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双风月属昆明——

从清漪园到颐和园

北京雄踞华北，燕山拱其后，西山翼其右，自古就是风水形胜之地。京城西北郊，峰峦连绵叠翠，河湖纵横交错，远山近水，景色如画。这幅山水长卷的点睛之笔，则当属曾被乾隆皇帝誉为“无双风月”的颐和园。

宛自天成的园林

1.十里青山行画里

昆明湖位于京城西北郊，大约形成于三千五百年前。最早见于记载的名称为“瓮山泊”，也称“大泊湖”。瓮山泊在金、元以后水体稳定，湖面扩大，“泓澄百顷，鉴形万象”，颇为时人所喜爱。金朝时在北京营建大宁宫，为引玉泉山泉水入宫，开凿瓮山泊南通高梁河上源的引水渠道（长河的前身），瓮山泊与都城水系得以沟通。元定都北京后，为了漕运江南物产，开凿了通惠河，引昌平神山诸泉之泉水，“西折南转”，经青龙桥流注瓮山泊，再经高梁河流入通州的大运河。瓮山泊纳入京城供水系统，可蓄可泄，可行船通航，水面比辽金时更为广阔。人们陆续在环湖一带建置寺庙园林，瓮山泊逐渐发展成为一处风光宜人的游览胜地。明迁都北京后，改引玉泉山之泉水注入瓮山泊，作为宫廷用水和接济漕运的主要水源。瓮山泊与玉泉山、瓮山之间山水连缀，互为借资，“荷蒲菱芡，与夫沙禽水鸟出没隐映于天光云影中”，景色秀丽宛如江南，瓮山泊开始被美誉为“西湖”。

玉泉山、瓮山是太行山向东延伸的余脉断裂而成。瓮山紧邻瓮山泊，元代著名大臣耶律楚材及其家族的墓地就修建在瓮山的东南麓。明代，瓮山“人家傍山，小具池亭，桔槔锄犁，咸置垣下，酷似江南风景”，聚居着约百余户人家，大多为江南迁来的农人，种植着大片水田。明弘治七年（1494年），助圣夫人罗氏在瓮山中部今排云殿位置建有圆静寺。

明中叶以后，瓮山泊附近陆续出现了一些私家园林。其中，万历年间武清侯李伟的清华园和水曹郎米万钟的勺园皆名噪一时。清华园“园中水程数十里，屿石百座，锦川百计，乔木千计，竹万计，花亿万计”，勺园“园仅百亩，一望尽水，长堤大桥，幽亭曲榭，高楼掩之，一望弥际”。美丽的自然景观加上寺庙、村舍、园林的点缀，西北郊逐渐成为京城胜地，尤其是瓮山、西湖一带，景色如画，明代诗画大家文征明赞叹为“十里青山行画里，双飞白鸟似江南”。

颐和园春色 刘琼摄影

2.无双风月属昆明

清初，由于战乱失修，瓮山、西湖一带呈现出荒芜衰败的景象。至康熙中叶，政治稳定，经济发达，有了进行大规模营建的足够精力和财力，遂陆续在香山寺旧址修建了香山行宫，在玉泉山修建了静明园，并在明清华园旧址上建起了北京西北郊第一座大型皇家园林—畅春园。雍正年间，开始扩建原来的雍王府赐园圆明园，扩建后的圆明园广逾二百余顷、号称二十八景。乾隆朝经济繁荣，国库充盈，乾隆帝本人又热衷山水园林之乐，故其在位期间，不遗余力地进行园林扩建工程。乾隆九年（1744年）完成圆明园十二景，十年（1745年）改香山行宫名静宜园，十二年（1747年）完成静宜园二十八景，十八年（1753年）完成静明园十六景，使北京西北郊出现了一个空前规模的园林集群。

