，在此交融激荡，共同铸就了这座世界名城博大而鲜活的文化肌理。《北京文史集萃》荟萃北京古今文史，凝炼千年京华记忆，着力展现其独特的文化精神发展脉络与时代传承。本专栏旨在为读者开启一扇了解北京历史，感受中华文化魅力的窗口。
隋代北京（当时称幽州，大业三年，607年，又改名涿郡）是兵家必争之地，是北方军事重镇，对外防御突厥以及契丹、奚等民族及高句丽，对内控御河北。为了加强北京军事力量，隋炀帝修筑驰道，开凿运河，将北京与内地联系起来，便于北京与各地的经济文化交流。随后隋炀帝为安定东北，巡行北京，亲征辽东，但以失败而告终，引发了王朝的覆灭。
幽州是隋王朝北方军事重镇，自隋统一以后，为防御突厥以及东北诸族的进攻，就开始加强幽州的军事防御。随着隋王朝统治的稳定，幽州的军事防御也得到了巩固，突厥也在隋文帝的攻略下分化瓦解，趋于败落。但是隋王朝东北边患并未因突厥败落而得到完全解决，摆脱了突厥控制的东北诸族以及高句丽随之扩张势力，对隋幽州防御构成威胁。隋炀帝秉承文帝所开创的局面，进一步巩固国家统一，构建对外军事防御体系，力图将幽州建设成为隋王朝联系北边、经营东北防线的据点和内控河北的军事要地，兼有对外防御和对内控守的双重任务。
开通运河备战高句丽
自突厥势力衰落之后，高句丽以及契丹、靺鞨等族又屡屡进犯营州，隋东北边疆并不安定。
高句丽在汉元帝建昭二年（前37年）与汉王朝建立了藩属关系，曾先后藩属于北朝诸政权，遣使朝贡，受北朝赐封。限于半岛上可拓展的空间有限，转向中原开拓疆土，所以高句丽自立国以来一直积极寻求向东北地区的发展时机，与中原王朝之间不断发生冲突。
北朝末期中原王朝的纷争对立，大大削弱了中国在东北亚的影响。在此情况之下，高句丽有了对外扩张之意。其势力在东北诸族中有很大影响，契丹族有不少部落附于高句丽，“以万家寄于高句丽”（《北史》卷94《契丹传》）。靺鞨族与高句丽邻接，相互征战也很频繁，“勿吉国在高句丽北，一曰靺鞨。邑落各自有长，不相总一。其人劲悍，于东夷最强，言语独异。常轻豆莫娄等国，诸国亦患之……其部类凡有七种：其一号粟末部，与高句丽接，胜兵数千，多骁武，每寇高句丽……其七白山部，在粟末东南。胜兵并不过三千”（《北史》卷94《勿吉传》）。白山部与粟末部均与高句丽接壤，粟末部兵力强大，与高句丽屡相冲突，而白山部力量相对弱小，“素附于高句丽”（《旧唐书》卷199下《北狄·靺鞨传》），沦为高句丽附属。在高句丽影响下，靺鞨成为高句丽攻打隋王朝的前驱，开皇十八年（598年），“元率靺鞨之众万余骑寇辽西，营州总管韦冲击走之”（《隋书》卷81《高句丽传》）。乃至唐太宗时期，白山靺鞨仍从高句丽与唐为敌，“白山本臣高句丽。帝（太宗）伐高句丽，其北部反，与高句丽合。高惠真等率众援安市，每战，靺鞨常居前。帝破安市，执惠真，收靺鞨兵三千余，悉坑之”（《新唐书》卷219《北狄·黑水靺鞨传》）。到北朝末期，国土东至新罗，西北渡辽水至营州，南至百济，北至靺鞨。
开皇三年（583年）隋文帝发动对突厥的反击，依附突厥的北齐营州刺史高保宁被剿灭。隋王朝控制了营州，形成了防御东北边境更为有利的环境。高句丽对隋王朝的统一与发展不无顾忌。不过，高句丽也继续遣使与隋王朝互通往来，“隋文帝受禅，汤（阳）复遣使诣阙，进授大将军改封高句丽王。自是，岁遣使朝贡不绝”（《北史》卷94《高句丽传》）。但是这种外交上的往来并不能遏止高句丽对辽西的觊觎之心。在隋王朝统一北方后，高句丽与江南陈王朝积极往来，《资治通鉴》卷176陈至德三年（585）十月条载：“北地傅縡以庶子事上于东宫，及即位，迁秘书监、右卫将军兼中书通事舍人，负才使气，人多怨之。施文庆、沈客卿共谮縡受高句丽使金，上收縡下狱。”