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个口号的发明权是朱元璋。1367年，朱元璋派徐达、常遇春发兵北伐前夕，提出了这个口号。一年后，戊申年（1368）正月，朱元璋在南京即皇帝位，国号大明。同年八月，北伐军攻克大都城，元顺帝由健德门北逃——实现了“驱除鞑虏”的政治军事目标。

朱元璋在他即皇帝位的第二个月，就开始将“恢复中华”付诸实施了：二月初六日，以太牢—— 牛、羊、豕三牲齐备的最高规格——祭祀孔子；初七日，祭祀社稷；十一日“诏恢复衣冠如唐制”——下令让天下百姓恢复唐朝时的服装衣饰。这一政令宣告了中原百姓近三百年来胡人风俗的结束。

自公元1271年，元世祖忽必烈入主中原之后， “悉以胡俗变易中国之制”——全部用蒙古人的风俗习惯取代汉人的传统。读书人和老百姓的发型纷纷模仿蒙古人的方式：“辫发椎髻”——梳成辫子盘在头顶。服装，从汉唐的宽衣大袖，变为“裤褶窄袖及辫线腰褶”，即所谓“腰线袄”。曾出使蒙古汗国的南宋使臣徐霆，在《黑鞑事略》中粗略描述过这种服装：“腰间密密打作细折，不计其数……又用红紫帛捻成线，横在腰上，谓之‘腰线’。盖欲马上腰围紧束突出，采艳好看”。其实这种装束不仅仅是为好看，而是为了骑马方便。因为马奔跑起来，骑马人体内的脏腑会随之颠簸，必须用长带缠紧腰腹部以减少不适。妇女上身的衣服也受胡人影响，变为短衣、窄袖，腰系裙裳。不仅男女服饰改变，许多人连姓氏名字都改成蒙古人的了，一些汉人以起个蒙古人的名字为时髦。说起话来，也在蒙汉混杂。典型的如元戏曲家关汉卿著的杂剧《邓夫人痛哭存孝》里的道白：“米罕整斤吞，抹邻不会骑。弩门并速门，弓箭怎的射？撒因答剌孙，见了抢着吃。喝的莎塔八，跌倒就是睡……”——今天的读者估计听不出说的是什么，因为这里面掺杂着蒙古语。米罕是肉，抹邻是马，撒因是好，答剌孙是酒。翻译成汉语，意思是：“肉能整斤吞，骏马不会骑。无论弩和箭，我都不会使。见着有好酒，上前抢着吃。喝得熏熏醉，倒地就入睡……”放在当年，元大都的观众是能听懂的。那时的汉语，也变得晦涩了，看这句话：“那着的人每道：俺是怯薛歹，有更勾当里差出去了也，么道。”——今天的人谁能明白？

这些风俗习惯，中原的汉人已经见怪不怪了。而朱元璋则“久厌之”——早已深恶痛绝，所以，他一当了大明皇帝，马上下令，恢复衣冠如唐制：士民皆束发于顶（禁止梳辫子），官则乌纱帽、圆领袍、束带，黑靴。士庶则服四带巾，杂色盘领，衣服的颜色不得用黄黑两色。良家妇女不得再穿上下两截的胡式服装，可以用银镀金耳环首饰，可以戴金珠钏镯。乐工头戴冠、青色万字顶巾，系红绿帛带。倡妓则戴明角冠、皂褙子，不许与良家妇女相同。这里的“冠”不是帽子，而是妇女头顶上束发用的；名角，有一种解释是指用牛角制成的。皂褙子是黑色的褙子。所谓褙子，直领对襟，两侧从腋下起不缝合。

不仅发型、服饰要回归唐朝人，汉人起蒙古人的名字、说蒙古语，也一律在禁止之列。这可真是“移风易俗”了。朱元璋的决心可谓不小，但是可以想象：风俗习惯这东西，要彻底改变起来不会那么容易。

对于教坊司所属的伶人、乐工、官妓的服饰，朱元璋于洪武十二年八月又有新令：“令教坊司伶人常服绿色巾以别士庶之服”。在洪武元年，曾规定“伶人皆戴青巾”的，“至是令改之”。今天的人们，噱称一些特定男子“戴绿帽子”，其源头大概就是洪武十二年这条政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