西北郊园林集群的出现，一方面给瓮山西湖的秀丽景色增添了人文内涵，一方面也给西湖带来了巨大的供水压力。西湖在供应宫廷用水，接济大运河漕运，灌溉附近大片田地之外，又要承担越来越多的园林用水，水源渐呈衰竭之势，加之明代以来西湖堤岸经常决口，对农田及地势较低的畅春园等处构成威胁。为彻底解决这些问题，乾隆十四年（1749年）冬农闲期间，开始进行西北郊最大的一次水系整理工程。这项工程主要包括两项内容：一是修整西山、玉泉山一带的水道和泉眼，以保障京城用水和漕运的水源畅通；二是疏浚、开拓京城最大的蓄水库西湖，使其承纳更多的水量以备应用。由于乾隆的重视，工程的进展相当迅速，其中疏浚西湖的工程只用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十五年（1750年）三月十三日，乾隆帝发布谕旨将疏浚拓展后的西湖定名为昆明湖，同时将瓮山定名为万寿山。昆明湖面积大约是西湖的两三倍以上，湖的周岸达三十余里。其水源自玉泉山及西山诸泉的泉水，“蓄极湓涌”“其源甚壮”，使得“昔之城河，水不盈尺，今则三尺矣。昔之海淀无水田，今则水田日辟矣”，景色较往昔更为秀丽动人。

玉泉山远眺 萧闲摄影

“既具湖山之胜概，能无亭台之点缀乎？”一座皇家园林的设计和兴建工作悄然展开。是年开始，直至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由乾隆帝亲自过问，在此进行了大山、大水、大园林的挥洒创作。工程由内务府样式房设计，内务府和工部督修，经过十五年的营建，工程用银“四百四十八万二千八百三十一两九钱五分三厘”。

与此同时，乾隆十六年（1751年），将正在进行建造的皇家园林赐名清漪园。清漪园不同于静宜园、静明园、圆明园，是经几代皇帝不断扩建、增建，最后形成的集锦式的园林群组。它是清代皇家园林中惟一按照完整的构思，完整的总体规划，连续施工，一气呵成的园林。乾隆的造园思想和艺术见解，借此得到了酣畅淋漓的体现。

然而，这座乾隆心目中的“何处燕山最畅情，无双风月属昆明”的“无双”园林，一个世纪后，被英法联军的一把大火毁为断壁残垣。

3.离宫不改池台色

清漪园被毁后，在咸丰、同治两朝并未对之进行整修，只是每年循例遣官至广润祠址临时搭建席棚祭祀龙神。光绪年间，执掌朝政的慈禧太后开始处心积虑地筹备修复清漪园，作为她归政后的离宫御苑。

光绪十一年（1885年），清政府设立总理海军事务衙门，筹建新式海军，并拟在昆明湖进行操练。慈禧当时即令管理海军衙门的醇亲王奕譞“踏勘清漪园地基”。次年，设昆明湖水操学堂，开始了重修清漪园工程。到光绪十四年（1888年）二月初一日，清廷以光绪皇帝名义发出上谕，明确表示要整修清漪园，供慈禧太后颐养冲和，并改园名为颐和园。修复颐和园工程一直持续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是年十月，在裁撤海军衙门的同时，颐和园工程因财力不继而停工，整个工程历时九年。关于工程经费，一说是挪用海军建设专款。但最近有人研究，认为是出自大臣的报效（捐助）集资。因为清漪园属海军衙门管理，所以这笔集资就用海军衙门的名义存在天津的洋行里生息取用，并没动用建设海军的经费。