从中可以推知高句丽使者与陈朝大臣结交较为频繁，显然高句丽并不认可隋的正统地位，在隋陈之间游移。在隋灭陈之后，高句丽王对隋王朝态度立马转变，“开皇初，频有使入朝。及平陈之后，汤大惧，治兵积谷，为守拒之策”（《隋书》卷81《高句丽传》）。高句丽为此拉拢东北诸族，并采取种种与隋对立的措施，引起隋文帝的不满。在开皇十七年（597年），文帝在降高句丽玺书大加谴责：“王既人臣，须同朕德，而乃驱逼靺鞨，固禁契丹……太府工人，其数不少，王必须之，自可闻奏。昔年潜行财货，利动小人，私将弩手，逃窜下国。岂非修理兵器，意欲不臧，恐有外闻，故为盗窃？时命使者，抚尉王籓，本欲问彼人情，教彼政术。王乃坐之空馆，严加防守，使其闭目塞耳，永无闻见。有何阴恶，弗欲人知，禁制官司，畏其访察？又数遣马骑，杀害边人，屡驰奸谋，动作邪说，心在不宾……王专怀不信，恆自猜疑，常遣使人，密觇消息。”（《隋书》卷81《高句丽传》）高句丽与隋的关系日趋紧张，有了直接对抗的迹象。
面对隋文帝的指责，高句丽王虽然表面表示臣服，但时不时来试探，开皇十八年（598年）高句丽王元率靺鞨寇辽西，“高祖闻而大怒，命汉王谅为元帅，总水陆讨之，下诏黜其爵位。时馈运不继，六军乏食，师出临渝关，复遇疾疫，王师不振。及次辽水，元亦惶惧，遣使谢罪，上表称‘辽东粪土臣元’云云。上于是罢兵，待之如初，元亦岁遣朝贡”（《隋书》卷81《东夷·高句丽传》）。纵观高句丽与在隋建国以来的行动，可以看出高句丽并不安于现状，尤其隋统一全国并恢复对营州的统治之后，对高句丽的拓展形成障碍，高句丽开始采取种种措施，意欲与隋对抗。
新疆阿勒泰出土的唐代突厥石人
高句丽对东北进逼与拓展的趋势，日渐引起隋王朝的警惕，文帝时期仍限于统一的局面尚未得到良好的巩固，经济实力也十分有限，对高句丽不得不加以优容。开皇末年，北境突厥的威胁得到了缓解，隋王朝进而把注意力转移到东北，“开皇之末，国家殷盛，朝野皆以高句丽为意”（《隋书》卷175《儒林传·刘炫传》）。随着隋文帝的驾崩，征辽的重任落在了隋炀帝的肩上。
东北边境除了有高句丽威胁之外，还有新兴契丹的侵扰。东突厥的衰落为契丹的兴盛提供了可乘之机。开皇前期，契丹摆脱对高句丽的依附地位，并与突厥对抗。开皇四年（584年），“沙钵略可汗既为达头可汗所困，又畏契丹，遣使告急于隋，请将部落渡漠南，寄居白川道”（《资治通鉴》卷176长城公至德三年，585年，七月条）。开皇六年（586年），契丹“又与突厥相侵”（《隋书》卷84《北狄·契丹传》）。不仅如此，契丹还对隋营州发起进攻，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契丹寇营州，诏通事谒者韦云起护突厥兵讨之，启民可汗发骑二万，受其处分”（《资治通鉴》卷180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八月条）。
隋炀帝即位后，进一步确立了征辽目标。大业三年（607年）五月隋炀帝驾临塞北，“先是，高句丽私通使启民所，启民推诚奉国，不敢隐境外之交。是日，将高句丽使人见”，隋炀帝“敕令牛弘宣旨谓之曰：‘朕以启民诚心奉国，故亲至其所。明年当往涿郡。尔还日，语高句丽王知，宜早来朝，勿自疑惧。存育之礼，当同于启民。如或不朝，必将启民巡行彼土。’”因为高句丽势力的日渐进逼，隋炀帝不得不继续文帝的遗策，“高元不用命，始建征辽之策”（《隋书》卷67《裴矩传》）。
隋炀帝像
