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创刊号封面

《科学》创刊号内页

当我们提到《科学》杂志时，第一反应可能是创刊于美国的Science，殊不知中国也有自己的Science——这就是中文版的《科学》月刊。1915年1月，赵元任与任鸿隽、胡明复、杨杏佛、胡适、邹秉文等人共同筹划成立了中国科学社，并在上海创办了这份刊物。作为中国历史最悠久的综合性科学刊物，它中间虽几经停刊，却始终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至今，《科学》已走过110年历史，见证了中国科学发展百余年的风云变迁。

初读

23岁创办者打破固有印象

初读《科学》，还是在2001年上大学的时候。教授现代汉语的老师在讲授新文化运动时提到这本刊物。如今，老师当年上课的具体内容我已模糊不清，但有一句话至今难忘：“赵元任和这些同学一起创办《科学》杂志的时候，也不过23岁，其实和你们差不多大。”我当时格外惊讶，忍不住回头和周围的同学互相对视。在我们的固有印象里，能被写入历史的人物，总该是华发丛生的先生，毕竟教科书上的配图，大多选的是学者们功成名就时的模样。从那时起，我便对赵元任和《科学》期刊有了初步印象：原来赵元任是我国现代著名的语言学家、音乐家，是中国现代语言学先驱，被誉为“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同时，他也是中国现代音乐学的先驱、语言音乐学的开山者，更是中国科学社的核心创始人之一。而赵元任的学术研究最鲜明的特征便是“跨学科性”：他在康奈尔大学主修数学，1915年又在哈佛大学攻读哲学博士学位，我们如今熟知的他在语言学和音乐学上的成就，其实不过是他的业余爱好。可以说，赵元任在自己感兴趣的每个领域都取得了引领性的卓越成果；而《科学》这本杂志，正是他与众多中国留学生在近代科学史上留下的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们也一同成为了中国近代科学刊物的奠基人。

再读

从《符号学大纲》见科文融合

再读《科学》杂志时，已是2018年。当时我正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艺术符号学的本土化与自主创新项目”，在撰写结项文稿时，其中专门设有“赵元任普通符号学的艺术构成与艺术精神”一节。为精准落笔，我需回溯赵元任提出汉语符号学的学术史，这本刊物便成了重要的溯源载体。

1926年，赵元任在《科学》上刊发《符号学大纲》一文，正式提出了中国的符号学。这是中国符号学研究的开端，之于艺术符号学的本土化属于标志性事件。于是，细读《科学》成为我这个项目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先，从汉语符号学的得名来看，赵元任开宗明义提出了汉语“符号学”与英语“symbolics”“symbology”的不同之处。他认为英语中的这两个符号学都有偏重符号的哲理，而自己所讨论的符号学则是普通符号学。“符号这东西是很老的了，但是拿一切的符号当一种题目来研究它的种种的性质跟用法的普遍的原则，这事情还没有人做过。”在这篇文章中，赵元任结合当时学术的最新进展，并借鉴信息论与控制论的研究成果，把上述领域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一种贯通中西的学术研究气象。其次，赵元任卓越的音乐创作与语言韵律把控能力，使得他的普通符号学天然携带了艺术的基因。汉语在发音方面与英语相比，有元音多、好辨认等诸多特点，赵元任在继承前人关于汉语音律研究的基础上，特别注重汉语符号学在声音、韵律方面的美感，延伸出语言音乐学。再次，赵元任认为，从西方的符号学意义关系建立的基础主要关注符号与对象之间的认知关系，是直接的、线性的关系，而汉语符号学则是带有诸多想象性的联想关系。汉语符号学从联想扩展开来，符号本身美的要素，也是值得关注的。《科学》例言载：“美术音乐之伦虽不在科学范围以内，然以其关系国民性格至重，又为吾国人所最缺乏，未便割爱，附于篇末。”赵元任与创办《科学》杂志的学人一道，将科学的精神与人文的关怀同时融入其中。中国学者眼中的“科学”，不仅肩负传递科学知识的使命，同时承载着开启国民心智、润泽国民精神的深远担当。

重读

AI浪潮里回望“辨理”初心

如今重读《科学》，已身处人工智能渗透生活方方面面的全新时代。从智能手机到人工智能，从虚拟现实到区块链技术，新兴科技在经济、医疗、教育、交通等领域深刻重塑着我们的日常需求与行为习惯，无疑为生活增添了诸多便利。但反过来想：我们的心智与精神，是否也随之自然而然地进步或更新了呢？答案恐怕要打个问号。算法筑起信息孤岛，大数据“杀熟”，互联网上撕裂式的精神狂欢，再加上热搜霸屏的垃圾信息推送，不仅容易催生认知偏见，更会让精神世界愈发贫瘠，使人与现实生活渐行渐远。

早在一百多年前，《科学》杂志便注意到科学不仅是指技术的进步，还应有“辨理”之心，“明习自然之律令，审查人我之关系”，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是非之见真，而好恶之情得”。可以说以赵元任为代表的那一代《科学》人，并没有将科学精神狭隘化和孤岛化，而是将其植根于深厚的民族文化土壤之中，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素，用现代科学语言实现了古代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赵元任创立语言音乐学，既将音乐与汉语特色紧密结合，充分发掘了汉语声调、音素、音位的独特性；又在与西方音乐及其他文明成果平等对话的基础上，彰显了对民族文化的尊重与热爱。

《科学》的创始学者们，初衷便是以科学推动国民精神的革新，追求科学与人文的相互成就、相得益彰。在他们看来，“科学”绝非仅是实用之“器”，更应是现代文明融入人性天道的核心要素。而人文精神，正是为科学发展锚定价值坐标的关键。唯有如此，科学才能始终葆有人文的温度与历史的厚度，始终朝着造福人类、关怀生命的方向前行，并与人文一道，共同赋予生命更完善的内涵与更立体的维度。

（作者为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