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朝康熙皇帝赐名“永定河”之前，没有人能说清楚，它到底叫什么？

百万年间，它被唤作浴水、㶟水、桑干河、卢沟河、小黄河、浑河、无定河......不同阶段、不同地点的不同名字，是永定河的年轮，藏着它的过往，它流经的地方，与古人产生的交集。

名字是人们对这条河认识的投射，从中不难看出，它“善淤、善决、善徙”的特性。古人与这条河的摩擦也愈演愈烈，直到清朝迈出了系统化治理的第一步。

1698年，一场大规模河流治理工程完成后，康熙帝下旨给了这条河如今的名字。一条河由帝王命名实为罕见，也足以证明当时人们对实现“永续安定”的希冀与决心。不过，安宁仅短暂地维持了三十余年，随后接踵而至的严峻考验，将“永定”二字冲刷得斑驳陆离。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这条“无定”的河才走向了“永定”，流转千年的愿景终于照进现实。

命名之苦

“浴水”是它的第一个名字，出现在先秦古籍《山海经》中：“西望幽都之山，浴水出焉。”

到了汉代，或许因为“浴”“治”二字过于相似，在《汉书》中“浴水”成了“治水”。东汉《说文解字》中又称“㶟水出雁门阴馆累头山，东入海，或曰治水也”。

“㶟”字是从累头山（即今雁门山）的“累”字而来，且一直沿用到了北朝。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中还有专门的“㶟水篇”，其中提到了㶟水上游的一个支流——“桑干河”。

桑干河出现后，此前的各种名称才渐渐湮没，成为沿用最久的名称，直到今天永定河上游的一级支流仍被称为桑干河。

“人们认识的差异，获取的信息不对称，加之河流的情况变化，各种因素叠加导致了永定河早期的名称不止一个，而名称发生演变的过程，实际上是逐步达成共识的过程。”北京永定河文化研究会理事尤书英指出，在历史的长河中，人类的各项活动也会对河名产生影响，同时河名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人们对自然环境的认识、利用和改造过程，二者互为镜像。

从金代开始，北京成为都城，随着城市性质的变化，人们对永定河的认知逐渐分段细化。“桑干河”不再指全流域，而特指进入都城之前的部分，河流因而出现了更多的名字。

《金史·河渠志》中“大定十年，议决卢沟以通京师漕运”，流经都城的部分出现了“卢沟河”之称，这一名字其实早于金代就已出现，但因漕运需求成为官方名称。到了元明两代，前代旧名桑干河、卢沟河沿用不废，民间还出现浑河、小黄河等俗称。

这些称呼都直指河水浑浊，含沙量高，湍急猛烈，古人甚至将其与黄河下游相比。在明末清初，又因河流改道愈发频繁，“无定河”之名随之出现，成为了水患频发的注脚。

“永续安澜”

129次，是清代268年间发生的水灾数量，几乎每两年一次，这其中有42次与永定河泛滥相关。

“念兹永定河，其初也无定......”康熙在《永定河神庙碑文》中描绘了当时河流的“无定”：远自天池出发，流经朔州马邑，汇聚雁门、云中一带的诸多水流，过了怀来后夹着山脉奔涌而下，到了都城南面，土壤疏松，河水冲刷，河道多次改道，极易溃决，常常冲毁田地房屋，成为百姓的祸患，虽然屡次减免赋税、发放赈灾物资，但灾情依旧不断上报。

事实上，自金、元、明以来，都注重永定河石景山麓至卢沟桥南一带的治水工程，相继建设土石堤工，为京城筑起屏障。而下游地区因缺乏必要的河工，任河流散漫，而饱受水患之苦。

康熙三十七年，二月，河水泛涨，淹没百姓庄田，康熙帝随即命时任直隶巡抚于成龙主持治理工程，迈出了系统化治理的第一步。

当年三月辛丑日，工程正式开工，史料中描述了开工现场的细节，百姓们自发前来，运土的簸箕、挖土的铁锹从各地汇聚起来，如云层般聚合。

于成龙查勘河道，下令加固石景山至卢沟桥南段的旧堤，对卢沟桥以下河段进行治理。他并未效仿前人单一地筑堤束水，而是勘测故道，疏筑兼施，通过清淤疏浚，使河道得以畅通宣泄。在治水的同时，他注重治沙，对上、中、下游进行系统治理。于成龙还在卢沟桥以下新筑南北大堤，连接旧堤石卢段，有效地固定了永定河的下游河道。