由于财力的不足，加上主持修园的慈禧太后在艺术修养与审美情趣上远逊于乾隆，颐和园的总体造园水平较之清漪园有所逊色：其一，未能恢复之景点约占全园原有景观的三分之一，这些景点都是清漪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它们的丧失，削弱了园内景色的整体美与和谐美；在昆明湖三面增建园墙，割断了园内景观与园外风光的自然联结，破坏了清漪园通透开阔、气度恢宏的造园风格。其二，未能重建后山及西堤一带极富山林风格的大部分建筑，在仿江南水乡而建的耕织图遗址开办水操学堂，后又将之划出园外，减少了清漪园原有的江南情趣与田园风味。其三，将寺庙建筑大报恩延寿寺前半部改建为生活建筑群排云殿，未能恢复后山须弥灵境的寺庙建筑群，增建德和园大戏台及西四所后勤区，增添了御苑的生活气息，但也丧失了清漪园糅融宗教文化与园林文化为一体的造园宗旨。尽管如此，颐和园毕竟恢复了清漪园景观最主要、最精华的部分，并且新建了排云殿、德和园这样气势巍峨的建筑精品，它仍然称得上是一座辉煌典丽的皇家园林，“宗庙重闻钟鼓声，离宫不改池台色”。

颐和园玉带桥 高杉摄影

颐和园建成后，慈禧太后将其当作自己的离宫御苑，自光绪十八年（1892年）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七年间，她在紫禁城与颐和园两地往返游豫达15年（1889年与1901年未来），有时一年中住园9个月，直到死前26天尚在园中。慈禧太后在园中处理军国大事，接见枢机大臣，也在园中举行庆典，宴饮享乐。颐和园不再仅仅是帝王们散志澄怀的游娱场所，它已成为与紫禁城紧密相连的政治中心，许多重大的政治活动都曾在此展开。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颐和园目睹了清廷最高权力间的一次惨烈角逐：是年4月，已亲政的光绪下诏变法，并在颐和园仁寿殿召见维新派首领康有为。掌握当时实权的慈禧太后在园中与朝内部分势力共同酝酿发动宫廷政变，于8月5日突然回宫囚禁了光绪帝，废除了变法诏令，自此开始独揽朝柄。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颐和园身历了中国末代王朝的一次严重外患：是年8月，八国联军兵临京师，慈禧太后携光绪帝自宫中逃至颐和园，稍息后西逃西安。8月15日，联军相继进占颐和园，在园内盘踞达一年之久，园中陈设为之一空。经过这次打击，颐和园与日薄西山的清王朝一起，逐渐走向衰落。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光绪帝、慈禧太后相继去世，年仅三岁的溥仪即位。此时，清政府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帝后们停止了到颐和园的游幸。

4.莫道昆明池水浅

民国初期，颐和园仍归清室内务府管辖。1913年民国政府步军统领衙门制定《瞻仰颐和园简章》，规定了由民国政府批准的，有限制地让游人参观颐和园的办法。1914年，步军统领衙门再与清室内务府商定，售票开放颐和园。1928年7月1日，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正式从清室办事处接收颐和园，颐和园从此正式成为国家公园。8月15日，颐和园由内政部移交北平特别市政府，下设管理颐和园事务所，专门管理颐和园。民国政府接收颐和园后，曾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整理园容、维修古建、保护文物。但由于其时政局动荡，人事多变，公园管理相当混乱，以致使颐和园处于一种严重的失修、失养的状态。

1948年12月，傅作义的“华北剿匪总部”进驻颐和园，在园内后山及北宫门外建碉堡、挖战壕备战。12月1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头部队抵达距北宫门仅数百米的安河桥，与颐和园内的国民党军对峙。中共中央为保护文物古迹，下令绕道石景山，迫使傅部不战自退，颐和园得以免受战火。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颐和园的山水、建筑、植物、文物受到了充分的重视和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在国家财政困难、百废待兴的情况下，政府发动各大行政区支持颐和园进行重点修缮保养。同时，在当时行政机构尚未完善的情况下，中央特别设立公园管理委员会（后改为园林局），对颐和园等古典园林进行有效的保护和管理。1949年4月，专门管理颐和园建设的行政机构—颐和园管理处成立，颐和园各项管理工作逐步纳入正轨。当时，毛泽东主席和借住在颐和园的民主人士柳亚子诗文唱和，“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昆明湖水清如许，未必严光忆富江”，成为一段佳话。

