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外庐（1903—1987）是20世纪著名的历史学家，“马克思主义史学五老”之一。其学术成就独树一帜，自成体系，为20世纪中国史学走向现代学科意义的科学化作出了杰出贡献。侯外庐的研究领域广泛，涵盖中国古代社会史、思想史、哲学史等多个方面。他将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研究结合，立足中国实际进行理论创新，揭示了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特殊路径，凸显了中国思想文化的特质，深化了人们对中国历史与思想的认识和理解，也为后世学者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

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民族化”的史学追求

在中国从传统到现代的艰难转型中，侯外庐与当时无数先进的中国人一样，接受和信仰了马克思主义。在整个学术生涯中，他自觉地将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贯彻于中国历史研究，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民族化，形成了独特的治史路径。

“探索历史科学民族化”是侯外庐终身的学术追求。在他看来，“所谓‘民族化’就是要把中国丰富的历史资料，和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做统一的研究，从中总结出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和历史特点”。这一史学追求，是他针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种种不良学风而做出的自觉选择。

侯外庐这一史学追求贯穿于他一生的学术实践中。他坚持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历史辩证法，“根据社会存在研究社会意识和思想的基本态度”，“论述古代思想的发展，始终扣紧古代社会的发展”。他所建立的研究系统，将“中国古代散沙般的资料”与“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古代发展规律”进行了有效的统一，在一般意义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揭示的历史规律的中国化；在特殊意义上，则通过中国社会史与思想史的具体实际，补充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中有关国家起源等理论问题的论证和研究，兼顾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引申和发展”。对于侯外庐在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民族化方面的贡献，白寿彝先生有非常中肯的评价：“他研究中国历史是想把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中国化，也可以说把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民族化。……在这一点上，外庐同志比其他几位同志贡献更大。”

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人民立场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侯外庐史学实践中鲜明的人民性立场，是他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民族化探索的又一相当突出的表现。例如，侯先生对那些被传统史学边缘化的思想家群体及其学说表现出极大的关切，特别注意发掘为正统观念所排斥的“异端”思想的价值。王充、王符、仲长统、范缜、李贽等过去长期被忽视的思想家被“系统地列入学术思想的史册”。对于中国古代那些能够表现出平民价值取向的思想学说，侯外庐都予以特别揄扬。这种学术取向反映了明确的方法论自觉，也就是在思想史研究中突破正统观念、主流话语的局限，构建多元互动的解释体系。这一研究范式的转换，既是对传统思想史的等级化叙事结构的解构，也是对学术话语体系的重构。

中国历史自主解释范式的建构

作为第一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侯外庐的中国社会史、思想史研究既突破了传统史学的解释框架，也解构了当时盛行的西方中心主义历史叙事。他还提出了诸多具有原创性、体系化的学术观点，从而构建了具有本土特色的中国历史自主解释范式。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辨析到“封建制的法典化”的独特阐释，从“封建土地国有化”的全新论证到“早期启蒙说”的系统建构，侯先生的这些理论创见在方法论层面展现出独特的解释效力，其内在的理论逻辑环环相扣，最终形成了一个自洽而严谨的历史阐释体系。

“亚细亚生产方式”是马克思对古代东方经济社会形态的理论概括，直接关系到古代东方社会的基本性质、发展规律和具体路径等重大问题，富有理论延展力。但是，马克思生前并未很清楚地说明“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什么，这就给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留下了很大的阐释空间。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原典、古希腊罗马城邦和殷周社会历史的深入考察，侯外庐提出“‘古典的’就是‘古典的古代’，亚细亚的就是‘东方的古代’”，二者是古代（即奴隶制社会形态）的两种文明路径、平行并列的体系。“古典的古代”走的是“革命的路径”，是“‘正常发育’的文明‘小孩’”；“亚细亚的古代”走的是“改良的路径”，是“‘早熟’的文明‘小孩’”。质言之，古代东西方文明的起源与发展路径实无先后次第、高下优劣之分，只是道路不同而已。侯先生的这一理论创新不仅为中国历史分期问题提供了新的解释框架，更重要的是突破了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观。

“封建制的法典化”是侯外庐在1950年提出并坚持的古史解释系统，对我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产生了重大影响。侯先生强调以法典作为确定历史分期的标志。概括而言，“封建制的法典化”指的是，有一套完整的制度（“法典”）形式支撑起或曰固化这种社会形态。他认为，中国封建制度通过不断法典化而实现了高度的成熟，这与西欧封建制的契约关系大不相同。侯先生的这一观点揭示了中国古代社会的独特性，为理解中国传统社会所谓的“超稳定结构”提供了新的视角。