面对高句丽与东北诸族的进攻，隋依靠归附的突厥予以反击，营州缺乏坚实的军事力量来对抗游牧民族的进攻，相较之下，涿郡背靠河北，交通运输以及军事给养都更易于解决，所以“炀帝将有事于辽东，以涿郡为冲要”（《隋书》卷73《郭绚传》）。自大业四年（608年）起在涿郡修建工程，“将兴辽东之役，自洛口开渠，达于涿郡，以通运漕。毗督其役。明年，兼领右翊卫长史，营建临朔宫”（《隋书》卷68《阎毗传》）。洛口至涿郡的运河即永济河，贯穿了河北平原，而河北平原在隋朝是重要农业区（史念海著《开皇天宝之间黄河流域及其附近地区农业的发展》，《唐代历史地理研究》1998年版），为涿郡军事储备做好了充足准备，粮草兵马纷纷聚集到涿郡，“诏总征天下之兵，无问远近，俱会于涿。又发江淮以南水手一万人，弩手三万人，岭南排镩手三万人，于是四远奔赴如流。五月，敕河南、淮南、江南造戎车五万乘送高阳，供载衣甲幔幕，令兵士自挽之，发河南、北民夫以供军须。秋，七月，发江、淮以南民夫及船运黎阳及洛口诸仓米至涿郡”（《资治通鉴》卷181炀帝大业七年，611年，二月条）。隋炀帝为了出征高句丽，沿运河从江都巡行涿郡，安抚山东并鼓舞人心，“二月乙亥，上自江都御龙舟入通济渠，遂幸于涿郡。壬午，诏曰：‘……高句丽高元，亏失籓礼，将欲问罪辽左，恢宣胜略。虽怀伐国，仍事省方。今往涿郡，巡抚民俗。其河北诸郡及山西、山东年九十以上者，版授太守；八十者，授县令……夏四月庚午，至涿郡之临朔宫”（《隋书》卷3《炀帝纪上》）。隋炀帝亲临涿郡，点检军马，这年冬天，聚集到涿郡的军械精良，战马达十万匹之多。除了涿郡囤积重兵，“分江淮南兵，配骁卫大将军来护儿，别以舟师济沧海，舳舻数百里。并载军粮，期与大兵会平壤”（《隋书》卷24《食货志》）。
自大业八年（612年）至十三年（617年）之间，炀帝三征高句丽，靡费众多，没有成功征服高句丽，反而导致各地起义不断。起义者主要是逃避兵役的男丁和逃散的士卒及负责运输的役卒，他们多沿运河据地作乱。因征伐辽东以运河为主要补给线，役卒多从此线上逃亡，所以也多聚集在运河周围起事。另外起义者还集中在渤海湾一带，这是征伐辽东时进军高句丽的水军基地，故而也有大批逃散的民工和士卒相聚为盗，形成一股股强大的势力，令隋王朝难以招架。
修筑驰道沟通涿郡
与北边军事防线
隋炀帝对国家军事防御防线策略调整的首要目标是加强西北至东北各线战略要地之间的呼应配合，按陈寅恪先生所论宇文氏关中本位政策，隋本以西北、北部游牧民族为防御重点，并州向来是隋王朝防守北边重镇，也是隋王朝关中本位政策的重心所在，因此幽州配合并州军事防御的功能得到特别注重。隋文帝时期限于实力以及国家政治状况，对游牧民族的侵入疲于应付，对外军事防御主要限于防守，较少能力开拓。炀帝继位后，突厥势力大为衰落，东突厥启民可汗内附。大业初年，借助铁勒击溃西突厥，遣裴矩说铁勒大破吐谷浑，进而进军西域。这使得隋王朝在西北、北边的军事防御压力有所减轻，得以取得巩固东北边防的时机。经历了隋文帝二十多年的积聚，隋炀帝将国家军事防线加以巩固拓展的目标也有变为现实的可能。自大业三年（607年）开始，隋炀帝对全国整体军事防线的建设就积极展开。他巡行塞外，作《饮马长城窟行示从征群臣》一诗中便流露了此番经营的苦心：
肃肃秋风起，悠悠行万里。
万里何所行，横漠筑长城。
岂台小子智，先圣之所营。
树兹万世策，安此亿兆生。
讵敢惮焦思，高枕于上京。
（《全隋诗》卷1）
为沟通涿郡与北边的联系，加强军事防御上的联合，隋炀帝不惜民力，打造涿郡连通北方的陆路网络。大业三年（607年）四月，“发河北十余郡丁男凿太行山，达于并州，以通驰道”。五月，“车驾顿榆林郡。帝欲出塞耀兵，径突厥中，指于涿郡，恐启民惊惧，先遣武卫将军长孙晟谕旨。启民奉诏，因召所部诸国奚、霫、室韦等酋长数十人咸集……于是发榆林北境，至其牙，东达于蓟，长三千里，广百步，举国就役，开为御道”（《资治通鉴》卷180炀帝大业三年，607年，五月条）。驰道以涿郡为中心，东西走向的驰道东自柳城，经北平郡、渔阳郡、涿郡，再西到马邑郡。南北走向的驰道自河内郡经魏郡、博陵郡，至涿郡。次年又修筑北边至涿郡的长城工事，“大业四年，燕、代沿边诸郡旱。时发卒百余万筑长城，帝亲巡塞表”（《隋书》卷24《五行志》）。通过加强与北边军事防线的沟通，涿郡对外军事防御功能得到很大提高。