五月己亥日，工程告竣，疏通了一条绵延二百多里，宽度十五丈的河道，引河流自西沽入海，“汤汤之水湍波有归”。于成龙遂向康熙帝请求赐河名，康熙谕令“赐名永定河，建庙立碑”。

“尚俾知水利有必可兴。水患有必当去，而勤于民事，神必相之。”从碑文中，足以窥见彼时康熙对实现“永续安澜”的决心。

在赐名“永定河”后，康熙又以治河为要务，多次巡视永定河治理工程。

1700年正月，康熙帝带领皇子，巡视永定河，自通州上船，全程18天，四月十六日又巡查永定河十天有余，当年秋天，还勘查了一次，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情况，提出确有实效的治河策略，防患于未然，这是过去任何一代帝王都不曾有过的。

“康熙年间永定河治理一定程度上复制了黄河治理经验，讲求‘筑堤束水，蓄清刷浑’。”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王洪波指出，由于难以达到预期效果，到乾隆初年出现了“不事堤防”的理念，并在金门闸附近开河放永定河入南下故道，造成了严重水灾。此后调整观念，建立永定河下游闸坝、减河系统，既发挥了永定河堤防的作用，又充分利用了历史时期永定河故道，成为河流治理中较为成熟的模式。

古人与这条河的博弈在持续了千年之后，终于从“无定”走向了“永定”，百姓不再因频繁溃决而被迫搬迁，被冲毁的农田重新耕种，沿岸村落开垦淤地。那时人们还不知道好景能持续多久。

不止“永定”

“永定”之名，似乎仅是给河流套上了一个外壳，仍未触及其内核。

5至7厘米、3至4厘米，这是《中国水利史纲要》中列出的一组数据，前者为清代永定河泥沙淤积的年均速率，而后者是堤防同期加高的速度。

这种悬殊的差距，导致康熙治理仅三十余年，就再度出现了大规模改道。晚清时期，整个永定河下游河堤越筑越高，成为地上悬河。永定河在官厅山峡出山以后，基本上失去了蓄水能力，一旦遇到强降雨冲决堤坝，就会引发水灾。

而真正的“永定”，直到1954年修筑“官厅水库”拦截上游的洪水之后才在这片土地上得以实现。

不过，这已超出了那时候人们的想象，在“无定”之中，古人探索“永定”的脚步从未停下。

2005年5月4日，门头沟永定河水闸清淤现场挖出了一条百年前修筑的古渠，深埋了50多年的城龙灌渠重见天日。古渠道为清代著名将领左宗棠的部将王德榜所筑，因地处清代著名的皇家琉璃生产地琉璃局，后更名为琉璃渠。

“上游和下游要同时治理，下游河道应当挖深拓宽，以利于泄洪蓄水；上游则应多开挖沟渠，以便灌溉农田。”光绪七年（1881年）2月，左宗棠上奏提出治水关键。同年4月，他再度上奏，特别强调了开挖新渠，需朝廷支持以规避阻力，最终得到了朝廷高度重视，慈禧太后甚至颁懿旨肯定水利建设的紧迫性。

当年，左宗棠的部将王德榜率部在门头沟城子村勘察后，决定开凿葡萄嘴石山修筑水利工程。随后，50丈长的杀水坝、泄水口、迎水坝及总长约700米的石渠，还有涵洞、防洪堤一一落地。

城龙灌渠只是其中最大的灌渠。那两年间，在王德榜的率领下，永定河右岸门头沟下苇甸、丁家滩等多地兴修水利，筑坝、开渠，沿途村民引河水灌田、淤地，化沙碛为膏腴。

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修建三家店水闸时，清代的工程曾一度被掩埋于地下。然而，它们从未真正沉寂，直到现在仍在滋润这片土地。

丁家滩灌渠的水持续灌溉着丁家滩村的耕地和果园。而城龙灌渠蒙尘半世纪后，在2023年获得重生，昔日滋养农耕的灌溉之水，如今化作了生态补水的涓涓细流。

今年9月，北京门头沟永定河古渠灌溉工程正式入选了2025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这条古老的灌区位于门头沟区永定河畔，由包括丁家滩、城龙等五条古灌渠以及周边的古泉、古井共同组成。

这些层层叠叠的河名与古渠，实则是人河关系的“地质层”，每一时代都在其中刻下了自己的相处之道。

当2021年永定河实现全线通水，北京平原段重现“卢沟晓月”时，城与河之间修复了对话的能力，“永定”又被赋予了新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