1957年10月20日，北京市政府公布颐和园为第一批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61年3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颐和园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世纪80年代后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古建复建工程，1983年复建后山的四大部洲，1990年重建后溪河畔的苏州街，1992年重建西堤上的景明楼，1995年重建后山东麓的澹宁堂。在进行古建复建的同时，还在园内文昌阁东侧修建了新型文物库馆—文昌院，以改善园藏文物的展藏条件。1990—1991年，北京市人民政府组织人力、物力，对昆明湖进行了自清漪园建园以来的首次全面清淤，将湖中积压了二百四十年的淤泥全部清除干净，使行将干涸的昆明湖重现昔日清漪荡漾的风采。

1998年12月颐和园被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并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的高度评价：颐和园是对中国风景园林造园艺术的一种杰出的展现，将人造景观与大自然和谐地融为一体。颐和园是中国的造园思想和实践的集中体现，而这种思想和实践对整个东方园林艺术文化形式的发展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颐和园石舫 张宇阁 摄影

世界园林史的杰作

1.虽由人作 宛自天开

清漪园称得上中国乃至世界园林史上最优秀的杰作之一，它集传统造园艺术之大成，集南、北古典园林之精华，赋予真山真水以文思匠心，实现了自然神韵和人文情趣的完美统一，达到了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至高境界。

清漪园是中国古典园林掇山理水的大手笔。瓮山和西湖原本是一种“山东湖西”的位置关系，昆明湖工程将西湖向东拓展直抵瓮山东麓，并在山后开凿后溪河与前湖相连，从而形成一种山环水抱的最佳格局。昆明湖水面的处理尤为出色。西堤及其支堤将昆明湖分为一大两小三个水域，堤上跨六座各式桥梁使水域贯通；水域中各点缀一座岛屿。大湖宽千米以上，通透开阔，湖中的南湖岛通过十七孔长桥连接于湖东岸，将大湖分为既隔又通透的南北两部分，既不影响浩淼的景象，又避免了水面的单调。沿湖一带的长廊、高阁、大岛、长桥，处处呈现出一种皇家园林的大气魄。

两个小湖宽五六百米，分别以藻鉴堂和治镜阁作为中心岛屿，前者建筑疏朗，后者城堡耸立，各具特色。昆明湖的西北部另有一片网状水域，其间建置有水村居、耕织图、西所买卖街以及若干小园林、小庙宇和小庭院，呈现出一派典型的江南水村风貌。

清漪园对借景手法的巧妙运用，堪称中国造园艺术的典范之作。借景是指将园林周围的景物有意识地引入园内，以增加园内景观与空间感。清漪园在选择园址时就已充分考虑到此处优越的借景条件：园西数十里外重峦叠嶂的西山可为远景，林木青葱的玉泉山及山上的玉峰塔可为中景，园外的绿野平畴可为近景。山峦平川、天光云影一望无际，清漪园的有限空间通过视觉延伸而扩大开去。清漪园还将“三山五园”庞大的园林集群作为景致的外延统筹考虑在内，一反皇家园林的修造惯例，环湖不设围墙，使园外、园内的景色融合一体，互为因借。清漪园和静宜园、静明园、圆明园、畅春园一起，散落在北京西北郊的平畴绿野上，宛如一幅意蕴无穷的山水画卷。

清漪园的借景手法还有一种“遥借”，即把遥远地方的景色摹借到园中。乾隆帝御制诗《万寿山即事》中提到“面水背山地，明湖仿浙西”，明确表示昆明湖是摹借杭州西湖的风景模式。事实上，昆明湖与周围山峦的比例，环湖和湖中景点的布局都神似西湖：西堤及西堤六桥写仿苏堤及苏堤六桥；小西泠写仿孤山西麓的西泠桥；佛香阁写仿杭州六和塔。清漪园的造景不仅仅摹借了杭州西湖的景观，其他如昆明湖上的凤凰墩还摹借了无锡黄埠墩，谐趣园（原名惠山园）摹借了无锡的寄畅园，十七孔桥摹借了卢沟桥，香岩宗印之阁摹借了西藏的桑鸢寺等等。当然，这些摹借绝非抄袭，而是略师其意进行的艺术再创造。