“封建土地国有化”是侯外庐提出的另一具有重大理论意义的命题。侯先生的这一理论建构植根于他对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的深刻把握，揭示了中国封建土地制度的本质特征——君主（皇权）作为最高土地所有者居于支配性地位。一方面，侯先生指出君主垄断着“最高名器”，而地主阶层则享有次级名器；另一方面，他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阐明中国封建土地所有权通过“受命于天”的“法律虚构”，构建起“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绝对主权体系。在这种制度框架下，皇权既是最高的地主，又是专制政体的化身，形成了土地所有权与政治主权的高度统一，并由此衍生出“国家”对于臣民广泛的徭役征调权力。通过对中国封建社会长期演变的实证研究，侯先生论证了土地国有制不仅具有制度延续性，更构成了社会结构的决定性因素。

“早期启蒙说”是侯外庐解释明中叶至清末民初思想学说演进及其实质的理论范式，最早明确提出于1944年刊行的《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上册（下册于1945年出版）。基于马克思“世界商业与世界市场是在十六世纪开始资本的近代生活史的”这一判断，侯先生通过对明清之际社会政治与经济状况深入考察，指出中国在16世纪中期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和启蒙思想，并在与欧洲、俄国启蒙运动的横向比较中，将明中叶至清中叶的众多人物纳入“中国早期启蒙思想”的研究视野。“早期启蒙说”旨在强调中国由传统走向近代具有内生性动因，而并非单纯对西方的移植与效仿，体现了“加速现代启蒙”、“开辟中国现代化的特殊道路”的现实关怀。这种理论探索，突破了西方学者对中国社会和思想文化的传统偏见，超越了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对立，论证了中国有其内发原生的现代性思想文化的历史根芽。

“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方法论自觉

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侯外庐以其独树一帜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方法体系，开创了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新范式。他提出的“把社会史和思想史有机地结成一个系统进行研究”的方法论，为构建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重要启示。

侯外庐对“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方法论有深刻的自觉，反对脱离社会历史对思想进行孤立抽象的考察与辨析。他在晚年总结自己的思想史研究时谈到，他对中国思想史不同阶段的研究始终遵循一个原则，就是“把思想家及其思想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内进行分析研究，把思想家及其思想看成生根于社会土壤之中的有血有肉的东西，人是社会的人，思想是社会的思想，而不作孤立的抽象的考察”。在他看来，缺乏对社会史的了解，尤其是对社会历史发展特点的把握，就很难真正洞察古代思想史的本质与发展规律，因此他反复强调“研究中国思想史，必须以研究中国社会史为基础，把二者结合起来，才会有所收获”。侯外庐运用“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结合”方法论的最早成果是《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在侯外庐学派的思想史研究中，对思想产生与发展演变、思想理论主旨的分析，都是基于社会史背景、结合社会土壤和历史环境展开的。

侯外庐强调将社会史与思想史结合的研究方法，不仅基于他在历史唯物论方面的深厚素养，更体现了他对中国思想史特点的深刻把握。中国思想观念的产生发展总是植根于当时的社会结构、生产方式，思想学术与社会政治之间存在紧密的互嵌关系。同时，思想家普遍具有强烈的“经世致用”意识，甚至众多思想家本身就是社会治理、改造的直接参与者。在这种情况下，离开宗法社会的等级秩序和血缘纽带，就难以透彻理解儒家思想的起源、内涵与特色；离开宋代士大夫重建秩序的社会实践，就难以准确把握其经学阐释与理论创造中的问题意识与现实关怀。研究中国思想史，一旦脱离具体的社会存在、历史语境，思想文本分析就容易变成抽象的概念推演，思想史的阐释就会显得浮泛空疏。虽然侯外庐反复强调“须勤恳虚心地吸取前人考据学方面的成果，整理出确实可靠的史料”，对于文本的内在视野、思想理论的内在发展逻辑都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但是最能体现其学术个性的还是“思想史与社会史的结合”的方法论。这一理论框架抓住了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切合中国思想传统的实际，可以深刻地揭示中国思想发展的时代意涵与精神实质，实事求是地究明中国思想史演进的根本动力、内在脉络和理论特色，因而具备强大的解释能力。侯外庐这一研究方法在中国史学界产生了广泛的认同，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取向，显现出独特的理论魅力。

总之，重温侯外庐的史学实践，总结侯外庐的学术贡献与实践经验，对于推动当代中国史学理论的创新和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无疑有着重要的启示与借鉴意义。

（作者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