涿郡居于边陲，通过运河与驰道的这两项巨大工程，从水陆两道连通洛阳、并州、关中以至江淮，在地理上具备了沟通地域之间联系，促进经济流通以及军事控制的条件。隋炀帝大肆修造，终于将南北朝时期分裂的疆域连通在一起。不仅如此，涿郡以运河和驰道为便利条件，形成了对河北的控御，炀帝的这些举措对国家统一和控制地方有重要的意义。
加强涿郡与河北联系
隋炀帝精心建设涿郡，不仅是为了对外军事防御的需要，也与安定河北、山东北齐旧地大有关系。北周并吞北齐不过四年之后，就被隋所取代。长期分裂使地域间的融合、统一观念的增进成为稳定统治的必要任务。对山东的控制一直是北周以来就特别关注的问题。北周平齐时幽州卢昌期响应高绍义的起义，突出表现了地域分裂因素存在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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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建立以后，以幽州、并州、营州合为冀州，“受禅之初，民户不满四百万，末年，逾八百九十万，独冀州已一百万户。胡注曰：隋以信都郡为冀州，此以古冀州之域而言之也。然禹之冀州，兼有幽、并、营三州地，其界比他州为最大……《隋志》以信都、清河、魏、汲、河内、长平、上党、河东、绛、文城、临汾、龙泉、西河、离石、雁门、马邑、定襄、楼烦、太原、襄国、武安、赵、恒山、博陵、河间、涿、上谷、渔阳、北平、安乐、辽西等郡为冀州，则其地亦兼有幽、并、营三州地，故其户最多”（《资治通鉴》卷180，文帝仁寿四年，604年，正月条）。为淡化河北之地与其他地域的隔阂，文帝特将河北之地与并州、营州合为一区，一方面从地域观念上造就统一认同的氛围，另一方面也是为加强对北齐旧地总体上的控制。
但是这种融合在短时间内并不容易实现，潜在的分裂因素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就会浮现。隋文帝为稳定高齐旧地，遣汉王杨谅镇守，“汉王谅有宠于高祖，为并州总管，自山以东，至于沧海，南距黄河，五十二州皆隶焉”。杨谅占据了并、幽以及河北广大地域，“自以所居天下精兵处，见太子勇以谗废，居常怏怏，及蜀王秀得罪，尤不自安，阴蓄异图”。仁寿四年（604年）七月杨广即位，八月杨谅起兵，“从谅反者凡十九州。王頍说谅曰：‘王所部将吏，家属尽在关西，若用此等，则宜长驱深入，直据京都，所谓迅雷不及掩耳；若但欲割据旧齐之地（胡注：南距大河，北尽燕、代，皆高齐之地也），宜任东人。’谅不能决，乃兼用二策，唱言杨素反，将诛之”（《资治通鉴》卷180，文帝仁寿四年，604年，八月条）。按王頍的建议，河北、山东的分裂意识较浓，反映了国家统一观念有待进一步加强。
鉴于山东所存在的割据分化心态，炀帝即位之后，格外重视对国家统一观念的整合。继位后三年之间，他接连营建洛阳，巡省江都，发使巡省风俗，省并郡县，大刀阔斧改制图新，努力促使国家统一加固。在遥远的南方加以安辑之后，在大业三年（607年）将注意力开始转向河北等地，“夏四月庚辰，诏曰：‘古者帝王观风问俗，皆所以忧勤兆庶，安集遐荒。自蕃夷内附，未遑亲抚，山东经乱，须加存恤。今欲安辑河北，巡省赵、魏。所司依式。’”