远眺佛香阁 张六成 摄影

2.楼台参差金碧里

精妙的建筑布局是清漪园造园艺术的点睛之笔。颐和园中3000多间古典建筑，从每一个单体到它们之间的组合，被因地制宜地构筑在自然山水框架之中，既有着皇家建筑的雍容，又不失园林建筑的婉约。遵循清代皇家建筑先宫后苑的规制，清漪园在万寿山东麓的平地上首先建成了庄严肃穆的宫廷区。宫廷区建筑轴线严整，规制合度。宫、苑相接处，用一带曲折清幽的假山进行沟通。

万寿山前山是清漪园的视觉核心，这里采用了突出重点、烘云托月的建筑表现手法，整个建筑群顺山势的起伏层层叠落。佛香阁布置于山坡的三分之一高度上，阁顶比山脊微微高起，形成统领全局的气势。以其为轴线顶点的中央建筑群，向下铺展到昆明湖岸边。两侧的建筑逐渐向东西分散开去，尺度也渐渐缩小，如转轮藏、宝云阁、写秋轩、画中游，都是颇具匠心的点景建筑物。前山脚下，728米的彩绘长廊蜿蜒曲折于山水间，将二者巧妙地衔接起来，丰富着湖山之间的交际线。

万寿山后山与前山风格迥异，另是一番肃穆清幽的境界。后山中部有依据佛教关于世界构造之说布局的藏式建筑四大部洲，有高大庄严、规模仅次于故宫太和殿的汉式庙宇须弥灵境。后山东麓有“一亭一径足谐奇趣”的惠山园（谐趣园），西边有“游目足谧怀，契神可默口”的赅春园。后溪河中段还有仿照江南临水街市建造的买卖街宫市。从中国西部高原到江南水乡的建筑景观，被高度和谐地浓缩在同一景区中。

3.式扬风教 云外天香

清漪园的建筑里面有着大量的佛教建筑。宗教神权和帝王皇权之间一直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很多朝代的统治者都大力扶植和利用宗教，作为封建统治的精神辅助工具。这种对宗教的扶植和重视，会在社会生活的各方面体现出来，反映在建筑领域，便是宗教建筑成为皇家宫殿和园林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清王朝对佛教采取积极的保护和扶持态度，清初的顺治、康熙、乾隆都崇信佛教。康熙六年（1667年）礼部统计，全国共有寺院79622所，僧众118907人。乾隆时，仅京城便建有寺庙1300余所，而且当时兴建和扩建的皇家园林中都建有大型佛寺。

清漪园也不例外，园内有大量的佛寺。清漪园内出现的第一座建筑就是佛教建筑，这和清漪园的造园背景有关。乾隆九年（1744年）扩建圆明园工竣，面对美轮美奂的圆明园，志得意满的乾隆帝在《御制圆明园后记》中宣称，圆明园是“天宝地灵之区，帝王游豫之地无以逾此……后世子孙必不舍此重费民力以创苑囿，斯则深契朕法皇考勤俭之心以为心矣”。然而，随着昆明湖疏浚工程的完成，这里形成了极佳的山水条件。据此一处山水营造园林，遂成为乾隆帝不可抵挡的愿望。由于六年前刚刚告诫子孙不要再浪费民力兴建园囿，为了摆脱自食其言的窘境，乾隆帝令人在万寿山兴建大报恩延寿寺，以庆祝其母孝圣宪皇后的六十大寿。为母建寺祝寿，使乾隆帝在万寿山大兴土木找到了借口，就在建造大报恩延寿寺的同时，清漪园的营建悄然开工。直到清漪园建成十年后，乾隆帝才肯坦率地透露出自己的矛盾心情，“以与我初言有所背，则不能不愧于心”，“圆明园后记有云，不肯舍此重费民力建园囿矣，今之清漪园非重建乎？非食言乎？以临湖而易山名，以近山而创园囿，虽云治水，谁其信之”。

