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元大都城的规划者是刘秉忠。元世祖忽必烈决定把都城定于燕京（今北京），其中就有刘秉忠的建议。《历代记事年表》中是这样记载的：“至元元年（1264）八月，刘秉忠请定都于燕。主（忽必烈）从之，诏营城池及宫室”。

刘秉忠，字仲晦，初名刘侃，十七岁为邢台节度使府令史，因不甘为书记小吏，弃官隐居于武安山中，被天宁寺虚照禅师收为徒弟。他皈依佛门后法名子聪，云游至云中（今山西大同），留居于南堂寺。

元世祖忽必烈即位之前，召海云禅师来见。海云路过云中，邀刘秉忠一同前往，将其推荐给了忽必烈。交谈之后，忽必烈很是欣赏刘秉忠的学识，遂把他留在了身边。数年后。刘秉忠因父殁奔丧回家，忽必烈赐金百两为治葬之用。服丧期满，他被召还至忽必烈所在的和林。此时的忽必烈已经有了入主中原的打算。刘秉忠献计献策，上书数千百言，忽必烈读后甚为赞赏，均加采纳。比如刘秉忠说：“治乱之道，系乎天而由乎人”，“以马上取天下，不可以马上治天下”，“今地广民微，赋敛繁重，民不聊生，……宜差劝农官一员，率天下百姓务农桑、营产业”——他让忽必烈重视农业，使百姓休养生息，这很不容易，也很重要。他还建议忽必烈重视尊孔，在全国州郡广建孔庙，同时访名儒、循旧礼，“修建三学，设教授，开选择才”。这些建议，都得到了忽必烈的“嘉纳”，在他即皇帝位后逐一加以实施。

刘秉忠在忽必烈当上皇帝后，上朝面君仍然是僧人打扮，还是叫释家的法名——子聪，朝中文武称他为“聪书记”。翰林学士王鹗上奏忽必烈说：聪书记久侍藩邸，至今已经许多年了。他参与帷幄之密谋，定社稷之大计，忠诚勤恳劳绩卓著，应该得到封赏。可是到现在他还着野服、称散号，太不合宜。应该让他换上朝服官帽，并委任他以适当的官职。忽必烈采纳了，命子聪还俗，恢复俗家的刘姓，并赐名“秉忠”（“刘秉忠”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拜他为光禄大夫、位太保，参领中书省事，还下诏让翰林侍读学士窦黙把女儿嫁给秉忠为妻，又在奉先坊赐给他一所宅第。刘秉忠从此更加“以天下为己任，事无巨细，知无不言、言无不听”。忽必烈对他也更加倚重。

刘秉忠对于书籍无所不读，尤其深谙《易经》及宋邵雍的《经世书》，至于天文、地理、律历、占卜无所不通。需要解释一下的是，刘秉忠所精通的天文，其实是古代的星象学；地理，是堪舆，亦即古代的风水理论。风水理论并不完全是封建迷信，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它集中了古人的经验。《析津志·朝堂公宇》中说：元世祖忽必烈命刘秉忠辨方位、“以城置地”。于是刘秉忠“率按地理经纬，以王气为主”来规划大都城。他将相当于国务院的中书省安排在凤池坊之北，“分纪于紫微垣之次”；把枢密院安排在“武曲星之次”；将监察机构的御史台安排在左右执法“天门”上——“天门”在子午线之西、卯酉线之北；将道教的天师宫安排在艮位“鬼户”上——艮位在子午线之东、卯酉线之北，与御史台形成两两对称。“太庙，在震位，即青宫”——震位即东方，在齐化门（即朝阳门）里。东方属木，色为青，所以太庙又叫青宫。这些就是所谓的地理，其实是包含有阴阳八卦的堪舆理论。

这里需要对“天门”和“鬼户”作一简单解释。唐代堪舆家著有《宅经》（见下图），又称《黄帝宅经》，将阳宅所在地置于后天八卦之中，周边等分为八个方位。将离、坎、震、兑定为福、祸、刑、德四方，将乾、艮、巽、坤定为天、鬼、地、人四门。天师宫被安排在“鬼门”，即艮位；御史台被安排在“天门”，即乾位。因为坎为祸方，艮为鬼门，所以常把寺庙修建在这两个位置上。

刘秉忠把元大内的位置确定在了大都城南方偏西。因为《宅经》上说“福在南、德在西”，福方和德方同为吉祥之地。按八卦来说，南即离，西即兑，离、兑之间为坤；坤为吉祥之地的“人门”。所以，刘秉忠把大都城子午线划在元大内之东，让元大内位于整座大都城的南部偏西，这个位置正是“人门”“福地”。这些理论在今天看来纯属封建迷信，但可能是理解刘秉忠规划大都城方案的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