因涿郡“东滨（濒）海，南控三齐”，“执长策以扼九州之吭背”（《读史方舆纪要》卷10《直隶一》），既为军事重镇，又在地理上有控制河北、山东的有利条件。因此炀帝以涿郡监控河北、山东就理所当然了。杨谅谋反时，炀帝特别关注幽州的动向。为防止幽州总管窦抗与杨谅响应，密诏李子雄取而代之，“（李）子雄遂发幽州兵步骑三万，自井陉西击谅”（《资治通鉴》卷180，文帝仁寿四年，604年）。幽州对控制关西、河北、山东局势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出征高句丽之前，隋炀帝为了稳定河北，多次驾临涿郡，团结人心，以示安抚。
涿郡通过运河以及驰道，分别从水陆两道连通洛阳、并州、关中以至江淮，从地理上具备了沟通地域之间联系、经济流通以及军事控制的条件，形成了涿郡对河北、山东广大地域的有效控御。涿郡对外对内的军事功能的发挥都颇见成效，为隋末御边以及征讨叛乱多所贡献。大业九年（613年）征高句丽不果，又逢杨玄感作乱，“于时突厥颇为寇盗，缘边诸郡多苦之，诏（薛）世雄发十二郡士马，巡塞而还……仍领涿郡留守”（《隋书》卷65《薛世雄传》）。因为涿郡的军事上的巩固，在炀帝大业年间，突厥罕有进寇涿郡之举，多将注意力对准西北、北边的朔州、并州一带，尤其在隋末也是以扶植西北、北边的割据势力为主。直到唐初西北、北边的割据政权被李唐渐渐平定，突厥才转向支持河北的窦建德、高开道和刘黑闼。
在隋末动乱之际，河北、山东义军风起云涌，涿郡凭其军事上的优势得以保全，“李密逼东都，中原骚动，诏世雄率幽、蓟精兵将击之”（《隋书》卷65《薛世雄传》）。“明年，帝复击高句丽，以本官为涿郡留守。于时盗贼蜂起，（阴）世师逐捕之，往往克捷”（《隋书》卷39《阴寿附阴世师传》）。涿郡在动荡之际得以存守，关键在于它在军事建设的稳固，最终因其驻将罗艺的归顺才使李唐王朝能顺利平定河北。
结语
隋朝作为继南北朝以后再次统一中原的王朝，由四分五裂之局面合为一庞大国家，不仅面临强邻突厥以及辽东高句丽和东北民族的侵扰，而且因南北朝时期以来分裂所导致的文化制度、种族认识等方面的隔阂，以及地域社会差异而出现短时间内难以融为一体的困难，故而建设国家稳固的边防体系以保障国家安全和增进各地域之间的连通、促进统一观念的推广为隋王朝孜孜以求的目标。炀帝以积极的姿态开展了对内的巩固沟通和对外的军事防御经营。涿郡既易受到漠北草原强族突厥的进犯，又是防范东北诸族和辽东高句丽入侵的军事要点，又可以控守河北，诚如北宋富弼所言：“河北一路，为天下根本。燕蓟之地，有松亭关、古北口、居庸关，此中原险要，所恃以隔绝匈奴者也。吕氏中曰：燕、蓟不收，则河北不固；河北不固，则河南不可高枕而卧。”（《读史方舆纪要》卷10《直隶一》）
幽州对防御外患、控制河北都有重要的军事意义。所以炀帝继位后，为进一步稳定统一的局面，注重对南北、东西之间的沟通，修筑大运河，以通南北，开通榆林到幽州的驰道，构建一条西北、东北互相配合的防线；进而巡幸南北，耀兵塞外，一系列被指斥为好大喜功、滥用民力的举动，也对统一巩固国家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炀帝对涿郡的边防和交通多所建设，涿郡以驰道沟通北边、西北的军事重镇，通过运河连通河北富庶之地，进一步巩固了文帝以来对东北的防御体系。经历隋炀帝一番经营，涿郡成为东北的军事重镇。
作者简介
许辉，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史研究会秘书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