万寿山体积不大，东西长1010米，南北最宽处只有480米，最高处海拔109米，仅比湖面高出约60米。就这么一座小山上，却荟萃了大报恩延寿寺、慈福楼、罗汉堂、宝云阁、转轮藏、后大庙、云会寺、善现寺等大大小小八座佛寺，以及昙花阁、莲座盘云佛殿、多宝佛塔等佛教建筑，供奉着近两万尊佛像，真正是验证了那句古语—“天下名山僧占多”。

清漪园内的佛寺就其形制和布局而言以汉传佛教为主，园内十三处佛教建筑中，有十一处是汉传佛教的建筑形制和布局，只有五方阁和后大庙上半部是藏传佛教的建筑形制和布局。但其所承载的宗教内容而言，以藏传佛教为主。当时，在园内的主要佛寺大报恩延寿寺和后大庙中，日常的点香、洒扫、念经等工作全部由喇嘛负责。

乾隆时园内佛寺的活动相当多。乾隆十八年（1753年），佛香阁工程尚未完工，乾隆便在浴佛节前往大报恩延寿寺礼佛，“早建精蓝号报恩，节传浴佛礼祗园”。在佛教的节日，乾隆更是不会忘记大报恩延寿寺的佛事，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农历四月八日（佛诞日），乾隆帝前往大报恩延寿寺瞻礼后，还特地赋诗一首，重申了自己为母建寺祝寿的意图：“无量恒沙数莫穷，诞生此日论宁通。红稀绿暗非真色，古往今来一大空。及节只须霏法雨，偷闲讵为阐宗风。善缘问我于何结，慈寿希如山样崇。”

当然，清漪园中出现佛寺也是景观的需要。园林和寺庙自古以来始终存在着一种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关系。世俗统治阶层兴建园林，常常寄兴山水，闹处寻幽；宗教统治者经营寺庙，往往结庐名山，不入尘世。虽然一为政余消闲，一为遁世清修，但殊途同归，最终都走向了自然山水，从而使园林与寺庙显得密不可分。清代每个皇家园林中都有数量众多的佛寺，如西苑中的永安寺、西天梵境、阐福寺、大圆镜智、极乐世界等；静宜园的大永安禅寺、洪光寺、金界香莲寺、宗镜大昭之庙等。所以说，清漪园中出现众多的佛寺不足为奇，何况乾隆曾明确表示，“面水背山地，明湖仿浙西。琳琅三竺宇，花柳六桥堤。冻解凫乐，风轻梵呗低。”清漪园的总体布局要仿照杭州西湖进行规划，西湖一带自东晋便有佛寺的建置。隋唐以后，西湖沿湖和南北两山更是寺观林立。因此，佛寺本身也就成了西湖风景区的重要景点。“琳琅三竺宇，花柳六桥堤”，说的就是要着意模仿西湖下天竺、中天竺和上天竺等寺庙琳琅的意境，模仿苏堤六桥花红柳绿的韵致。

远颐和园西堤 郝宇光 摄影

清漪园中佛寺的大量出现与其兴建时的政治军事形势及宗教政策密切相关。清漪园开工五年后，乾隆二十年（1755年），准噶尔部叛乱，乾隆派兵西征伊犁，生擒准噶尔首领达瓦齐；二十二年（1757年）准噶尔部再叛，清军再次西征，降而复叛的准噶尔首领阿睦尔撒纳叛逃俄国。征战西北的同时，为了笼络蒙藏诸部，乾隆下令分别在清漪园后山与河北承德普宁寺建造形制相同的汉藏混合式寺庙，即清漪园后大庙和承德普宁寺。事实上，这种兴建寺院以扶持藏传佛教进而笼络蒙古的做法由来已久，是清朝统治者控制蒙藏一贯的有效途径。早在立国之前，后金政权在与明朝争夺中原控制权的过程中，便一直非常重视笼络蒙古诸部，以共同对抗明廷，其笼络手法一是与蒙古诸部上层联姻，一是尊崇和扶持蒙古诸部笃信的藏传佛教，希望以藏传佛教保护者的姿态争取桀骜不驯的蒙古部族的拥戴。清军入关后，为迎接五世达赖入京，于顺治九年（1652年）在北京建造了第一座藏传佛教寺院西黄寺。此后，清《理藩院则例》记载，清代前期政府在北京出资建造和改建的喇嘛庙有30余座。所以说，清漪园后大庙的建造并非偶然，它既是当时特殊政治军事形势的产物，也是清政府长期推行的蒙藏政策的体现。

4.轩墀爽塏 以听政事

清漪园建成后，乾隆帝非常喜爱。但是，由于与圆明园相距甚近，乾隆帝从未在清漪园中驻跸，“过辰而往，逮午而返，未尝度宵”。当时，他给几座重要的皇家园林做了一番定位：“然而畅春以奉东朝，圆明以恒莅政，清漪、静明一水可通，以为敕几清暇散志澄怀之所⋯⋯”作为“散志澄怀之所”，清漪园更多的是承担游憩娱乐功能，而非政治功能。尽管如此，清漪园中却有一座具有鲜明政治功能的宫殿——勤政殿。

清代皇帝有园居的习惯，所谓“紫禁映红墙，未若园居良”。满族统治者来自关外，很不习惯北京城内炎夏溽暑的气候，尚保持着祖先驰骋山野的骑射传统，不乐于像明代皇帝那样整日身居宫禁，希望能在郊野的自然风景地带营建居处之地。而作为高度专制集权的清朝皇帝，“朝纲独断”，皇帝的行在决定着行政职能的转移，皇帝在离宫中驻跸，离宫就被赋予了行使行政职能的权力，离宫中必然会出现一个办公场所。清代皇帝长年驻跸皇家园林，皇家园林就必须有一个相对完整和独立的政治区域，以便能够承担处理国事和政务的功能，听政殿的出现势所必然。清代皇帝的勤政传统，使得清代皇家园林中无一例外地都会出现勤政殿。如清漪园，乾隆帝从未打算在清漪园驻跸，也确实没有在清漪园驻跸过，而且其常驻的圆明园距清漪园只有咫尺之遥，但还是一开始就在这座用以“散志澄怀”的园林中修建了勤政殿。其实，当时的三山五园都相距不远，也许清帝并不会每到一处园林都必须要处理政事，但至少表明了一种勤政的态度，一种勤政的习惯。

咸丰十年（1860年），三山五园被英法联军烧毁，只有清漪园在光绪年间得以修复并改名颐和园。颐和园建成后，慈禧太后将其当作自己的离宫御苑，清漪园内的听政殿成了名副其实勤政场所，不过这时已不叫勤政殿，改而称为仁寿殿了。

结束语

皇家园林自产生之日起，就有着一种兼容并蓄的姿态，无论从形式、内容还是从功能上，一直是一种多元化的状态。从形式上讲，皇家园林涵盖了掇山理水、建筑布局、花木配置等多种园林艺术形式；从内容上讲，皇家园林中包括了山水形胜、亭台楼榭、奇花异草、珍禽异兽等丰富繁多的内容；从功能上讲，皇家园林承担着生产、狩猎、游憩、娱乐、居住、听政理事等众多功能。皇家园林的这种多元化趋势日益发展成一种包罗万象的特性，天人感应、皇权至尊、纲常伦理、宗教信仰、大一统等封建统治思想，都在园林的艺术形式和内容中有所体现。

颐和园作为中国最后一座集大成的皇家园林，是中国正统城市文明的浓缩和精炼，是中国古典文化的具象和外化。以颐和园为代表的中国皇家园林，是中国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有力象征。

作者简介

王鸿雁，颐和园文物部研究馆员。